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女性主义和普拉斯概述
女性主义是20世纪广泛兴起的在政治、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反抗男权、争取女性自由的运动。长期受压抑的状态使广大女性在这场运动中奋力寻找自己的声音和身份，逐渐改变性别弱势的状况。这一运动的兴起，相伴着女性文学的兴起和繁盛。一大批文学巨擘先后涌现，一方面波伏娃，弗里丹等文学理论家已在文学史册上永绽光辉，另一方面，大量的女性作家和她们的文学作品也让人们更深刻地认识、理解甚至改变女性的生存状态。
普拉斯的诗属自白诗一列，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一种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当普拉斯于1960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巨像及其他》时，读者和评论界反响并非十分热烈。到了1965年即她自杀后的第三年出版的诗集《爱丽尔》才开始为她赢得声誉。尔后由其丈夫英国桂冠诗人特德·休斯整理并出版了她的两卷诗集《渡湖》和《冬天的树》，把普拉斯作为自白派诗人的声誉推向了最高点。至今，她依旧声名不衰，尤其是1998年休斯的遗作《生日贺信》又再次勾起了人们对普拉斯深深的怀念之情。她的诗艺与人生悲剧无法分开。普拉斯不仅成为后现代主义自白派的代表，而且也因其作为女性作家为创作所做的努力和其诗歌中对男权社会的反叛精神成为女性主义文学的碑石。
二、死亡作为抗争
西尔维娅·普拉斯在诗歌形式上继承了惠特曼的传统：简洁、大方、自由，没有雕琢的痕迹，好像是自然流淌出来的，但内容上别开生面，很少顾忌，残缺的肢体、肮脏的角落、恐怖的病房，都能借来人诗，又因为诗人是女性，其视角就更为独特，所选择的意象更为敏锐。尤其是普拉斯与丈夫分手后，内心一片茫然，“光明不复存在”，写出的诗越发刻薄，也越发深刻。
在普拉斯一生的诸多恶梦中，父亲像一座巨大的雕像投下了沉重的阴影，使她一生都为之负罪累累，痛苦不堪。普拉斯为逃避孤独曾经将父亲当作自己的偶像，但后来这个偶像反而变成了对她个人生活最大的威胁，全部人生信念从此崩溃。女性主义认为父权为中心的社会机制是女性受压抑的根源，因此，抗争父权或男权成为其不懈的动力和目标。在众多女性作家笔下，寻回话语权，找回女性意识，重置迷失的身份都是抗争的手段。普拉斯在其狂暴内心的指引下，描述了大量以死亡为意象的诗歌。虽然一方面评论家们一致将她个人的生活经历作为解释她笔下黑色艺术的原因，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否认女诗人从其女性角度出发对父权社会作出的反抗。
《爹爹》这首诗歌充斥着浓重的压抑气氛，她写到：“你是只黑皮鞋/我曾像只脚住在这里三十年/穷困和悲凄/只敢呼吸和抽泣。”诗人将她的父亲比作法西斯、魔鬼等，而诗人自己却以犹太人自喻，深刻的揭示了其成长环境的压抑状态。女性主义者认为人类进入父权社会后，女性在社会、家庭关系里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在性别权势中低于男性，长期受到男权社会的束缚。在普拉斯的诗作中，这类受压制、受束缚的状态透过其女性的独特体验，如分娩，对身份的转变感到惶恐不安，对新生儿的亲近与排斥，对父亲的复杂感情，对丈夫的爱恨交织等等。
然而，在诗中除了凝重的压抑感，读者仍能体味到诗人对父亲的爱和依恋。普拉斯将父亲比做法西斯，但却写到，“每个女人都崇拜法西斯分子”，“那人(指其父)，把我可爱的红心一咬两半//我十岁时他们埋葬了你//二十岁时我有死的意图/回到，回到，回到你的身边，哪怕你已变成白骨。”诗人甚至将自己和她父亲合为一体，“要是我杀一个人，就等于杀两个人”，从这些诗句中，普拉斯对其父亲的依恋清晰可辨。结合到诗人的经历，评论家也认为这种对父亲的复杂情感也是她对背叛自己的丈夫的感情写照。
正是这种爱恨交加、依赖和埋怨相间的感情，使女诗人在精神上愈加痛苦，受尽煎熬，最终进发了那撕心裂肺的呼喊，“爸爸，我要杀死你，/我来不及动手你就死去——/一尊可怖的雕像大理石般沉重。”诗中她还把父亲比作魔鬼、法西斯、希特勒，流露着嘲讽、反感、怜悯的复杂情感。在《爹爹》这首诗里，除了表现某种希望的破灭外，它也许不能单纯理解为字面意义上的父亲，而抽象延伸为一种象征失望、异化、邪恶、神秘、怨恨以及男女性别对立等诸种含义。普拉斯在这首诗里，一连也用了好几个“黑”字，“你站在黑板前面，……你是只黑皮鞋/……一身黑的男人，/……那架黑色的电话机被连根拔起/……你那肥厚的黑色心脏里有一根标桩/因而村民不喜欢你。”这几个黑字固然与她惯用的以黑色作为艺术底色有关，在看到普拉斯对希望破灭后的绝望和难以排遣的郁恨中，也让人看到了她对崇高和阳刚之美的彻底否定。
最终，诗人以死的志愿结束了这种精神的折磨。“爹爹，爹爹，你这混蛋，我结束。”从中可以看出诗人以死相抗，来显明自己抗争压抑、抗争父权的努力。
三、死亡作为妥协
普拉斯的诗显而易见具有某种类似于疯癫状态的狂躁气质，它们不仅有许许多多突兀的、出人意料而又光芒四射的意象和意味，难以穷尽的象征、隐喻，而且诗的语言也往往打破逻辑和时空的顺序、而随意识自由地驰骋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成为超越理性束缚和心理屏障的精神载体。她的意识在摆脱理性的限制而濒于疯狂之际，往往能直接洞穿生命的内核，论言妄语成为最灿烂夺目的诗章，就像在《女拿撒勒》中体现的那样，天才与疯狂悲剧性地统一在一起，令人惊叹又惋惜。
相较于《爹爹》，《女拿撒勒》这首诗以更加直白的方式讨论死亡。“死，是一种艺术，象一切其他的东西。”从该诗的最后一节来看，“我披着一头红发/从灰烬中升起，/象呼吸空气一样吃人，”该诗表达的是强烈的反抗意识。在经受了男权的压抑，诗人渴望通过死亡来摆脱这种痛苦，并进行最强烈的反抗“象呼吸空气一样吃人”。
当结合到诗人之前的叙述，诗人的渴望只能是其终极的幻想。首先呈现于读者眼前的是诗人对死亡的眷恋，“我又尝试了一次，/我十年/尝试一次——”，从中读出的是诗人曾经的自杀企图。接着“我是一个笑容可掬的女人，/我仅仅三十岁，/我象猫一样有九条性命，//这是第三条/每十年就要消灭/一个废物!”此处进一步验证了诗人对生之厌恶。之后，普拉斯再一次提及之前的自杀经历。“第一次发生在十岁，那是一次意外，/第二次是我有意，要干出个明堂，/根本不愿回头。”
在诗歌中，死亡的意象也比比皆是，“纳粹的灯罩”、“镇纸”“上等犹太人亚麻布”、“那条餐巾”等等。然而从这几句“我这样干使自己感到死是地狱/我这样干使自己感到真死，/我猜想你们会说我身负某种使命”，感到诗人隐隐地为着某种力量所折服。死亡是恐怖和真实的诗人自己明了，可她仍揣测着世人知道其死后的猜想，这似乎带给她某种满足感“身负某种使命”。仔细阅读诗歌，这种使诗人折服的力量来自诗中所指的“我的敌人”，“敌人先生”。“我的敌人”使诗人放弃生之希望，奔赴“某种使命”。
结合到诗人自己的生活经历，为了摆脱对父亲的爱恨交加的感情，普拉斯曾有过几次自杀尝试。在丈夫背叛她另结新欢后，普拉斯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尝试自杀，并最终离开人世。诗人试图摆脱父权的压抑，妄图以死相抗，可是最终成为一种向“敌人先生”妥协的方式?“我的敌人”强化了男女两性的对立，也让人们看到了诗人的妥协。
四、死亡的终结，不尽的猜想
普拉斯的诗歌穿梭于“自白、自我、自杀”之间，并将罗伯特·洛威尔所开创的一代诗风推到了顶点，实现了W·B·叶芝所谓的20世纪诗歌将是“心灵发出的叫喊”的夙愿。她是一个“内心狂暴的诗人”，她在用生命写诗，也在用死亡锻造黑色艺术。某种意义上说，她要通过诗的形式控告男性作为整体，在婚姻、家庭、社会上给女性造成的伤害。按照普拉斯的理解，女性因男性的压迫心理逐渐扭曲，原本完整的人格变得支离破碎。
通过《爹爹》、《女拿撒勒》两首诗歌中死亡主题的探究，普拉斯以死亡为武器来对抗男权社会，还是以死亡向男权社会妥协，都尽得剖析。最终诗人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也让人们不断地揣测诗人的死是抗争抑或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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