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清朝的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今天，我们继续来讨论近代中国版图的形成。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研究了古代中国的国家建构，科普了明帝国对近代中国版图所做的贡献，也用两篇正文分别说明了清帝国是怎样收复台湾、驱逐沙俄并将台湾、东北边疆纳入中央实控的。

　　但是，清帝国在东北边境与俄罗斯帝国的冲突尚未落停，从中亚草原汹涌而来的另一股威胁又在逼近——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每一个中原王朝都要面临着来自草原游牧民族南下抄掠的“传统安全威胁”，清帝国也不例外。有所不同的是，此番南下的游牧民族在文化上更加异质，在生活方式上更加先进，在整体实力上更加强劲，兼有一位雄才大略的草原英雄统帅，野心勃勃地准备重建大元帝国。他们和清帝国发生的战争，就是贯穿整个清中期的清准(大清帝国与准噶尔帝国)战争。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在中学历史教材中，我们都曾经学过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的历史，但作为一个把草原各部捏合起来的帝国，蒙古帝国在建立之初的政局就不甚稳定——前有成吉思汗诸子孙分封出的四大蒙古汗国，后有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两都内战”，而到朱元璋北伐将元顺帝逐出大都、逃回草原后，元帝国(史称“北元”)的内部矛盾进一步加剧，政权先后被卫拉特(瓦剌)、鞑靼/">鞑靼特等部权臣控制，又回到了成吉思汗统一之前内部争斗不休的境地。到明末万历(后金天命)年间，当时的蒙古高原总共分为三大部，首先是居住在当今内蒙古与外蒙古一带的漠南蒙古，实力最强的是位于当今张家口口外的察哈尔部，还有盛产羊肉的科尔沁、土默特等部;而居住在外蒙古北部(包括今俄罗斯布里亚特、图瓦等共和国)的则被称为漠北蒙古，也分为三股力量，分别是札萨克图汗部、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这部分人在成吉思汗时期属于比较边缘化的“林中百姓”，对中原王朝向心力不强;最后是居住在当今新疆天山南北到中亚巴尔喀什湖一带的漠西蒙古，分为四大部分：准噶尔部，和硕特部，土尔扈特部，杜尔伯特部。后金兴起之初，最先发生军事接触的是漠南蒙古。

　　林丹汗是成吉思汗直系后裔中的最后一个蒙古大汗，他的死意味着蒙古大汗的世系由成吉思汗家族转移到爱新觉罗家族手中

　　努尔哈赤建政后，一改明帝国对“口外”诸部不闻不问、消极防御的策略，开始主动进攻。当时的漠南蒙古各部以察哈尔部首领、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直系后裔林丹汗最强，且持有元帝国的传国玉玺。针对这一情况，努尔哈赤采取了“拉拢弱小、围攻强大”的策略，重点拉拢科尔沁部与林丹汗死磕。同时，加之林丹汗的蜜汁操作(将自己的信仰由蒙古各部普遍信仰的藏传佛教格鲁派改为非主流的宁玛派)，也让自己在蒙古各部中的威信一落千丈，而后金则不失时机地利用宗教聚拢人心，经过多次交锋，后金皇太极终于在1635年彻底击败了林丹汗，不仅迫使林丹汗败走青海，还拿到了象征草原民族法统的传国玉玺，成了草原民族法理上的大汗。后金天聪十年(明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后金改元称大清(Daicin Grun)，漠南蒙古四十九部全部到场，并“改部为旗”，编为九个盟，意味着清帝国将漠南蒙古全部纳入版图，并且实现了在法理上的直接控制。

　　漠南蒙古被清帝国纳入直辖后，漠北蒙古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开始向清廷称臣纳贡。但此时，清帝国还没有将漠北蒙古纳入直辖，仅仅是古代中国“天子”与“外藩”的关系，毕竟漠北三部依然由三王汗统帅，清帝国只能通过“拉一派、打一派”的方式从中平衡。但是这个时候，从中亚草原席卷而来的“外来户”打破了这一脆弱的平衡，这就是我们前文所说的草原英雄噶尔丹。

　　有明一代，位于天山南北的漠西蒙古四部以和硕特部为最强，但从明末开始，准噶尔部开始崛起并占据了漠西四部的主导地位，导致和硕特部不得不南下青、藏，以拉萨为核心建立了和硕特汗国;而土尔扈特部干脆一路西迁，远走俄伏尔加河下游避祸。但崛起的准噶尔部内部同样混乱不堪，康熙九年(1670年)，准噶尔部蒙古贵族发生内讧，噶尔丹其兄僧格珲台吉被杀，彼时噶尔丹尚在卫藏五世达赖喇嘛座下学经，在得到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宗教集团的支持后，噶尔丹火速返回准噶尔部主持大局，他不仅以最快的速度平息了诸部内乱，还连续祭出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操作：收服杜尔伯特部、南征叶尔羌汗国、介入察合台汗国故地伊斯兰教纷争、西讨哈萨克汗国，从康熙九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噶尔丹率领准噶尔部征服了天山南北到中亚的大片土地，确立了中亚地区的陆权。随后，噶尔丹率兵直趋蒙古草原，准备学习成吉思汗再度统一蒙古。

　　准格尔并非清朝管辖的区域，准格尔汗国与大清帝国的战争乃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争霸战争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尔丹率兵突然越过杭爱山脉，向漠北蒙古土谢图汗部发动攻略，同时还向车臣汗部、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部发起攻击，漠北蒙古完全无力抵挡强大的准噶尔军，被打得一败涂地，不得不向清帝国求救。尽管就在此时，准噶尔汗国内部又闹起了内讧，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发动政变，重创东征的噶尔丹部队，但噶尔丹已经被“重建大元帝国”的思想冲昏了头脑，在康熙二十八年开始攻击漠南蒙古，严重威胁到了北京安全，又在康熙二十九年遣使赶往沙俄帝国位于西伯利亚的首府伊尔库茨克，请求沙俄派出正规军协助参战。这一南一北两大动作，攻击漠南蒙古威胁清帝国的统治基础，请求沙俄派兵协助则是不折不扣的里通外国，最终导致康熙皇帝决定彻底解决噶尔丹问题。这样，位于中原的清帝国与崛起的草原帝国准噶尔汗国之间的碰撞拉开了大幕。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6月，清军与准噶尔军在乌尔会河、乌珠穆沁等地开始军事接触，但两战皆败。康熙皇帝认识到噶尔丹的实力不容小觑，决心亲征噶尔丹;而噶尔丹与清军两战两捷，更加深了其的蜜汁自信，于是全军南下，直抵距离北京仅有300公里的乌兰布统，而康熙皇帝率领的三路清军(后改由爱新觉罗.福全率领)此时也已经越过长城隘口，开始向乌兰布统地区开进。就这样，一场战略决战在乌兰布统的草原上终于打响了。

　　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准噶尔汗国尽管名义上仍属“草原帝国”范畴，但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皆已经发展到了较高水平，在军队编成与武器装备方面也脱离了单纯的“骑射手+具装骑兵冲击”的模式，在乌兰布统之战中，准噶尔军就采用了欧洲16世纪相当流行的战车车阵队形，将一万多匹骆驼捆住四蹄，卧倒在地，形成了一道野战筑垒环形工事。准噶尔士兵则手持“赞巴拉”重型火绳枪俯卧在其后向冲锋而来的清军开火。而清军的火绳枪一时无法射穿“驼城”，实施强攻又遭到了很大伤亡，以至于康熙皇帝的舅舅、大将军佟国纲在率队冲锋时也中弹阵亡。但伴随着清军炮兵开始加入战斗，战局再度逆转——弹道低伸的红衣大炮与高抛弹道的威远将军炮协同配合，很快在准噶尔军的工事中打开了突破口，双方战至深夜，噶尔丹终于坚持不住，开始逃离战场，清军精锐护军营重骑兵立即加入追击，将噶尔丹军彻底击败，乌兰布统之战以清军的胜利告终。

　　噶尔丹暂时被打跑了，怎样收拢被打散的漠北蒙古三部就成了摆在康熙皇帝面前的关键性问题。当时除了清帝国，沙俄方面也在积极活动，力争将漠北蒙古三部故地纳入沙俄的版图。在关键时刻，漠北蒙古的藏传佛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意见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说：“俄罗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辈，异言异服，殊非久安之计，莫若全部内徙，投诚大皇帝，可邀万年之福。”这样，漠北蒙古余部终于下定决心，全部归顺入清帝国的版图。

　　康熙三十年(1691年)夏天，康熙皇帝从北京启程，在内蒙古多伦诺尔湖畔(今内蒙古多伦县)与漠北蒙古诸部首领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会面，漠北蒙古大小首领全部到场，向康熙皇帝山呼万岁，随后同漠南蒙古一样，被封为三十五旗，同时划定了各旗辖地、草场，史称“多伦会盟”，自漠南蒙古于1636年全部被清帝国纳入直辖后，漠北蒙古于1691年也被纳入清帝国直辖，自此，内外蒙古全境终于全部归于中原王朝的直辖统治，绵延千年的草原民族边患彻底消除，到1946年被国民党拱手送人为止。

　　多伦会盟以后，古老的长城完成了历史使命，成为了历史的遗迹。草原和中原终于融为一体

　　值得一提的是，多伦会盟之后，康熙返回北京途中路过长城。看到长城年久失修，有大臣提出要重修长城，康熙说出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语：“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法养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也!”康熙决定，以后不再重修长城。两千多年来一直将草原和中原分隔开来的万里长城从此不再发挥作用，而变成了历史的遗迹。清王朝靠着收服内外蒙古，在长城以北获得了数千公里的战略纵深。广袤的大草原从此不再是中原的心头之患，而变成了中原北方最坚固的屏障。长城退出历史舞台的同时，一个把“草原”和“中原”融为一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终于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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