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2年3月，英法等国签订亚眠和约，实现了欧洲大陆的休战。次年3月，在法国和其他一些强国不断施加压力之下，英军终于被迫撤出埃及。但是，英国仍继续支持马木路克中的亲英势力在埃及一些地区实行武装割据，以便为日后再次干涉埃及作好准备。奥斯曼帝国政府一直把妄图卷土重来的马木路克视为眼中钉，竭力限制、打击其势力，冀图重新在埃及确立支配地位。法国深知英国对埃及的图谋，自然不甘示弱，也千方百计在马木路克中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与英国在埃及展开激烈的争夺。这样，在英法对抗的背景下，土耳其军队与马木路克之间以及马木路克内部的冲突都日益激烈，致使整个埃及继续因战乱而动荡不宁。在民族危难之际，广大埃及人民迫切需要有见识，有胆略的人物来领导他们反抗侵略，结束内乱，振兴国家。正是在这样的乱世之中，穆罕默德·阿里登上了埃及的历史舞台。
穆罕默德·阿里(1769—1849)是阿尔巴尼亚族人，出生于马其顿沿海城市卡瓦拉。他早年曾经营烟草生意，后应征入伍，成了奥期曼军队的下级军官。1799年，阿里随奥斯曼军队开赴埃及，参加抗法战争。由于他能征善战，屡建功劳，很快崭露头角，步步晋升。1803年5月，他已成为驻埃及的奥斯曼军队主力之一——阿尔巴尼亚军团的指挥官，拥有6000名精锐士兵，是埃及国内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穆罕默德·阿里敏锐地察觉到，埃及人民与英法殖民者、奥斯曼宗主国以及马木路克封建军阀的矛盾已达到无法调和的地步;赶走侵略者，结束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铲除马木路克势力，实现国家统一，已成为全体埃及人民的共同愿望。因此，他决心夺取埃及政权，在尼罗河畔建立一个能与奥斯曼帝国和欧洲列强抗衡的强大帝国。为实现这一计划，他开始凭藉手中的军队，联合各阶层人民，利用英国、法国、奥斯曼帝国和马木路克各派别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不断扩充自己的力量。
穆罕默德·阿里需要扫除的一大障碍是那些地位比他高、影响比他大的驻埃土耳其将领。他摆出一副谦恭的姿态，一再拥立这些人为埃及总督，然后再利用马木路克的叛乱和人民的反抗，在宫廷政变中将他们推翻。接连几任总督的倒台及其心腹和部属的覆灭，几乎使所有能与阿里匹敌的土耳其将领都一一消失了，也使除阿尔巴尼亚军团以外的驻埃奥斯曼军队基本上都被打垮了。到1803年底，穆罕默德·阿里及其统帅的阿尔巴尼亚军团在埃及已处于一种十分有利的地位，既是能在名义上代表奥斯曼帝国宗主权的唯一实力派，又与埃及人民群众、特别是以奥马尔·麦克莱姆为代表的爱国者建立了良好关系，还和马木路克头目们维持着暂时的联盟。
1807年3月20日，英将弗雷泽率6000人攻占亚历山大。穆罕默德·阿里闻讯，一度惊慌失措。不但没有立即赴援，反而试图避免与英军遭遇。但是，广大埃及人民立即动员起来，并积极投入到抗英战争之中。3月底，英军1400人进抵拉希德(即罗塞塔)城。守城军民先诱敌入城，然后发起突袭，一举毙伤敌军500余人、俘敌120人，获得了重大胜利。捷报传来，开罗人民在奥马尔·麦克莱姆等人的领导下捐钱献粮，修筑工事，准备与来犯之敌决一死战。4月7日，英军再次向拉希德发起进攻。守城军民顽强抵抗，使英军伤亡惨重，难以取得进展。在全民抗英卫国的潮流推动下，穆罕默德·阿里这时才下决心抗战。4月19日，阿里亲率6000名步骑兵开赴拉希德。4月21日，依靠武装群众组成的义勇军的支持，阿里在哈马德村击溃英军。英军不得不解除对拉希德的包围，退回亚历山大。两个多月后，欧洲形势又发生突变，拿破仑与沙皇亚历山大签订提尔西特和约，俄国退出反法联盟。奥期曼帝国对拿破仑的背信弃义十分恼怒，转而靠拢英国。这样，为了与奥斯曼帝国改善关系，也为了集中力量对付更为咄咄逼人的法国的威胁，英国政府决定尽快结束对埃及的入侵。1807年9月，英军撤离亚历山大。借助人民的力量挫败英国入侵，使穆罕默德·阿里在执政初期消除了来自外部的直接威胁，从而得以集中力量来清除国内隐患。
这样，穆罕默德·阿里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在埃及实现了数百年未有的全国统一局面，使新王朝的统治基础趋于稳固，并为推行各项改革措施扫清了道路。
穆罕默德·阿里的经济改革
为了实现自己建立一个独立、强盛的大埃及帝国的目标，穆罕默德·阿里推行规模宏大的改革计划，其核心便是采取一系列高度集权的强制性措施来促进埃及经济的振兴和发展。
在埃及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经济改革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农业生产。阿里首先大刀阔斧地改革旧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以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国家的财政收入。前面提及，1809年6月颂布的法令已废除了包税人享有的大部分特权，取消了宗教地产享有的免税权并没收了一批宗教地产。1811年撒拉丁城堡屠杀事件后，阿里下令没收马木路克封建主的包税土地，使其归国家所有。1813年，政府顶住长老们的抗议，又将一大批宗教地产收归国有。1814年，阿里宣布彻底废除包税制，没收了全部包税领地。通过这一系列措施，阿里已控制埃及绝大部分耕地。虽然他将大批土地封赐给阿尔巴尼亚族、契尔克斯族、土耳其族的达官显贵以及一些原包税人和土著官吏豪绅，但仍有约一半土地被迅速分配给无地农民，一般每个农户能分到3—5费丹的土地。与此同时，阿里将原来由包税人随意确定的五花八门的苛捐杂税合并为一种土地税，由国家统一按土地优劣确定税额，简化纳税手续。在阿里统治初期，埃及农民的纳税额要比马木路克时期低得多。由于实行了度量衡的标准化并对全国的土地进行了彻底的丈量，向国家纳税的实际土地面积比包税时期大增，因而在农民负担有所减轻的同时，国家的税收上升了。埃及学者认为，包税制的消亡和土地私有制的出现标志着埃及古老的封建土地制度开始解体。
穆罕默德·阿里还采取限制私营手工业生产和大力发展官办工厂的方针，努力建立埃及自己的民族工业。他注重从西欧各国引进技术，购买设备，聘请专家，吸收资金，使埃及民族工业在初创时期便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和较快的发展速度。
阿里的工业政策首先着眼于增强埃及的军事实力。埃及的军事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速度十分惊人。制硝厂、火药厂、枪炮制造厂、造船厂纷纷建立起来，在法国等国技术专家的指导下，生产出来的武器装备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开罗兵工厂每月生产步枪近千枝，还能铸造24英寸的巨炮。亚历山大造船厂规模最大，占地60费丹，工人最多时达8000人。当时参观过这个造船厂的欧洲官员记叙道，该厂生产的战舰配备上百门大炮，其战斗力丝毫不比欧美各国生产的最新式战舰逊色。
纺织、造纸、玻璃、制糖、榨油、扎棉、印刷、粮食加工、靛青加工、皮革加工等行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纺织工业的发展最快，到1829年已建立了近30家棉纺厂，拥有纺织机1459台、织布机1215台。据统计，到1838年，阿里用于发展工业的投资总额至少达1200万英镑。当时，在工厂工作的埃及人已有3—4万，约占当时埃及全国人口的1%，这一比例在当时东方国家中是相当高的。经过阿里的大力扶植，到19世纪30年代，埃及近代民族工业已初见规模。
埃及工农业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商业和对外贸易的繁荣。埃及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不但能满足国内的需要，而且开始大量出口。为发展商业和外贸，恢复埃及昔日所具有的欧亚非贸易中转站的地位，穆罕默德·阿里大兴土木，发展陆路和水路交通运输，并采取措施改革货币制度。结果，开罗等城市又因日趋活跃的商业活动而繁荣起来，亚历山大再次成为东地中海的贸易中心，上千名外国商人和商务官员常驻该城。1800年，埃及的外贸总额仅为26.9万埃镑;到1823年，上升到211.14万埃镑;到1838年，更高达350万埃镑。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使埃及经济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景象，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埃及国库的收入也直线上升：1798年仅为15.8万埃镑，1818年跃升至150.2万埃镑，1833年超过了242万埃镑，到1842年已接近300万埃镑。
穆罕默德·阿里的政治、文化、军事改革
在经济改革的同时，穆罕默德·阿里在政治、文化、军事等各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统一全埃及虽已实现，但长期分裂和割据留给这个国家的后遗症却不是军事机器可以消除的。为此，阿里大力阔斧地改革行政制度，以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新体制。阿里仿效欧美国家，建立了内阁。埃及的内阁称为国务会议，下设贸易和外交、教育、建设、工程、陆军、海军六个部(1837年后取消建设、工程两部，设立工业、财政、内务三部，改为七个部)。国务会议一般由副总督主持日常工作，但各部部长都由阿里亲自任免，重大决策也由阿里亲自定夺。阿里为标榜民主，建立了咨议会，由政府官员、宗教学者、贵族豪绅和一些其他知名人士组成，议长由阿里的长子易卜拉欣担任。这个机构每年开一次会，审议一些无关紧要的提案，实际上只有咨议权，没有包括立法权在内的其他任何权力。阿里下令把法国占领时期划分的16个行政区合并为7个省，省长由中央政府任免，省下设县、乡、村三级行政机构。村是最基层的行政单位，设有村长、土地丈量员、税务员和全权证人等专职官员。自上而下的一整套严密而完备的行政网络，保证了中央政府的政策法令的贯彻实施，使阿里在各个领域里进行的改革能迅速显示出成效。
在文化教育方面，穆罕默德·阿里一上台就面临重要抉择：是严格限制西方思想文化的输入，还是引进、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不少达官显贵和宗教长老视西方的影响为洪水猛兽，力主在文化方面恢复闭关锁国政策。但阿里经过慎重考虑，认识到要推动改革和振兴埃及，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科技。
穆罕默德·阿里为了尽快为自己的改革振兴计划提供专业技术干部，聘请许多外国专家来埃及讲学和传授技术，并选派大批埃及青年去欧洲留学。当时，来自欧美各国的专家纷纷应聘到埃及的工厂、学校、军队担任顾问。1813年，首批埃及青年赴法国和意大利学习军事。1826年，44名埃及学生被派往西欧学习军事、政治、医学、生物、化学、农学、艺术和考古。到19世纪30年代，在欧洲各国的埃及留学生已超过300人，其中不少人学成回国后在军政部门承担了重任。
此外，穆罕默德·阿里靠拿破仑带来的一台阿拉伯文印刷机起家，创办了埃及第一家印刷厂——布拉格印刷厂。在这之前，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的书稿多为手抄本，讹误甚多，流传不广。有了印刷厂后，很多名著纷纷问世、迅速推广，使专家学者的工作和研究得到极大促进。阿里在位时期，埃及出现了都苏基、谢尔戈维、德尔威什、希哈本丁等著名学者。阿里开办的语言学院还培养出许多有才能的翻译人员，把大批西文的军事、科技、政治、文化书籍译成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第一批被译成阿拉伯文出版的就有法国军事条例、拿破仑法典等西方资产阶级的最新杰作。阿里还在埃及首次创办了阿拉伯文报纸——《埃及记事》，报道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
以上这些措施，使19世纪上半叶埃及的文化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活动出现了前几个世纪所没有的繁荣景象，为埃及培养了自己的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教师、军官和行政管理人员，从而在思想、技术、人才等方面为其他领域的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总的来看，穆罕默德·阿里在政治、文化、军事方面的改革措施与经济改革一样，都是有利于巩固埃及的封建中央集权制的，是为阿里王朝的对外扩张服务的，因而具有明显的封建性。但是也必须看到，阿里的各项改革措施客观上使拿破仑冲开的埃及大门开得更大了，有助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和先进科学技术进入埃及，因而在客观上又促进了埃及资本主义的成长。
虽然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存在许多缺陷，最终因若干错综复杂的内外因素而遭致失败，但其历史功绩和深远意义却是不容抹煞的。它推动了埃及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使几个世纪停滞不前的埃及社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并为埃及资本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它增强了埃及的经济、军事实力，促进了埃及文化的繁荣，使19世纪上半叶的埃及出现了复兴局面，进而成为中东一强。它不但使埃及得以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维护了自身的独立和主权，实际上摆脱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而且大大推迟了欧洲殖民列强侵占埃及的进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赞扬穆罕默德·阿里时期的埃及是“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唯一有生命力的部分”。
五、穆罕默德·阿里的对外扩张
穆罕默德·阿里进行改革的目的之一是建立一个称霸近东的大帝国，因而当改革使埃及的国力步步增强之时，他的对外扩张也逐步升级。正是这一狂热的对外扩张耗费了埃及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使阿里改革的成果逐步被葬送。从1811年开始，阿里发动的对外战争持续不断，历时约30年。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前20年(1811—1831年)，阿里打着奥斯曼素丹的旗号实行扩张;第二阶段是后10年(1831—1841年)，阿里直接向奥斯曼帝国开战，妄图推倒宗主国并取而代之。
19世纪上半叶的奥斯曼帝国已日趋衰弱，欧洲列强的瓜分阴谋从外部威胁着它，各属地风起云涌的民族运动则从内部动摇着它。从某种意义上说，埃及的改革开放和独立倾向正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兴起并冀图摆脱土耳其统治的一种表现。奥斯曼素丹早已看出了阿里的野心，但又无力抑制其迅速增长的势力。同时，巴尔干、西亚和北非的民族运动也使伊斯坦布尔的决策人物穷于应付，招架不住。在这种情况下，奥斯曼素丹便决定利用阿里的强大军事机器来镇压其他属地的民族运动，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即扑灭一些地区的反抗烈火，又削弱阿里的力量。
接着，穆罕默德·阿里便将扩张的矛头指向埃及南面的苏丹。阿里的改革措施当时正在各个领域全面推开，人力、财力的不足成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而持续十年的阿拉伯半岛战事又使这一问题更为严重。阿里听说苏丹遍地是金银宝石、那里的黑人又十分骁勇善战，便指望以侵占苏丹来弥补兵员、劳力的损耗和国库的亏空，一小撮马木路克盘据苏丹北部并时常侵扰埃及边境，为阿里对苏丹大动干戈提供了口实。1820年，阿里以追击马木路克残部为由，派三子伊斯梅尔①率4000名士兵和24门大炮，溯尼罗河而上，侵入苏丹。由于在栋古拉的马木路克残兵闻风逃走，伊斯梅尔一枪未发便占领了该城。但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当地的舍基亚部落却奋起抗击埃及入侵者。由于双方力量相差悬殊，伊斯梅尔轻易地击溃了舍基亚人。此后，伊斯梅尔的大军浩浩荡荡地向散纳尔王国挺进，沿途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当伊斯梅尔率军兵临散纳尔城下时，散纳尔王国末代国王巴迪打开城门向埃军投降。1821年春，阿里又派女婿穆罕默德贝伊率4000名士兵和10门大炮，穿过沙漠向达尔富尔王国挺进。1821年9月，在其都城乌拜伊德北面的拉腊，穆罕默德以先进的枪炮击溃了达尔富尔王国的军队，随即占领了乌拜伊德。两年之内，埃及军队便灭亡了苏丹两个最大的古老国家，控制了苏丹大部分地区。但是，许多苏丹中小部落的反抗并没停止。各地的反埃武装斗争仍此起彼伏，使埃及占领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中，伊斯梅尔本人也在苏丹部落酋长向埃军发动的一次夜袭中被烧死。为了对伊斯梅尔被杀一事进行报复，阿里一次就屠杀了约5000名无辜的老百姓①。直到1824年，埃及占领军才将大规模的抵抗运动镇压下去，但撤入山区的苏丹部落武装进行的零星抵抗此后始终没有绝迹。阿里虽然将埃及的疆城向南推进了6000公里，却没有搞到多少金银财宝，也没有获得大量兵源和劳动力，只是使自己的改革又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1821年，希腊人民揭竿而起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展开了争取独立的斗争。腐败的奥斯曼陆海军节节败退，已无力控制希腊的局势。素丹马哈茂德二世被迫再次求助于埃及，并答应在埃军平定希腊后将叙利亚和克里特岛的管辖权授于穆罕默德·阿里。此时，埃及经济、军事实力由于实施各项改革措施而大大增强，埃军对苏丹的征服又进行得较为顺利，这使阿里更加踌躇满志，便欣然同意了素丹的要求。1822年，埃军首先攻占了克里特岛。1824年7月，阿里派易卜拉欣率2万名陆军士兵和由200余艘舰船组成的庞大舰队渡海赴希腊，易卜拉欣被素丹任命为希腊摩里亚半岛(即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总督。1825年2月，埃军在摩里亚南端的麦索尼登陆，随即向希腊起义军发动进攻。由于希腊起义军内部不团结，易卡拉欣连连取胜，到1825年底已占领了几乎整个摩里亚半岛。接着，他又率军帮助土耳其人攻克了希腊起义军长期固守的战略重镇梅索朗吉昂，破城后烧杀劫掠数日，使该城成为一片废墟。此后，希腊的古都雅典也落入土埃军手中，希腊独立运动已处于极其危难的境地。
这时，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原来在希腊问题上明争暗斗的英、法、俄三国，现在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形成了暂时的联盟，决定援希反土。1827年10月20日，英法俄联合舰队发动突袭，在纳瓦里诺海湾一举歼灭土埃联合舰队。阿里煞费苦心建立起来的埃及海军在这次海战中遭受沉重打击，其精华地中海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几个月后，俄土战争爆发，英法虽没有参加俄土之间的战争，但仍热衷于干预希腊事务。法军在摩里亚半岛登陆，英国舰队也在东地中海伺机采取行动。在这样的形势下，阿里只得下令从摩里亚撤回全部埃及军队。1828年10月，易卜拉欣率残部回到埃及。1829年，根据俄土之间签订的条约，希腊获得独立。入侵希腊的惨败是阿里对外扩张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挫折，为此他丧失了200艘船舰和3万名陆海军士兵，而这些正是他在改革中振兴经济、发展工业、组建新军的重要成果。
从表面上看，阿里的对外战争胜多于负，使埃及的领土大大扩展，似乎是阿里通过改革富国强兵的结果。究其实质，为扩张王朝势力而进行的这场对外战争完全是非正义的，恰恰从侧面显现出阿里改革的封建属性。正是连绵不断的对外扩张，使埃及国家和人民元气大伤，动摇了阿里政权的根基。这是导致阿里改革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
六、穆罕默德·阿里统治后期的暴政和人民的反抗
虽然穆罕默德·阿里推行的改革措施最初给埃及人民带来了一些好处，但阿里政权的封建专制特征决定了这一改革的最终受益者不可能是埃及下层群众，而只能是以阿里为首的新地主贵族集团。阿里发动的旷日持久的对外战争，又使埃及农民和城市贫民丧失了他们在阿里统治初期获得的微薄利益，而且境况更趋恶化。为了将日益沉重的财政负担转嫁到下层人民身上，阿里政府千方百计地增加捐税的税额和种类。埃及的土地税逐年提高，1814年时每费丹土地最低税额仅5皮亚斯特左右，而到1837年则达到了38皮亚斯特。从1822年开始征收人丁税，年满12岁的男子都须缴纳。税额大体上相当于个人年收入的1/12，即一个月的收入，最高额为500皮亚斯特，最低额为15皮亚斯特，非穆斯林还得另外交8至10皮亚斯特。后来，苛损杂税越来越多，如椰枣树税、船税、关卡税、所得税、入市税、捕鱼税、牲口税、旅店税等等。以椰枣树税为例，规定农民家里每种植一棵椰枣树就要缴1.5皮亚斯特的税;1833年，国家仅椰枣树税一项收入就高达近10万埃镑。
在进行对外战争的同时，阿里也一直热衷于在国内和其他占领地区大兴土木，从而导致埃及的劳动力资源严重匮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阿里政府和各地的大地主们频繁强征农民去开挖河渠、修筑道路、建造工厂、修建宫殿乃至构筑军事工程等，使农民们被日益加重的徭役压得喘不过气来。据记载，为了修筑马哈茂德运河，就先后征调了40万民工，其中12000人死于运河工地。另有材料提到，仅1825年这一年，就有35.5万人被征集去开河挖渠。对于当时总人口不过300多万的埃及来说，这个数字实在是非常惊人的。
阿里将埃及传统的募兵制改为征兵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提高埃及军队素质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对外战争无休止地持续下去，埃及的兵源已告枯竭，这种征兵制便演变成了抓兵制。政府甚至时常出动军队包围城镇和乡村，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到处围捕壮丁，将他们用铁链锁在一起，强行押往军营。到了阿里统治的后期，政府已难以抓到青壮年，便将老人和少年也强征入伍。阿里还下令在学校里开展军事训练，强征学生去当兵。
人民的抵制和反抗并未使穆罕默德·阿里改弦易辙，反而使他变本加利地实施镇压。1830年，埃及政府颂布了惩治抗税抗丁和暴动的法令。此后，一系列此类法令接连颁布，惩罚日趋严厉。凡由于逃避服兵役而故意伤害自己躯体者，将被判终身服苦役，并由其亲属替他服兵役。凡聚众叛乱者，主犯流放苏丹五年，从犯服苦役五年，其他人鞭笞四百。不过，镇压愈烈，反抗也愈烈。到19世纪30年代后半期，在此起彼伏的人民反抗怒潮的冲击下，阿里的改革计划即使采用暴力手段和强制措施也已难以继续推行下去。
七、第二次土埃战争和穆罕默德·阿里改革的失败
结束第一次土埃战争的屈塔希亚协定只是穆罕默德·阿里与素丹马哈茂德二世之间的暂时妥协，此后土埃双方都在积极地为新的较量作准备。马哈茂德二世竭力在国内推行改革，试图凭藉普鲁士教官的帮助组织一支新军;对外则进一步投靠英俄等欧洲列强，希望借助它们的力量来遏制阿里的势力。阿里除了继续扩军备战外，一再要求素丹将被占领地区的世袭统治权正式授予他;同时进一步向东扩张，派兵进入伊拉克，鼓动当地的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起来反对奥斯曼的统治。
随着欧洲列强更深地插手东方问题①，土埃冲突与欧洲列强之间的争夺互相纠缠在一起，更加趋于复杂化。对于俄国来说，埃及还只是个遥远的目标，而控制黑海两海峡显然更为重要。沙皇利用俄国在第一次土埃战争末期曾出兵援土的有利条件，在战争结束后立即与土耳其签订了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使俄国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保护人”。英国的战略是维护奥斯曼帝国，遏制穆罕默德·阿里，牵制俄国和法国。法国一直是英国在中东的老对手，且与穆罕默德·阿里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因此，当英国在土埃冲突中倾向土耳其之时，法国便开始暗中支持埃及。在土埃对抗问题上，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国也倾向于援土反埃，比较接近英俄两国的立场。列强的明争暗斗必然促使土埃之间的矛盾更趋激化，最终导致第二次土埃战争。
经过一番紧张的幕后活动，英国终于在联合普、奥的基础上拉拢俄国，决定撇开法国达成解决办法。1840年7月15日，英、普、奥、俄、土五国签订伦敦条约。条约规定，授予穆罕默德·阿里家族统治埃及的世袭权利，阿克省划归阿里终身管辖，埃及军队则应从其他地区撤出，归还土耳其舰队;奥斯曼素丹批准的所有协定和法令应在埃及和阿克省生效，埃及应每年向素丹纳贡;若阿里在十日内不接受条约，将剥夺他管辖阿克省的权利;若再过十天阿里仍不接受条约，将剥夺他统治埃及的权利及其他一切权利;在阿里拒绝接受条约的情况下，五国还将对他诉诸武力。该条约公布后，法国朝野哗然，对英国表示强烈不满，有人甚至主张以武力援埃反土。
列强插手埃及和穆罕默德·阿里改革的最终失败说明，虽然西欧资本主义对马木路克埃及的冲击为阿里的上台和他的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殖民列强并不希望在欧亚非三大洲的要冲出现一个政治独立、经济强大而又不受它们控制的埃及帝国，因为这样一个大帝国必将取代正在日趋衰落的奥斯曼帝国而成为列强对中东进行殖民扩张的新障碍。这正是阿里改革难以取得成功、埃及不可能真正振兴的外部根源所在。然而，外因毕竟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阿里封建王朝的专制性和扩张性，始终对阿里改革的积极潮流起着逆向作用，对缓慢成长的埃及资本主义因素起着抑制作用，这正是阿里改革遭到失败的内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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