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普遍认知里，尤其是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有钱即是地位的象征，众多历史影视剧中，富甲一方的商人，其地位甚至能比肩当地最高行政官。
可翻阅史料即可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古代经商之人，纵然有无数的财富，但社会地位却出奇的低，两千年的历史中，“士农工商”的排名一直不变，商人毫无争议的排在末位。
究其原因，其实很简单，这与历朝历代长期奉行的被称作是“国之根基”的“重农抑商”政策有关。
简单来说，长期奉行这一政策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中国独特的“封闭式”内陆环境以及较为单一的自然经济基础，这使得农业成为“立国之本”，重农而轻工商自然无可厚非;二是因为儒家思想的影响，古人认为商人“重利而轻义”，且在经商过程中瓜分国家物质资源以及人力资源，于国于民均不利。
所以，历朝历代都基于这一基本国策，颁布一系列的政策条令，鼓励小农经济，使得商人处处受压制，税赋极高，时不时还会颁布禁售令，不仅在经营环境上，甚至将商人的社会地位压到最底层，比如汉代初年，天下乱后方定，为了尽快恢复经济，宽纾民力，平抑物价，汉高祖刘邦下令，商人不得传丝绸衣服，不能坐车，以高租税来限制商人的经营活动。在《资治通鉴》卷十六有所记载：
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吕后当政时更是强调“市井之子孙不得为官仕吏”。可见这些政策使得商人的日子过得很憋屈，不仅“有钱没地方花”，而且子孙后代都无缘于官场，全社会都看不起商人，商人再有钱，也很难买回颜面。
推动文明进步，商人最初的辉煌
商人在中国古代也曾辉煌过，早期的中国社会并不重农抑商，相反我们的祖先很擅长经商，更有学者指出，商代的建立或与商人有关。
查阅文献可知，最早有关商人活动的记载出现在《易经》中：
神农氏作，列隆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尚书》中也有记载，舜早年曾在顿丘做过商人。
直到夏朝时，商人成了一个又有的代名词，河南北部有一个商族部落，擅长经商，一时之间遍布中原，行贸易之事，借助发达的贸易，商族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修建了城市，普及了青铜，创造出中国最早的文字系统——甲骨文，以强大的国力推翻了夏朝的统治。
从这一点来说，商人也是中华文明的开创者之一，如果把夏商时代的商人消灭，我们可能会像美洲平原上的印第安人一样，在很长时间里一直过着半游牧、半农业的生活，只有文化而发展不出文明。
在当时，商人的地位不由多说，直至周朝，商族人虽然被推翻，周人也没并有认为商人需要抑制，商人比农民地位低的想法。《周书》指出：农民不生产，就会缺乏粮食;工匠不生产，就会缺少器具;商人不经营，粮食、器具、资本这三宝就会断绝;管理山泽的人不生产，社会财物就会缺乏。
可见当时，对工农商都同等重视，西周实行工商食官制度，周王室和诸侯设有官府管理的手工业作坊，齐桓公任用商人出身的管仲担任国相，范蠡、子贡、吕不韦等都是著名的商人。
前文说，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造成了商人地位的转变，但在起初，孔子、孟子等“儒家之宗”对商人和商业活动并不贬斥，子贡是孔子的学生，孔子对他颇有赞扬，孟子则认为君王要施行仁政就必须保证商业的繁荣，《孟子·公孙丑上》中记载：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
可见，当时的儒家思想提倡是家对商业市场进行合理的管控，促进商业繁荣有助于提升国力。
军国主义下，商人地位巨变
商人的地位在战国中期之后，开始发生转变。
韩非等法家率先主张抑制商业，认为商人本身不创造财富，是“邦之蠹也”，他首次提出农是“本”，商是“末”，要“重本轻末”。
而重农抑商是商鞅在秦国变法正式确立，把法家“重本轻末”的主张通过一系列制度推行下去，商鞅在变法时规定：
致力于农业生产，让粮食丰收、布帛增产的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赋税。因从事工商业及懒惰而贫穷的，把他们的妻子全都没收为官奴。
当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一变法是大势所趋，不失为一个明智而正确的做法，现代的教科书、影视文艺作品对这次变法也多是一面倒的正面评价。
当时诸国正面临巨大的社会转型，各国的土地供应陷入停滞，新增人口无法获得相应的土地，以至于大量国民无法养活自己，诸侯国动荡不安，中原大地，竟是民不聊生四处流亡之惨象。
生死面前，激发出强烈的求生欲，各国为了解决土地供应不及的危机，频繁发动战争，从春秋时代的拓展国土为主的兼并战争，演变成为了杀人夺地的灭国战。
而商鞅在此时提出“奖耕战、废井田、开阡陌”，确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土地买卖合法性，分配土地使得农民有地可耕，并通过律法强制性的分配劳动任务，可以说“暴政”是保证这一政策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当然，这一政策解救了秦国，同样地，其产生的毒副作用和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于此不做赘述，总之，在商鞅变法中，几乎造成了“全民崇农”的普遍意识，而同时，城市商业经济也得到了抑制，商人地位一沉到底。
商人不被善待，长期陷入“窘境”
秦之后，商业不受重视成了中国历代经济政策的主要基调。其间虽然也有过调整和改变，商业也曾断续地得到过一些发展甚至繁荣，比如唐诗中有“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的句子，但那些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相对于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是短暂而零散的。
不受重视都算好的，让商人更窘迫的是，在很多时候，朝代并没有善待他们，他们受到的不仅仅是情诗和怠慢，甚至打压和侮辱，在古代做一个商人，必然得有十足的心理准备，并长期在夹缝中求得生存。
首先，是人格上;商人被称为“贾人”，秦朝对其进行编户管理，一入市籍三代都不能更改，政府征发戍边，他们是首先被遣戍的对象，地位形同罪犯，在当时，出生于商贾家庭，仿佛一出生便被钉在了耻辱柱上，并且商人家的女人不得穿戴“金银锦绣”，犯者弃市。在汉代，特设立“七科谪”，规定有七类人不享有正常的人身权利，国家可以随时把他们发配充军，这七类人中除罪吏、亡命、赘婿之外，还包括商人及其子孙。这种不平等对待，到明朝依然存在，当时法律规定“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袖纱”。
其次，商人不享受应有的政治权利。前文提到，汉初法律规定商人不许仕宦;唐初更是把商人归入“贱类”，规定商人不仅不能做官，而且不能与士人比肩而立;宋代规定“工商杂类”等九种人不得进入官学、不得与士人平等交往，等于断了商人从政的途径;在清代，出现了所谓的“红顶商人”，商人能做官，但他们只能算虚有名衔，不仅微不足道，而且地位十分脆弱。
其三，商业经营受到限制。秦代商鞅变法禁止商人从事粮食贸易，汉朝甚至限制商人的活动区域，并对商人“重租税以困辱之”，为了防止有奸商偷税漏税，商人按五人一组进行划分，每组中的成员互相担保，互相监督，若有知情不报的情况发生，则五人均要受到重罚。宋元时期不仅对商业税按高比率征收，而且名目越来越多;明清更是颁布“禁海令”来对商人进行限制。
其四，朝廷官营垄断，进一步打压商人。推行官营、专卖制度只是历朝历代经济政策中重要的一环，古代对盐、铁等战略物质进行国家专卖，这无可厚非，到唐以后，专卖项目越来越多，增加了茶、酒等，宋朝一度对醋、香药、矾等也实行专卖，元代增加了金、铜等，商人的生存空间则变得越来越狭窄。
在众多因素的限制和打压下，在古代做一个商人有多难，其困窘的处境可想而知。
重农抑商利弊俱显，为何长久不得改观?
如前所说，重农抑商的政策自秦朝始，虽说稳定了农业的发展，保证了大一统王朝的延续，但从秦朝短短十五年的寿命来看，这一政策的弊端也尤为突出。
秦始皇变本加厉的推行重农抑商，甚至下令迫害商人，把商人和奴隶一起充军到边塞屯边，大力施行“愚民”的方针。
而此举必然躲不过马尔萨斯陷阱，始皇也努力过，没有战争消耗，人口每年都指数型增长，土地快速饱和、工商业停滞不前，年轻人的就业需求无法解决。
无事则乱，年轻人没法养活自己，盗匪猖獗、流民四起，雪崩效应一触即发，表面上很强大的秦帝国在秦始皇死后瞬间瓦解。
土地承载能力有限，又不放宽工商业的发展，无法减轻土地压力，也无处安放流民，这是核心所在。
其次，“重农抑商”造成了经济结构的单一，在重大的社会危机面前，没有办法迅速转型。
另外，“重农轻商”的推行，也造成了中国古代商业文化、创新意识和科学精神的普遍缺失。
秦之后，各朝代对这一政策有了清醒的认识，工商业政策比秦朝要宽松，取消了很多对农民和工商业者的限制，汉时，更是在文景中兴和昭宣中兴时代出现了极大的繁荣，可在整个经济政策上，依然延续“重农轻商”的做法。
哪怕是在中国历史上最开放、自由的唐宋时代，如前文所说，对商人依然存在着各种不平等的打压政策。
中国古代，那么多王朝更迭，无不是总结前朝之教训，然后调整国策，以免重蹈覆辙，可为何，无论被认为相对成功的王朝还是速亡的政权，在经济的总体政策取向上都坚持了“重农抑商”这项基本国策呢?
显然这不是偶然的，深究根源，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统治者稳定政权的需要。作为封建统治者，最惧怕的就是“变”，怕“变法”，怕“叛变”，而商业活动势必会增加人员、财富及物资的流动，这种流动性意味着会产生更多的不稳定性因素，这在根本层面上，统治者就对商人有着极强的警惕性。而对农民，则放心的多，《吕氏春秋》中说“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应通此理。
二、古人认为商人有“重利轻义”的思想，这与古人传统观念相悖。《论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说“为富不仁”，这些思想长期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深植于人们内心的轻商价值体系。
三、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所致。中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土地完全可以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对于物资交流的依赖性不高，自然经济占据绝对地位。
所以，中国古代“重农轻商”的传统有着深刻的政治、文化以及地理原因，利弊虽然都很明显，但历朝历代皆选择这一政策，并非统治者不思变通，而是他们长久以来都陷入了一种矛盾，这种矛盾或许可以用经济学家诺斯提出的理论来做出解释。
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壮大其实具有双重目标，一方面通过提供产权获取租金最大化，另一方面试图降低交易费用以推动社会产出的最大化，但这两个目标往往是冲突的，即：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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