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四大事：衣食住行。“行”就是交通运输，虽说排在四大事的末尾，但也绝不是稍可忽视的小事。

　　中国的古代社会特别重视礼治，在“行”这样的大事上，也自然处处渗透着“礼”的色彩，人们往往可以通过“行”所凭借的交通工具、规模、装饰来评判一个人的尊卑贵贱。

　　帮助万历皇帝开创“万历新政”的首辅大臣张居正，在回乡葬夫的时候，不知道是出于“衣锦还乡好风光”的需求，还是真是为了便于在车马行进中“日理万机”、处置政务，总而言之是乘坐了一个32人抬的大轿。

　　虽说万历皇帝对这位事必躬亲、权势滔天，压迫得自己毫无存在感的辅政大臣早已心生不满，但乘坐32抬大轿这件事算得上是让君臣关系恶化，以致反目成仇的“最后一根稻草”。当万历皇帝听到张居正乘坐32抬大轿的密报之后，恶狠狠地说了句：“朕才乘坐16抬大轿，难道他张居正就比朕还尊贵吗?”

　　皇帝可以宽容大臣的贪腐、惰政、昏聩、颟顸，但绝不会允许一个大臣在彰显身份、荣宠等方面的“排场”上超越自己。在“排场”压住皇帝的风头叫僭越，僭越是欺君大罪，是可以直接论罪杀头乃至株连九族的。

　　在《三国演义》里，曹操从魏公晋封为魏王，其经济收益就主要表现为封地扩大、钱粮增多，而最能直接彰显其政治能量提升的，则是由皇帝亲自颁布诏书，赐给曹操的那一套以车马等交通工具为主要内容的仪仗用品“九锡”。这套交通工具原本是天子专属，授权某个大臣有权使用，也就意味着授予了这个大臣与皇帝大体相当的政治特权。

　　车马也罢，大轿也罢，都是交通工具，与今天的自行车、摩托车、小轿车、火车、飞机一样，都不过是人脚步的延伸，以便人们可以更快速、更便捷地到达更远的地方。只要有需要、有条件，任何一个现代人都可以自由选择出行交通工具。然而在古代社会，想自由选择交通工具是彻底不可能的。

　　中国有史料记载，最早、最完整地颁布关于“官用”交通工具使用规范的是西汉时期的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5年)，朝廷颁布诏令明确规定：不同级别的官员乘坐的马车用马匹的数量来区分等级，级别越高，可以使用的马匹就越多。关于这问题，西周时期也有一个规范，就是天子的马车用6匹马拉，其次是诸侯用4匹马，也就是后来成语里出现的“驷马”。

　　但汉景帝颁布的“官用”交通工具使用规范似乎更精细些。他不仅规定了拉车的马匹数量，还特意规范了马车的车棚颜色。例如，平民不论你多么有钱，但乘坐的马车只能用青布车盖。估计是古代汉语最具有歧义的色彩。青色是指介于蓝色和绿色之间的颜色。

　　俸禄两百担以下的官员乘坐白色车盖的马车，三百担以上的官员使用皂色车盖，一千担以上的官员车盖可以用皂缯覆盖。皂色就是纯黑色，因为古代的布料染色都取材于天然染料，要将布匹染成纯黑色技术难度相对高一些，所以纯黑色在古代是较为高贵的颜色。缯指的是丝织品，皂缯就是色黑而发亮的丝绸。这种级别上的差异，不仅仅体现在色彩上，对于布料规格也有限制。当然，这个规定里有一个漏洞，那就是对于俸禄在200至300担之间的车盖颜色没有作出规定，不知道是史料记载有遗漏，还是西汉时期的官员俸禄没有二百到三百担之间的设置?

　　也因为汉景帝的这个规定，给后世留下了一个新的名词“冠盖”。“冠”指的是帽子和衣服，“盖”则指的是马车顶棚。冠盖二字合起来就成了古代社会那些有官职、爵位、俸禄的人的代称。人们说“冠盖云集”，就是指一大批“有身份”的人聚集到了一起。

　　交通工具不但是封建等级制度的直观体现，也能侧面反映出一个王朝的气数和兴衰。而且每一个朝代都相应对官用交通工具的使用进行改革或规范，以便既能彰显身份，也能适应形势。

　　东汉初期，光武帝刘秀认为国家经过一番动荡，物力维艰，百废待兴，朝廷官员们应该身体力行地节俭朴素，就规定以成本低廉的牛车作为官用车辆。直到国家经济状况好转以后，东汉朝廷才重新发布诏令，用马车取代牛车。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发，“城头变幻大王旗”，牛车又多次成为一些刚刚建国的朝廷的法定官用交通工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北朝时期的官用交通工具使用规范。南北朝时期朝野上下都崇尚率真、通脱、潇洒、俊逸的“魏晋风度”，所以这个时期的官用交通工具可谓是“异彩纷呈”、花样繁多。例如宋文帝出行就喜欢乘坐由绵羊拉的“羊车”。尽管羊车载重小、速度慢、行程短，但这种怪异的交通工具却让宋文帝倍感有“范”，因为这似乎能彰显出他的品位高、有个性。

　　隋唐两朝的创立者曾经有一个共识，那就是魏晋南北朝的官用车辆使用太过随意、混乱，助长了从皇帝到大臣的慵懒作风，削弱了国家的凝聚力、战斗力。所以，他们一旦建国立朝，就一扫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坐而论道”、华而不实、懒散奢靡的社会风气，在整个社会倡导务实、快捷、高效的做派。反映在官用交通工具上，就是用骑马代替了马车、牛车、羊车等交通方式。

　　到了北宋时期，虽说依然鼓励官员骑马，但乘坐大轿已经逐渐成为社会主流。到了南宋时期，乘坐大轿已经成为各级官员的“标准配置”。莫要说相比骑马了，即便是相比起马车、牛车，由人力抗抬的大轿其行进速度也更慢。一旦朝廷有事，或者发生紧急情况，从官员的行进速度上就可以预知整个统治机器的运转速度和执行效率。

　　大轿需要的成本也更高，轿夫的报酬不属于朝廷财政负担范畴，要由官员自己负担。有的官员为了维护冠冕堂皇的威仪和气派，就不得不在“民脂民膏”上做文章，也就间接助推了官员的腐败。一顶官轿至少需要两名健壮男子抬，更高品级的官员需要的轿夫数量也就越多。倘若官员出行的路程长，则中途还需要“备份”一至多组轿夫，以便替换和接力，也在很大程度上耗费了许多精壮社会劳动力，使许多本该从事生产的劳动资源不得不转移到维护官员享乐上。

　　但大轿更为舒适，更为气派，这种变化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两宋时期官员们追求享乐、效率低下、不恤民力的施政风格。两宋时期经济高度发达，但两宋时期的边境不安、战乱频繁，被后世历史学家冠之以“弱宋”的标签，似乎也能从四平八稳、仪态万方的“官轿”上显示出端倪。

　　明朝的朱元璋是草根出身的皇帝，在反对铺张浪费、奢靡之风上可谓是痛心疾首、手段强硬。明王朝建立之后，朱元璋就敏锐意识到官员乘坐大轿与吏治腐败、效率低下、财政负担过重之间的强相关性，曾经明令规定：三品以上的文官、妇女、年老有病的，这三种人才允许乘坐轿子。三品以上的文官可以乘坐四人抬的轿子，以示荣宠。其余人员，哪怕是皇亲贵胄、功臣旧部，一概骑马。但凡违例乘轿或者擅自乘坐八抬大轿的，一律严厉惩处。

　　可惜朱元璋的一番苦心没有被他的后世子孙体悟，到了明中后期，朝纲松弛，皇权衰微，他亲自制定的官用交通工具管理办法被抛诸脑后，官员们逐渐下马、上轿，贪图起了安逸享乐，以至于出现了张居正乘坐32抬大轿的严重“僭越”行为。当然不能把这件事与明朝的覆亡直接划等号，但首辅张居正乘坐32抬大轿在江陵至京城的道路上风光无限，到清兵入关、崇祯自戕，期间不过隔了半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这似乎也算是一种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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