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强是东汉社会一个特殊的存在，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它在经济上具有强大的实力，占有大量的土地;政治上控制朝政，把持地方行政机关;控制了文化和舆论，掌握着意识形态上的解释权;甚至还以隐蔽的方式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笔者最近的几篇文章，无论是讨论“故吏”还是“度田”，对东汉豪强这个阶层，都有所涉及，但是并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单独的内容加以讨论。
一、豪强最初的来源
豪强的最初来源，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当时，各国为了适应兼并战争的残酷形势，纷纷掀起了变法运动。
《史记·商君列传》：
“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芳华。”
这条史料向我们揭示了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军功地主强势崛起，世卿世禄制不复存在，宗法意义上的地主也在秦并六国的过程中失去了政治特权，但是虽然他们已经“无所芳华”了，却依然很“富”，也就是说，他们的经济利益并没有被完全剥夺。
《史记·孟尝君列传》：
“文闻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今君又尚厚积余藏，欲以遗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损，文窃怪之。”
秦建立大一统帝国，虽然摧毁了六国的贵族统治，但是六国的贵族却并没有被完全消灭。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的那样，齐之孟尝，赵之平原，魏之信陵，楚之春申，还有其他旧贵族的后代转换了身份，以“豪滑之民”的形态继续大量存在于秦汉帝国之中，成为汉代豪强最初的主要来源。
二、汉武帝时期，豪强发展的分水岭
(一)汉武帝之前的豪强
因为豪强作为中国历史，特别是秦汉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直以来都广受关注，国内外的学者大师著述颇多，成果也相当丰硕。然而正是因为这类著作汗牛充栋，且一般都是论述宏大，但是因为论述角度各有不同，且没有一条线索加以凭借，反而难免让业余读史者人有目不暇接，甚至无从下手之感。
根据笔者的读史心得，如果把秦末汉初作为豪强发展的起点，那么汉武帝时期则可以视为豪强发展的分水岭。并且可以看到“武帝以前的豪强”和“武帝以后的豪强”有着明显不同的发展轨迹。
我们在前面谈到，豪强作为“封建”体制的遗存，他们最初的来源主要是六国的旧贵族，这就不能不引起秦汉统治者的忌惮。
《史记·秦始皇本纪》：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徙天下豪富於咸阳，十二万户。”
这里所说的“富户”和前文中所提到的“豪滑之民”，其实是一个意思，他们大都是旧贵族后裔。之所以要把他们集中到咸阳，这并不是为了侵夺他们的财富，而是为了切断他们和原来环境的联系，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方便监视他们。同时，秦始皇的这个举措，也完全可以被看作是秦国兼并天下的事业，在军事斗争已经结束后，在政治上的一种延续。
出于同样的目的，汉初的统治者也有类似的政策。
《汉书·娄敬传》：
“敬从匈奴来，因言‘……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此强本弱末之术也。’上曰：‘善。’乃使刘敬徙所言关中十余万口。 ”
《汉书·高帝纪》：
“十一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 ”
这两条史料所记载的是同一件事，分别见于《高帝纪》和《娄敬传》。史料中的刘敬就是因为力主刘邦迁都长安的娄敬，他因为此功被赐姓刘。刘敬除了建言迁都，同时还力主迁徙关东的豪强到关中，并把这项政策视为西汉帝国“强本弱末”的大政。
笔者觉得，从以上的史料中，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三个比较重要的信息。
首先是秦汉帝国的统治者，都非常注意打击和防范豪强，担心他们“成奸伪之业”，这自然是和他们旧贵族的政治身份有莫大关系的。这也就和我们前面说的，战国以来，虽然宗法地主的政治地位已经被军功地主所取代，但是他们在宗法上还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必须把他们从原来的土地上剥离，以消除他们的影响。
第二是这些豪强虽然政治上已经没有什么凭借了，但是手中依然握有巨大的财富。而秦始皇和刘邦对待他们的政策里，为了不激化矛盾，其实是比较注意保护他们的财产的，《高帝纪》里“与利田宅”的记载，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最后一点就更加值得我们注意，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秦代还是西汉初期，中央政府迁徙这些豪强都显得比较轻松，往往是一纸诏令就能解决，豪强在这个阶段都显得比较“顺从”，而这和汉武帝以后，豪强纷纷抵制“迁徙”，并最终让“迁徙”政策不得不终止的情况呈现出了巨大的反差。
那么，汉武帝时期，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豪强一路走“强”，使得汉廷和豪强的力量对比开始出现倾斜，以至于出现了豪强势力不可根除的局面，并最终形成了东汉意义上的豪强呢?
(二)豪强的历史先进性
“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需要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命题了。而豪强势力的出现，则是这句论断一个鲜活有力的注释。豪强在西汉时期，首先在经济上突飞猛进，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其中的原因固然比较多，有国家政策方面的，也有社会环境方面的，但是在这些诸多原因之中，从根本上来讲，还是因为豪强适应了新的生产力。
历史学家方壮猷先生在农史领域极有建树，他在《战国以来中国步犁发展问题试探》一文中曾经指出，战国时代的犁铧形制小，重量轻，夹木双叶张度很小，只能纳入很薄的木板，经不住牛拉。还可能存在不容易破土划沟的问题。而随着西汉冶铁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汉武帝将盐铁纳入国家专营范围之后，可以使用耕牛的大型犁铧和其他一系列更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被发明出来，生产技术更是有了长足的进步。
《汉书·食货志》：
“(赵)过能为代田…… 用耦犁，二牛三人，一 岁之收常过绳田晦一朴以上，善者倍之。”
《汉书》中记载的“耦犁”，就是一种可以配合耕牛使用的大型耕犁，发明人是武帝时期的搜粟都尉赵过，二牛三人一个耕作季节可管五顷田的翻耕任务。较之之前的情况，耕作速度快，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不仅如此，赵过还积极推广更为先进的“代田法”，每亩出产能比其它一般的田地增产一斛。
然而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在史籍中除了偶见政府以借贷的方式向自耕农提供耕牛的记载以外，我们几乎见不到自耕农使用这些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记载。相反地，我们从史料看到的是，自耕农依然是使用老式的农用器具和耕作方法。而《盐铁论》的记载则直接让我们看到“代田法”的主要推广对象是富户豪强，而非贫苦的自耕农。
最需要使用这些先进生产工具和新技术的自耕农，反而不得使用，这确实是咄咄怪事。那出现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又何在呢?
首先是“代田法”需要较大规模的土地资源，这从汉成帝时期的“区田法”可以窥见一些端倪，这显然不是占有土地资源极其有限的自耕农所能满足的。
《汉书·食货志》：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四时之间亡日休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
这番议论出自大名鼎鼎的晁错，他的这番议论让我们看到了西汉自耕农的艰难处境。自耕农年收“百石”，所得不过万钱。除开租税自用，还有口赋算赋以及其他生产成本，几乎不可能有结余。而汉代牛马价格昂贵，笼统言之牛在三五千钱上下，而马则达到数万甚至十几万钱。自耕农已经常常处于“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的濒临破产的境地了，自然是不可能再有能力去购买价格昂贵的生产工具和牛马畜力的。
另外，自耕农一般为“五口之家”，这样看来其劳动力一般就在两个左右。而我们前面谈到耦犁需要“二牛三人”，实际上“三人”只是最低要求，实际上四人或者五人参与劳作也是常态，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自耕农显然也是很难满足这样的劳动力要求的。
而豪强就不同了，他们拥有大量的膏腴土地，还有充足的劳动力，强大的财力又使得豪强可以购买足够的耕畜和最新式的农业生产工具。这样一来，豪强就成为最具备条件应用新工具和新技术的阶层，我们甚至可以说，豪强才是能够把这些新工具和新技术的效用进行充分发挥的阶层。从这个意义上，豪强的出现本身就是符合生产力发展需求的，豪强和豪强控制下的生产方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算是一种进步的因素。所以，这也是豪强阶层在西汉政府的不断打压之下，还能不断壮大的客观原因和历史必然。
(三)汉武帝之后的豪强
正是因为豪强阶层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从汉武帝以后，豪强的经济实力与日俱增。但是，此时的豪强仍旧不具备和汉廷中央相抗衡的实力，汉武帝依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处置和迁徙豪强。
《汉书·武帝纪》：
“夏，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又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 ”
汉武帝以后的汉昭帝、汉宣帝时期，西汉国家力量依然强大。这个时期汉廷继续依靠迁徙豪强的方法来限制和打击豪强。在这个阶段，豪强还是无法和国家对抗，虽然内心是抵触和反对的，但也只是“敢怒不敢言”。但是这种局面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了，随着豪强和国家力量对比的逐渐改变，以前只需要一纸诏令就能完成的迁徙豪强，开始逐渐遭到豪强的公开抵制。豪强和汉廷的斗争，首先出现在舆论领域。
《前汉纪·孝元皇帝纪》：
“往者缘臣子之义，奏徙郡国民以奉园陵。今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分离，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之意。是以东垂被虚耗之灾，关中有无聊之民，非久长之策”
汉元帝的这则诏书实际上是承认了豪强抵制迁徙的政治诉求，并且也用“非长久之策”对之前迁徙西汉政府施行的迁徙豪强政策作出了否定。这样一来，就无疑会助长豪强的土地兼并和人口侵占。而汉元帝之后的汉成帝显然更加无力扭转这种局面，甚至连他自己也“置私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民间拥有大量私田和私奴的皇帝。
《通典》：
“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
后来唐人在论及唐代均田制遭到破坏而导致土地兼并盛行的时候，竟然以西汉成帝和哀帝作为“基准”，加以对比。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西汉自汉成帝以后的土地兼并之盛。而这之后的汉哀帝则根本无法迁徙豪强了，于是汉哀帝另辟蹊径想要搞限田，但是因为阻力实在太大，也只能仅仅停留在“有司上奏”阶段，根本无法实行。
按照《前汉纪》的说法，“限田之议”规定庶人到列候之间，占有土地是不能超过三十顷的。如果超过就要没入“县官”，这里要说明一下的是，两汉文献中的“县官”，并不是指县令这种地方长官，而是指皇帝。而汉哀帝自己一次性就赐田两千顷给宠臣董贤，成为限田之议的破坏者，简直是“打脸”自己。而结合起当时的局势来看，这其实还颇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意思了。
如果说，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这个角度，或许可以比较完美地解释西汉自武帝以后，豪强之所以越“打”越“强”的原因。但是，这还不是东汉意义上的豪强如此之强的全部原因。
那么，东汉豪强又为什么如此之强呢?
三、豪强的儒学化和官僚化
豪强之所以强，经济实力自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却只能说是一个基础。豪强之所以到了东汉时代“大盛”，这还和豪强不断儒学化和官僚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儒学化和官僚化，则是东汉意义上的豪强成型的标志，也是其一个显著的特征。
因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汉代的文化也得以蓬勃。西汉中后期，儒学在汉代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得到了普遍的重视。“通经”成为西汉政府选拔官吏的一个主要依据。豪强在这个过程中，也逐渐摆脱了单纯任侠的气质，开始儒学化。
“帝后与功臣诸侯宴语，从容言曰：‘诸卿不遭际会，自度爵禄何所至乎?’高密侯邓禹先曰：‘臣少尝学问，可郡文学博士。’帝曰：‘何言之谦乎?卿邓氏子，志行修整，何为不掾功曹?’”
刘秀和邓禹的这番对话，虽然已经是东汉建政以后的事了。但是刘秀口中的因为具备“邓氏子”和“志行修正”这两个条件，得出“何为不掾功曹”的结论，显然是就两汉之际的情况而言的。在刘秀的眼里，豪强和明经是成为地方官员不可或缺的条件了。应该说，刘秀的这种认识，是符合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的，豪强在经过西汉中期以后的儒学化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官僚化，并且这不是一时一地的个别情况，而是弥广于整个汉代社会了。其实就刘秀本人的情况而言，他也曾经具有豪强和太学生的双重身份，年轻时曾经在长安“受《尚书》，通大义”，所以他对两汉之际豪强的儒学化和官僚化情况才能如此洞若观火。
关于这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
比如弘农杨氏，其中的杨震被称为“关西孔子”，杨氏家族在东汉因为通经博览，四世三公，显赫无比。而究其渊源，也正是杨氏在西汉宣帝之后，逐渐走上了潜研儒学的学术道路的原因。
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曾经谈到，“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赵翼敏锐地观察到了东汉社会的豪强儒学化的“一时风会”，这个意见无疑是正确的。这些出身于豪强的东汉开国功臣，经过儒学化和官僚化，和刘秀一起成为东汉政权的开创者。所以，豪强在东汉社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而随着刘秀“度田”之后和地方豪强的妥协，西汉中后期以后的土地兼并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东汉政府只能靠调整地方长官和属吏的关系来和豪强达成新的平衡。出身于豪强的地方属吏，往往能够真正掌握地方的行政权。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汝南太守范孟傅，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现象，开始普遍出现在东汉社会中。
东汉的豪强并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豪强”
可以说，经过了儒学化和官僚化后的东汉豪强，就此开始由上而下全方面地控制着东汉政权。
结论
东汉豪强的雏形出现于西汉初期，他们最初的来源是六国旧贵族后裔。在汉初，他们的力量并不强大，多以“富户”的形式存在，并且处于西汉政府严密的监控和管理之下。
然而，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豪强这个阶层因为适应了农业新工具和新技术，首先在经济层面获得了突破。以汉武帝时期为分水岭，豪强的势力和汉廷中央此消彼长，开始逐渐占据上风。
在西汉中后期的儒学化和官僚化的进程中，豪强的实力进一步增强。随着西汉在豪强的崛起中轰然倒地，刘秀的东汉王朝在豪强的支持下建立起来，重建了封建统治秩序。在这种情况下，豪强作为一个在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都占据垄断地位的阶层，最终出现在了东汉社会之中，其实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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