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很多人都是在黄飞鸿系列电影里第一次听说白莲教，在电影里白莲教绝对就是反派的存在，也是暗示了一下白莲教的性质。历史上的确存在过白莲教，而且给人们带来的影响绝不仅仅是电影里那么轻描淡写，实际上白莲教从唐朝就开始有记载，毕竟唐朝时期相当开放，但是到了清朝白莲教彻底成为清政府的敌对势力，而且教内分支也多了起来。白莲教到底是怎么组织起来的的呢?下面就为大家揭秘白莲教背后的真相。
白莲教这个名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非常陌生的。除了武侠小说里的强力门派，就是历史书角落中的龙套过场。但他们在历史上的存在感，远强于教材所能给予的篇幅。类似清朝白莲教起义这样的大事件，其实在历史上屡次出现。尤其是在体制异常僵化的明朝，白莲教众逃离内地，在边境上成为数十年的心腹大患。
现在普遍认为白莲教起源于佛学昌盛的北宋年间，但这些看似膜拜弥勒佛的小团体，其实也是大有来头。他们的信仰体系起源，不仅早于北宋，也远早于佛教出现的年代。
弥勒佛的原型实际上是来自内亚的拜火教神--米特拉。作为一种从有文字记载前就出现的宗教体系，一直在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传播和改变。当古代印欧人带着米特拉神崇拜，驾着战车去征服印度。新的形象也逐渐出现在了印度教中。以至于在更晚期出现的佛教中，就有了进一步转变的弥勒佛。
米特拉信仰向西也影响了欧洲。他们先是在小亚细亚等地，与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合体，成为新的太阳神标志。接着又一路向西，以原始的狮子形象和善战之名，成为了罗马军团士兵的普遍信仰。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前，米特拉神在罗马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结果，米特拉神在被基督教取而代之后，又以天使长米迦勒的形象，继续活跃下去。
在古典时代后期--中世纪早期的波斯，脱胎于原本拜火教信仰的摩尼教又孕育而生。这种结合了部分希腊哲学与基督教思想的“波斯异端”，重点向东发展，一路从西亚传入东亚。他们也将米特拉作为主神之一，并逐步同在当地站稳脚跟的佛教产生了联系。以至于隋唐时代的东亚人都分不清两者的严格区别。米特拉神与弥勒佛也在东土完成了主题与分身之间的合二为一。
摩尼教在中亚遭到伊斯兰打击后，又在东亚被唐朝的灭佛运动重创。但作为一个有较完整组织体系的教派，还是分散在了民间，继续传播。到了两宋时期，摩尼教虽然摆不上台面，却也是民间非常盛行的教派之一。原先的太阳神标志，逐步被印度化的莲花取代，米特拉神形象也彻底融入弥勒佛体内。这让他们看上去更像是来自印度的佛教。最终以白莲教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
由于官府的持续打压和佛教派系的不断攻击，已经相当本土化的白莲教还是不可避免的被牵扯到很多事件中去。北宋末年的方腊起义，就有他们大力协助的因素。大量底层民众，因生活的困苦而拜倒在弥勒佛下，让他们很难被官府彻底消灭。
元朝一统长江南北后，白莲教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改善。一方面是继续信仰佛教、伊斯兰和基督教的上层人士不屑，一方面是地方上儒家大族们的本能敌视。所以白莲教依然被限定在底层人群中，发展维度有很大局限。但也是利用南北交通的联动，这种在江南完成重生的小教派，一路到了北方各地。
元末，一系列的天灾与大规模瘟疫，摧毁了整个王朝的脆弱基础。以底层人士为主的白莲教，自然出现在了风起云涌的叛军之中。他们以教团形式，加入了著名的红巾军。最后协助朱元璋在江南有了立足之地。这段历程在几百年后，还启发了创作《倚天屠龙记》的金庸。
惨遭清算
利用白莲教的朱元璋很快就对他们大开杀戒
但就和之前的历代统治者一样，上位的朱元璋很难不忌惮拥有自发组织的白莲教。尤其是这些教团已经在民间发展数百年之久，很难不有悖于朱元璋的高压管制理念。于是，在他开始东征苏州时，就已经发布了攻击和取缔白莲教社团的命令。
在新的明朝基本占据长城以南的区域后，白莲教在当时京师所在的江南地区，被压制的非常厉害。相反，倒是位于边区的北方各地，有了逐步壮大的趋势。尤其是在山地众多的山西，大量长期接受内亚宗教影响的民众，很容易就接受了相同起源的白莲教。元末明初的北方战事，基本上就以山西为核心展开。战争破坏与明朝的奇葩经济政策，都让更多人陷入了贫困。白莲教的潜在市场也逐步增加。
15世纪初的朱棣叛乱，又引发了规模不小的靖难之役。虽然战争基本上就在燕京到江淮直接的运河流域展开，却也一度影响到山西、河南等地。躲避战乱的人群，大量逃入附近省份。很多从卫所制中脱离的失地军户，也不自觉的进入山西和直隶，再次壮大了白莲教的规模。对此也无可奈何的明朝朝廷，只能怪小民无知，容易被“妖人”煽动。
更为不妙的处境，来自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天灾。其中又以山西地区，遭灾特变严重。原本生产方式多样化的当地农民，被明朝强制进行单一的生产模式，对灾害的抗击能力也就降到了最低。不少人铤而走险，开始同边境另一边的蒙古人做了走私贸易。白莲教团的组织性与协作能力，正好符合走私商团的必须。
结果，这些在山西的白莲教众，就成为了北方边区的主要走私力量，堪称后来著名的晋商集团先祖。他们和东南沿海的私人海商一样，必须同内地的官宦大族联系，形成了维持地区经济稳定的不可控因素。这样的局面在整个15世纪后期都愈演愈烈。当广东和浙江沿海的商人，在地方官护佑下出海贸易。在山西也有不少白莲教徒出关，同掌握北亚贸易路线的蒙古人交易。
更为讽刺的是，这一南一北的两大走私商人集团，也在同期遭到新的非难。新继位的嘉靖皇帝，是对权力及控制欲非常看重的君主。他周围的主要谋士也基本以最正统的儒家士大夫集团为主，对地方有天然的不信任感。他们先是接着屯门海战的冲突，以驱逐葡萄牙人为名，整顿了广州沿海。接着又以余姚的血案为契机，消灭了浙江沿海的双屿岛和几大海商集团。类似的模式也在山西发生了。
1545年，山西当地的宗室朱充灼因获罪而被取消了爵位。因不满被册封在当地的代昭王朱充耀，未替其向朝廷说情，决心发动叛乱。除了自己能动员的少量驻军外，他还向关外的土默特蒙古人求援，约定一起夹攻边防重镇的大同。
来自应州的白莲教领袖罗廷玺，在这场叛乱中也表现活跃。虽然这次叛乱很快被明军镇压，蒙古骑兵也来去匆匆，但还是让嘉靖的朝臣们开始注意其山西边境的情况。在又一轮高压清洗后，很多白莲教徒决定出逃，到长城以北地区另谋生路。他们以各自的小教团为核心，也吸纳了一些不堪忍受明朝剥削的农民，一起翻阅被蒙古人称为“白墙”的长城防线。控制着漠南与河套大部的土默特蒙古人，是他们之后唯一可以依靠的对象。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长城以北的地区并非都是贫瘠的荒原。距离大同不远的丰州一带就水草较为丰美，还适合农业生产。早在辽金时代，当地就是一个控制草原南部的重镇。蒙古帝国崩溃后，这里的城市被废弃，只有少量人口存在。以白莲教为首的越境集团，就将这里作为自己的落脚点。他们在蒙古王公阿勒坦汗的庇护下，开始对这里进行了历史性的开发。
短短几年内，总计有1万山西的白莲教众逃到了丰州。他们以原先的独立教团为单位，开始在当地建立堡垒并拓殖田地。随他们一同奔走塞外的还有4万多非白莲教信仰的普通难民。一些周边的蒙古牧民也选择在崛起的新城区附近常驻，人数约有2000左右。这个没有中心的大城区，也就成为了当时蒙古南部和明朝北部最有活力的地方。其地位与浙江舟山的双屿岛类似。
在山西不断遭灾的同时，临近的河套与漠南也是气候灾害频繁。当地的土默特蒙古人的生活，因此陷入了困顿。由于明朝的建立与锁国体制，他们很难像过去那样同内地轻松贸易。这对蒙古地区的经济有很大打击。加上陆上丝绸之路正处于无可挽回的衰退期，来自内亚腹地的商队也大量减少。愈发贫瘠的草原也陷入了各方争夺稀缺资源的战场。可以说，在白墙以北的草原，生活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然而，在白莲教徒和众多逃亡的流民看来，丰州一带却是他们的乐土。在摆脱了明朝各级官吏的管束与盘剥后，他们的生产所得中的绝大部分留作自用。除了基本的口粮外，也可以参与长城以北的走私贸易。不仅将粮食卖给蒙古人，也会运到内地贩售。依靠过去就已建立的地下贸易网络，各种其他商品也由他们之手，流通在白墙南北。
土默特蒙古人也非常看重他们的这些才能，在一开始就赐予了大量畜群，保证其基本的生活维持。阿勒坦汗后来又进一步对他们委以重任，让白莲教徒担任自己的顾问、间谍和贸易代理人。通过这些丰州的内地流民，恢复和发展了漠南蒙古地区的经济。白莲教徒甚至于为当地人带来了大量药材和稀缺的医疗人员，并奉大汗之名在偷偷去长城以南采购。
当然，对于蒙古人来说，丰州的白莲教集团还有军事上的重要意义。这些人来自内地的各行各业，可以帮助蒙古人制造各类武器，并提供内地的具体地理情报。由于本身以教团为基础组织，这些白莲教众还可以组织单独的部队来协助蒙古人作战。
有了丰州白莲教徒的帮助，土默特蒙古人很快就向明朝边境发难。他们希望以武力逼迫明朝开放边境市场，重新建立横跨长城南北的经济活动。这也让他们和白莲教徒一起，成为了明朝中期的最大边患来源。
1550年的庚戍之变，就是获得白莲教帮助的土默特蒙古人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他们从鄂尔多斯的草场南下，号称有骑兵10万之众，首当其冲的便是山西边境的大同。当地总兵仇鸾与白莲教方面获得联系，给阿勒坦汗送去了贡金。蒙古军队于是直接饶开大同，向东从古北口和通州等地逼近北京。
嘉靖皇帝下令京军整队出战，却发现花名册的军队其实有很多人根本不存在。仓促出战的残余部队，也在北京附近被厉兵秣马的蒙古人击溃。至于从其他地区赶来的勤王部队，还慢吞吞的走在路上。但由于蒙古人的目的是逼迫明朝开市，而不是真的来占领地盘。所以当嘉靖皇帝的态度软化后，入侵者便匆匆撤退。这场险些酿成第二次土木堡之变的闹剧，以大明朝的灰头土脸而收场。
第二年，大同的马市终于开市。阿勒坦汗甚至给嘉靖皇帝贡献了良马，期望缓和对立情绪。但基层的鸡同鸭讲，很快就让马市在1552年被明朝关闭。而给蒙古人纳贡的仇鸾也被人揭发处理。
明朝人很快就意识到是丰州地区的白莲教众，帮助蒙古人攻略长城以内的地区。于是他们开始了一系列反击行动。1560年，3000边军突袭了丰州的一处白莲教营地。由于大批蒙古人马已经在夏季北上避暑，留守部队近千余人。但明军在草草砍得83个人头后就迅速回撤。被焚毁的营地也只是当地群落的冰山一角，丝毫不能动摇白莲教集团的地位。
发现无法硬来的明军，于是开始以财产为诱惑，对丰州当地进行招降。但除了少量在内斗中实势的人外，很少有白莲教徒选择回归。而对几个首领的重金悬赏，也让蒙古人送还了几个用处不大的骗子，从明朝这里又捞得一笔赏银。
随着白莲教集团在丰州的日渐壮大，他们还继续怂恿蒙古人南下山西等地，将明朝势力从当地驱逐。1567年，也就是嘉靖执政的最后一年，白莲教首领之一的赵全就为阿勒坦汗制定了详细的计划。6万蒙古与白莲教部队，分兵四路，杀入山西。当地的明军根本无力抵抗，在野战中大败而归。只能依托城墙防御来自保。土默特蒙古人接着围攻石州，并依靠白莲教打造的攻城武器，破城而入。周边多地也遭到了洗劫和攻击。明朝在山西的防御体系则被一举摧毁。
赵全还鼓动蒙古人占据他们攻克的各个要塞，但却因为蒙古人没有余力和野心而作罢。后来他自己也成为了蒙古与大明议和时的筹码，被遣送会内地处死。脑袋被传首九边。但若不是嘉靖皇帝在这一年的病死，恶劣的形式可能真迫使蒙古人下决心去占据山西。
也是在1567年，随着嘉靖皇帝的死与隆庆皇帝的继位，明朝的政策出现了很多具有灵活性的转变。相比食古不化而刚愎自用的父亲，隆庆看待现实问题就不太以高压目的和纲常伦理来作为唯一指标。
今天的我们回顾他短暂统治期，发现几乎一样的两个和解在大明朝的南北边境完成：
对南方的海商集团和倭寇，隆庆选择了著名的开关行动。以原本海商云集的月港为中心，不再全面禁止当地人参与对外贸易。同时对已经留居澳门十多年的葡萄牙人也网开一面，允许他们继续居住沿海。
对北方的蒙古人和白莲教，隆庆也从实用角度出发，展开了怀柔行动。首先是同意与蒙古人进行贸易，并在大同和北京等11个地方开放了贸易关口。这样就能让长城两端的商品进行顺畅的流通。作为回报，蒙古人很快就停止了对明朝边境的袭扰。双方的连续冲突，转变为十多年的相安无事。连明军修补边境工事的木材，都是从靠蒙古一边找来的。
至于丰州的白莲教众，他们也获得了比以往更为优厚的招降待遇。部分人在乡土情节感召下，还是接受了条件并回到内地。但更多人还是选择留在长城以外，坚决不返回大明王朝的控制区生活。他们同样可以以中间人的身份，继续参与长城南北的贸易活动。隆庆与阿勒坦汗的议和通商，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他们的威胁性。
以上这些措施，归结起来其实都是一个模式。即通过对事物的客观规律进行分析，再用大家都可以获利的方式，解决过去的争端。无论对手是不服朝廷管制的乱民，还是和明朝堪称世仇的蒙古部落，又或是同样以天之骄子自居的西洋人。这样触及人心本性的协定，都是可以有美好结果的。
澳门在葡萄牙人说里，成为了远东的海上中转站。丰州则在蒙古人和白莲教徒手中，成为了内地与内亚贸易的重要节点。阿勒坦汗甚至在当地常驻，并让人仿照元大都的布局结构，建造了宫殿与新城。
在后来的香港最终崛起前，两座隆庆时期定型的“法外之城”，托起了大明朝南北两地的经济。前者至今还是远东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后者则成为内蒙古的省会--呼和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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