蒙古人从马背上得天下，也企图在马背上治天下。元朝建立后，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政策，把国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高高在上，汉人、南人饱受剥削和压迫。元末，汉人、南人奋起反抗，红巾军大起义波及全国。

　　在起义军首领纷纷称王称霸时，朱元璋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采用“缓称王”的策略，使北方红巾军成为自己的屏障;然后采取“先西后东”的策略先后歼灭陈友琼和张士诚。最后挥师北伐中原，驱除鞑虏。朱元璋治军严整，用兵如神。毛泽东评价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是朱元璋耳。”

　　农民起义成败启示录：汉人南人饱受压迫奋起反抗

　　早在汉朝建立之初，儒士陆贾就向汉高祖刘邦阐明了“居马上得之”但不可以“马上治之”的逆取顺守之道，此后历代开国之君皆遵循此道以图天下长治久安。到了元代，狂妄自大的蒙古统治者不接受汉人的治国理念，他们在马背上得天下，也企图在马背上治天下。

　　忽必烈在灭南宋统一全国后，继续穷兵黩武，频频对日本、占城、安南、缅甸和爪哇发动战争，结果无不以失败告终。虽然忽必烈本人没有种族主义者的迹象，但他晚年逐渐疏远在元朝建立过程中起过重大作用的汉人儒士和官僚，他的后继者变本加厉，把全国人民划分为四等人：一等人是蒙古人;二等人是色目人(包括西夏、回回等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三等人是汉人;四等人是南人(指长江以南的汉人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人为制造种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使地位低下的汉人和南人饱受压迫和剥削。

　　元顺帝至正年间，政府加重税收，滥发纸币，贪官污吏骄横跋扈，地主豪强欺压百姓，加上接连出现严重的天灾，使失去土地的农民流离失所，纷纷揭竿而起。小规模的农民暴动遍及全国，而起义者多是汉人和南人。面对人民的反抗，蒙古统治者的唯一手段就是武力镇压。元丞相伯颜等人提出杀绝汉人张、王、刘、李、赵五姓的主张，同时又重申汉人不得执兵器，不得执寸铁的禁令，激起汉人的集体反抗意识。

　　当时在黄河流域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因黄河于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连决三次，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元顺帝命贾鲁为总治河防使，征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十五万民工到黄河服役。在修治黄河时，民工恰好在黄陵冈(今山东曹县西南废黄河北岸)挖出一个独眼石人，背上刻着“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两行字，与当时流传的童谣相呼应。消息传出后，黄河流域人心思乱。

　　至正十一年五月，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等人趁机倡言天下将大乱，宣称韩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当赶走蒙古人为中国主。他们聚众三千人，以红巾为标志，在皖北宣誓起义，攻下颍川(今安徽阜阳)。同年八月，徐寿辉、彭莹玉在蕲水(今湖北浠水县)起义，攻下蕲州，也以红巾为标志。

　　刘福通三路伐元攻克汴梁

　　韩山童在准备起义时，因泄露消息，被县官捕杀。他的妻子杨氏带其子韩林儿躲进武安山中。刘福通率领起义军相继攻下朱皋、罗山、真阳、确山、汝宁、息州、光州等地，并开仓赈济贫民，沿路农民积极追随起义军，“众至三十余万，元兵不能御”。

　　徐寿辉、彭莹玉起义后，推徐寿辉为首，建元始平，国号天完。这支起义军很快就占领了武昌、安陆、沔阳、江州、饶州、杭州等地。

　　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定远人郭子兴、孙德崖等人攻占濠州，响应刘福通。萧县人芝麻李和彭大、赵均用趁元军被徐寿辉打败之际攻占徐州。同年九月，元丞相托克托率军攻徐州，芝麻李败死，彭大、赵均用率余众奔濠州与郭子兴会合。

　　在刘福通起义前，方国珍已于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在浙东起义，他的起义军主要在海上活动，并乘虚攻打温州，元江浙行省左丞博罗特穆尔率兵前往镇压，被方国珍打败。方国珍后来投降元朝。

　　元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泰州人张士诚起义。张士诚以操舟运盐为业，为人“轻财好施，得群辈心”。因卖盐于富家，常被富家凌侮，甚至“负其直不酬”，张士诚遂率众起兵，攻占泰州、兴化、高邮等地，自称诚王，建元天祐，国号大周，后来张士诚也接受了元朝官号。

　　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二月，刘福通访得韩林儿下落，迎立为皇帝，号称小明王，国号大宋，改元龙凤，建都亳州(今安徽亳县)，中原各地的红巾军都接受了大宋的领导。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刘福通分兵三路伐元。东路由毛贵率领，占据山东;中路由关先生、破头潘、冯长舅等领导，进攻晋冀，直趋塞北;西路由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率领，进攻关中地区，与此同时，刘福通率精锐攻占汴梁，并以汴梁为都。

　　在红巾军节节胜利、声势大振之际，元朝统治者派悍将察罕帖木儿和李思齐等率重兵镇压起义军。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察罕帖木儿以兵分镇关陕、荆州、河洛、江淮等地，对起义军实施各个击破的战略。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察罕贴木儿攻占汴梁，韩林元、刘福通退守安丰。这时，东路军总指挥毛贵被部下赵均用所杀，赵均用又被续继祖所杀，察罕帖木儿趁起义军内乱攻占山东。起义军大本营被攻占，东路失守，其他两路进退失据，相继失败。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张士诚攻占安丰，杀刘福通。

　　徐寿辉领导的红巾军也发生内乱，彭莹玉战死后，先是倪文俊谋杀徐寿辉未果逃奔黄州，被其部下陈友谅袭杀，后来陈友谅又杀了徐寿辉自立为帝，国号大汉。徐寿辉的将领明玉珍占领了四川，因不服陈友谅的领导，于至正二十三年在重庆自立称帝，国号夏，建元天统。

　　朱元璋陈友谅决战鄱阳湖

　　当郭子兴在濠州举起义旗响应刘福通的时候，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朱元璋正在皇觉寺里当和尚。当时他想躲避兵灾，在神像前卜了一卦，结果显示去留皆不吉。他自言自语道：“得无当举大事乎?”于是又卜了一卦，结果显示大吉。朱元璋大喜，便于至正十二年三月加入郭子兴的红巾军队伍。郭子兴“奇其状貌”，任命他为亲兵长，还把自己的养女马氏嫁给他。

　　朱元璋胸藏韬略，郭子兴凡有攻伐，“必召与谋，命之往，辄胜”。至正十三年，朱元璋见濠州起义军诸将“日事剽掠”，知道他们成不了气候，与徐达、汤和、花云等二十四人“谋略定远，取滁阳”。至正十四年，朱元璋招降驴牌寨民兵三千人，又在横涧山夜袭元军，得兵二万人，随后攻占滁州。

　　至正十五年，因滁州乏粮，朱元璋率兵攻克和州，渡江攻下太平、溧水、溧阳等地。同年三月，郭子兴病死，五月，小明王任命郭子兴之子郭天叙为都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九月，在攻打集庆(今南京)的战斗中，郭天叙战死，朱元璋统有郭子兴的全部人马。次年，朱元璋攻下集庆，改集庆路为应天府。

　　当时，朱元璋只占有应天府及其周边地区，在他的北边有韩林儿、刘福通，东边有张士诚，西边有徐寿辉等，南边有元军，他们的力量都比朱元璋强大。面对四面强邻，朱元璋接纳儒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兴修水利，广开屯田，发展生产，储备粮草，建设根据地。集中力量对付东、西两边与他为敌的张士诚和徐寿辉。同时，朱元璋还网罗了浙东名士刘基、宋濂、章溢、叶琛等人。

　　至正二十年五月，陈友谅要挟徐寿辉攻陷朱元璋的地盘太平，并约张士诚一起进攻朱元璋。朱元璋两面受敌，他问刘基有何良策。刘基回答说：“士诚自守虏，不足虑也。今友谅方劫主胁下据我上游，宜先图之。陈氏既灭，张氏亦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朱元璋大悦，于是决定先打陈友谅。不久，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称大汉皇帝，并发动对应天的进攻。朱元璋打败陈友谅，率军反攻，先后攻克饶州、安庆、洪都等地。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朱元璋率二十万军队与号称拥有六十万军队的陈友谅在鄱阳湖展开决战，两军大战三十六天，陈友谅被流矢射死，朱元璋大胜。第二年，陈友谅之子陈理投降。

　　消灭陈友谅后，朱元璋把兵锋转向张士诚。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朱元璋包围张士诚的大本营苏州，张士诚自缢而死。接着朱元璋又打败了福建、广东的元军。同时，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兴师北伐中原，迅速攻下山东诸郡。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占领开封，八月攻克元大都(今北京)，元顺帝仓皇逃往上都(今内蒙古多伦西北)，元朝的统治被推翻。之后朱元璋又用20年时间消灭了元朝残余势力和其他不听命的农民起义军，统一了中国。

　　成败分析

　　朱元璋成功原因之一：“缓称王”避免四面受敌

　　急于称王是历代农民起义军领袖的通病，只有少数头脑冷静的人是例外。陈胜不听张耳、陈余忠言，过早称王，导致内部分裂，将领不服从命令，被秦军各个击破。

　　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也大多犯了这个错误。刘福通把自称是宋徽宗第八代子孙的韩山童之子韩林儿推上皇帝宝座，固然有利于号召天下汉人反抗元朝，但同时也使元朝统治者把矛头指向北方红巾军。元朝的军事实力虽不如建国之初，蒙古铁骑却依然很有战斗力，加上北方红巾军活跃在中原和北方地区，对元大都产生直接的威胁，元朝统治者不得不全力对付北方红巾军，使刘福通的红巾军几乎独力承受元军的重压。

　　其他起义军领袖如徐寿辉、张士诚、陈友谅、明玉珍等也纷纷称王建立自己的政权，在强敌如林，称王条件尚不具备的前提下，这种做法显然是不明智的，称王的结果只会招来更多的对手。徐寿辉、陈友谅、张士诚先后被杀或被灭，明玉珍占据偏远的四川，也只能偏安一时，明玉珍死后，他的继承者虽负隅顽抗，但无力抵抗强大的明军，只好投降。

　　朱升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在当时是富有远见的战略思想，尤其是“缓称王”的建议被朱元璋采纳后，对朱元璋势力的生存发展起了很大作用。韩林儿、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当时实力最强，他们在朱元璋的北边，朱元璋在政治上臣属于小明王，没有独树一帜，避免了树大招风，四面受敌。由于有北方的红巾军对元军进行阻挡，朱元璋才有时间和力量对付东、西两面的张士诚和陈友谅。

　　遵循“缓称王”的原则，朱元璋在消灭陈友谅后才自称吴王，在推翻元朝统治后才称帝，成为名副其实的开国之君。

　　朱元璋成功原因之二：战略战术正确所向披靡

　　韩林儿、刘福通领导的北方红巾军刚开始时声势浩大，各地起义军纷纷响应，把元军打得落花流水，随后在北宋故都汴梁建都，兵分三路伐元，东路军曾一度直逼元大都。这种战略无非是想尽快占领更多的地盘和尽早推翻元朝的统治。然而结果适得其反，北方红巾军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的战略目标，反而被元军打败。

　　徐寿辉领导的红巾军也占领了不少地方，但诸将均无“远志”，以至于“所得多不能守”。陈友谅阴险狡诈，虽然能征善战，但其战略战术远不如朱元璋高明。加上天不助他，在鄱阳湖大战中被朱元璋“乘风发火”打败。张士诚自占据东吴后不思进取，耽于逸乐，怠于政事，难怪刘基说他是“自守虏”。

　　在当时众多农民起义军领袖中，朱元璋的军事才能无人能及。在刚加入起义军时，他的才能就被郭子兴看重。后来攻滁阳，克和州，均出自他的谋略。在鄱阳湖大战即将开始时，朱元璋见陈友谅列巨舰当前，对诸将说：“彼臣舟首尾连接，不利进退，可破也”。便决定采用火攻的战术。在决定铲除张士诚的势力时，朱元璋派将先取被张士诚控制的高邮、淮安等地，另派将东向湖州、嘉兴及杭州，消灭了张士诚的主力军，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在苏州包围张士诚，使张士诚走投无路。

　　在兴师北伐中原前，朱元璋与诸将商议进军路线，常遇春提出挥兵直取元大都，朱元璋否定了他的意见，他说：“元建都百年，其守必固，若悬师深入，不能即破，顿于坚城之下，馈饷不继，援兵四集，进不得战，退无所据，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枢。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鼓行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矣。”诸将无不称善。正是按照这一战略部署，由徐达率领的北伐军势如破竹，很快就占领了山东、河南等地，最后进军元大都，结束了蒙古人的统治。

　　朱元璋成功原因之三：治军严整禁止烧杀抢掠

　　朱元璋不仅有过人的军事才能，在政治上也比其他起义军将领更有远见。他率领的军队纪律特别严明，他多次下令不准杀平民、俘虏，不准抢劫妇女、财物，不准烧房子，如有违者，必杀无赦。

　　早在至正十四年，李善长就对朱元璋说：“秦乱，汉高祖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遂成帝业……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朱元璋对李善长的提醒十分重视，从此加强对军队的纪律教育。至正十九年春，朱元璋占领婺州，准备派将攻打浙东未下诸路，出发前他对诸将说：“克城以武，戡乱以仁。吾比入集庆，秋毫无犯，故一举而定。今新克婺州，正宜抚绥，使民乐向附，则彼未下诸路亦必闻风而归。吾每闻诸将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杀人，辄喜不自胜。盖为将者能以不杀为武，岂惟国家之利，即子孙实受其福。”

　　至正二十年五月，徐达、常遇春大败陈友谅军，生擒三千人。常遇春认为这些俘虏不杀将成后患，徐达不同意，并派人上报朱元璋。常遇春夜杀俘虏，朱元璋派来的使者来到时，只剩三百人未杀。朱元璋获悉后很不高兴，命令徐达监督所有将领，禁止诸将杀俘。由于纪律严明，朱元璋的军队所到之处秋毫无犯，深受老百姓的欢迎。这样的军队不仅元军比不上，其他起义军也望尘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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