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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正式建立后金政权。

　　然而，就在这个新兴的少数民族政权诞生的前一年，一位曾经备受期待且战功卓著的“将星”在努尔哈赤的盛怒下，就此陨落。

　　他就是褚英，努尔哈赤与其结发妻子佟佳·哈哈纳扎青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的时候更是被努尔哈赤钦定为其接班人。可褚英不仅最终没能够掌握最高统治权，更是死在了后金政权建立的“前夜”。

　　纵观褚英悲剧式的一生，充分诠释了那句“性格决定命运”，同时，褚英的死也就此成为了努尔哈赤心中，永远无法挥去的痛。

　　褚英，生长于战火之中的“巴图鲁”。

　　明万历八年(1580年)，褚英出生，这一年，努尔哈赤二十一岁。

　　万历十一年(1583年)的“古勒城之战”，努尔哈赤的祖觉昌安、父塔克世，皆死于其中，而这也直接导致了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正式开启了征战之路，尚处幼年的褚英也就此开始面对刀光剑影。

　　特别是在万历二十年(1592年)后，褚英的生母佟佳·哈哈纳扎青去世，年仅十一岁的褚英就开始承担起保护姐姐东果哥哥以及弟弟、努尔哈赤次子代善的责任，躲避着一次又一次的暗害危机。而这也让褚英受到了极大的磨砺，更让其具备了坚韧不拔、英勇果敢的性格优点。

　　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褚英逐渐在军中崭露头角，特别是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的“乌碣岩大战”，可谓是褚英的“封神之战”。

　　在这一战中，褚英面对数量远超自己的乌拉部军队，毫无怯意，身先士卒，带领着部队冲入敌阵，给予乌拉部以巨大杀伤，乌拉部元气大伤，再也无法与努尔哈赤的建州部相对抗。

　　而褚英也因为其在战场上英雄般的表现，被努尔哈赤授予了“阿尔哈图土门”，即“广略贝勒”的荣誉称号，在此之前，褚英已经获得了“洪巴图鲁”的称号，于是褚英在军中的声望日益高涨。

　　褚英的快速成长以及战功的不断累积，可以说让努尔哈赤既欣慰，同时也是非常的欣喜，因为此时的他已经与他的弟弟，当时建州女真的二号人物舒尔哈齐，是越走越远了。

　　起兵之初，舒尔哈齐可谓是努尔哈赤最为得力的助手，也是他最为信任的伙伴，两人同起兵、共成长，同战斗、共患难，几年时间就打下了自己的一片基业。舒尔哈齐也一直是公认的建州女真中的“二号人物”，与努尔哈赤“一字并肩”，平起平坐，同受朝拜，努尔哈赤更是将舒尔哈齐作为了自己的接班人。

　　伴随着建州女真势力的不断壮大，舒尔哈齐对于当前自己的位置有了诸多的不满，在一些问题上也与努尔哈赤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与此同时，明朝也在这个时候敏锐的察觉到了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兄弟二人之间的矛盾，于是对舒尔哈齐进行了拉拢，并且极力挑拨他与努尔哈赤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李成梁，在给予舒尔哈齐足够尊重以培养其政治野心的同时，还与舒尔哈齐结为了“儿女亲家”，进一步离间了这对兄弟。

　　最终，已经有了“异心”的舒尔哈齐选择了铤而走险，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阿尔通阿和扎萨克图自立门户，与努尔哈赤分庭抗争。可“胳膊终究拗不过大腿”，舒尔哈齐以失败收场，自己的两个儿子也被努尔哈赤处死。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努尔哈赤下令将将舒尔哈齐关在了不见天日的牢笼之中，仅留两个小口递送水和食物，历经了一年多的囚禁，舒尔哈齐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在狱中去世。

　　伴随着舒尔哈齐的“出走”与后来的“倒台”，努尔哈赤更是迫切的希望褚英能够填补舒尔哈齐离开后的权力空白，于是褚英的地位被迅速提高，而此时的褚英绝对称得上是精明强干，丝毫没有辜负努尔哈赤的期望。

　　就这样，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褚英凭借嫡长子身份，以及多年积累的战功，被努尔哈赤正式确立为自己的接班人，褚英来到了他人生之中，权势地位最为显赫的巅峰时刻。

　　然而，这样的状态仅仅维持了三个月，褚英便开始了急速的“陨落”。

　　所谓“性格决定命运”，褚英终究为其性格所累。

　　尽管在此之前，褚英就被努尔哈赤委以了署理政务的职责，并且对其也进行了悉心的培养，然而，伴随着褚英权势、地位的不断提升，特别是被努尔哈赤确立为政权接班人之后，褚英心胸狭隘、生性残暴的性格缺陷，彻底暴露了出来。

　　他先是担心努尔哈赤的其他子侄对于自己的地位产生威胁，于是强迫代善、阿敏、莽古尔泰、阿巴泰、皇太极、德格类等人，向天发誓对其效忠，招致了几乎所有人的强烈不满，进而失去了兄弟们的拥护与支持。

　　而在面对努尔哈赤“信用恩养、同甘共苦”的“五大臣”，即费英东、额尔都、何和里、安费扬古、扈尔汉这五人的时候，褚英也表现出了非常的不敬，甚至在公开场狂悖的宣称：

　　“吾即位后，将诛杀与吾为恶之诸弟、诸大臣。”

　　至此，褚英将自己置身于了当时朝堂上所有人的对立面。

　　而实际上，褚英这样做并不是单纯的荒诞与傲慢，他也是想通过打压其他有功勋的兄弟以及掌握权势的朝中重臣，以稳固自己的地位，进而为自己日后登上汗位，顺利开展政治统治奠定基础。

　　可褚英性格上的缺陷以及其处事方法的极不成熟，最终落得了一个“众叛亲离”的局面，使之成为了“全民公敌”。

　　在这样的情况下代善、阿敏等努尔哈赤的一众子侄，联合“五大臣”，共同向努尔哈赤参劾了褚英，并且揭发了褚英的累累罪过。

　　于是努尔哈赤开始限制褚英的行为，并且有计划的剥夺褚英的权力，特别是之后再度征讨乌拉部，努尔哈赤不仅没有让褚英随同前往，更是安排莽古尔泰、阿巴泰、皇太极等人对其轮流看管，加以管制。

　　努尔哈赤的这一举动极大的刺激了褚英，而褚英也已然是更加的丧心病狂。

　　他在努尔哈赤出征之时，竟公然诅咒努尔哈赤兵败而归，而他自己也在密谋叛乱，企图夺取都城控制权，将努尔哈赤的败军困于城外，自己则是提前登基。

　　然而，就连褚英的亲随下人都知道，这样的想法可谓是既幼稚又可笑，于是赶忙向努尔哈赤告发了自己的“主子”。而褚英也就这样，在努尔哈赤的盛怒之下被圈禁在了高墙之内。

　　此时，距离褚英被努尔哈赤选定为接班人，仅仅过去了三个月的时间。两年之后的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不知悔改的褚英被努尔哈赤下令处死，年仅36岁。

　　而就在褚英死后一年，后金政权正式建立，褚英也就这样死在了政权建立的“前夜”，再无机会一睹日后八旗军队纵横辽东战场的雄风。

　　褚英之死，让努尔哈赤感受到了深深的痛。

　　《满文老档》中，对于褚英的死，有着这样记载。

　　“聪睿恭敬汗以其长子阿尔哈图图们，心术不善，不认己错，深恐日后败坏治生之道，故令将其囚居于高墙内。经过二年多之深思，虑及长子若生存，必会败坏国家。倘怜惜一子，则将危及众子侄、诸大臣和国民。遂于乙卯年聪睿恭敬汗五十七岁，长子三十六岁，八月二十二日，始下决断，处死长子。”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努尔哈赤杀掉褚英主要是有两个原因。

　　其一，是褚英自身的问题。

　　前文中也说到了，褚英强迫其他兄弟发誓向自己效忠，并且对待“五大臣”非常的傲慢，甚至口出狂言，危及到了所有人的生命。而在其为努尔哈赤管制以及圈禁期间，又继续不知悔改，让努尔哈赤认为其已经彻底的无可救药，于是下令杀掉了褚英。

　　这就是所谓的“心术不善，不认己错”，是褚英性格上的缺陷与问题，可以说是褚英的“咎由自取”。

　　其二，就是当时建州女真统治阶层内部团结的问题。

　　当时，褚英与建州女真统治阶层内部几乎所有的势力，都产生了极为尖锐而又复杂的矛盾。

　　首先，是褚英同努尔哈赤的矛盾。

　　毕竟褚英的行为已经威胁到了努尔哈赤的统治根基，是对努尔哈赤最高统治权的觊觎与挑战，必然不能为努尔哈赤所容忍。

　　其次，是褚英同努尔哈赤其他子侄之间的矛盾。

　　当时，褚英的功勋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年龄较大，跟随努尔哈赤征战较早，从而立功的表现与机会更多，除此之外，褚英的优势并不明显。如果真的是假以时日，那么努尔哈赤的其他子侄所积累的军功也将会迎头赶上。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褚英作为努尔哈赤的接班人，必然是难以服众。而包括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这些有军功，有威望的贝勒们，已经在反对褚英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扳倒”褚英成为了其共同的利益目标，所以褚英要面对的，是这一整个政治利益集团的挑战。

　　再次，就是褚英同以“五大臣”为首的一众功勋之臣之间的矛盾。

　　褚英希望继续提升其权势和地位，进而在日常政务的署理上，开始“专军机、裁政事”，将权力向自己手上集中，这无疑就波及到了“五大臣”现有的权势和地位。再加上“五大臣”早就对褚英狂傲、狭隘的性格与处事风格不满，而褚英的言行又三番五次的威胁到了其性命，于是“五大臣”与褚英的反目也就变成了必然。

　　在这样的情况下，努尔哈赤“虑及长子若生存，必会败坏国家”并不是没有道理。

　　特别是此时建州女真的实力非常的有限，努尔哈赤也需要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争取更多阶层以及政治利益集团的支持，以维系政局的稳定，保持政权内部的向心力与凝聚力，所以努尔哈赤诛杀褚英成为了一种必然。

　　然而，褚英的死就此在努尔哈赤的心中留下了永远无法抹平的伤疤，令他遗恨终生，而这份痛，在“代善被废”这件事情上，被体现的淋漓尽致。

　　后金天命五年(1620年)九月，代善的次子硕托以及阿敏同父异母的弟弟寨桑古突然失踪，有谣言称二人将要叛逃明朝。

　　硕托以及代善长子岳托，都是代善与其嫡福晋李佳氏所生，可代善的继福晋叶赫那拉氏对于岳托、硕托兄弟二人是非常的厌恶，代善又对于他的这位后妻又是偏听偏信，进而对于这两个儿子是非常的苛责。特别对于硕托，代善夫妻二人甚至还经常性的对其进行虐待，最终导致了硕托的“出逃”。

　　事发之后，代善又一次展示了自己对于硕托冷酷的一面，竟然三番五次的向努尔哈赤进言请求杀掉硕托。

　　数年之前，面对丧心病狂、不知悔改的褚英，努尔哈赤也只是先将其圈禁，直至两年之后，觉得褚英真的已经是无可救药的时候才将其处死，可以说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并且背上了巨大的心理包袱才下定的决心。可代善，仅仅是对后妻的偏听偏信，就要处死自己的儿子，这样的做法与“草菅人命”可以说是毫无区别，更是在努尔哈赤对于褚英“愧疚”的伤口上，撒上了一把盐。

　　于是努尔哈赤对代善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斥责，并且当众宣布：

　　“先前袭父之国，故曾立为太子，现废除太子，将其专主之僚友、部众，尽行夺取。”

　　至此，在褚英之后被努尔哈赤确立为接班人的代善，也被彻底废黜了“太子”之位。

　　这一切都是因为代善企图杀子的行为，触动了努尔哈赤内心最为敏感，也是最为脆弱的神经所致，而努尔哈赤对于代善的这份严苛与残忍，更体现了其内心对于褚英之死的苦楚与痛彻心扉。

　　在这之后的天命六年(1621年)正月，努尔哈赤带领“四大贝勒”对天盟誓：

　　“同心同德，不准诛杀兄弟子侄，违者必遭天谴。”

　　这是努尔哈赤对于自己多年前诛杀褚英的深刻反省，同时也是对于此后再度发生诸如“代善虐子”这样骨肉相残事件的后怕。他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能够避免政权内部的自相残杀，以此来抚慰自己内心深处的伤痛。

　　努尔哈赤的一生，曾经先后三次“手刃血亲”。

　　第一次是在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努尔哈赤将与自己共同开创基业的亲弟弟舒尔哈齐处死;第二次是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又将其长子褚英处死;第三次是在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又在临终前留下遗命要大妃阿巴亥殉葬。

　　也正是因为如此，有人对此进行评价的时候，给努尔哈赤扣上了“残忍”、“暴戾”的“帽子”。

　　“奴酋为人猜厉威暴，虽其妻子及素亲者，少有所忤，即加杀害，是以人莫不畏惧。”

　　然而仔细想想，其实努尔哈赤或许也有着他的“无奈”。毕竟，作为建州女真的领导者以及后金政权的建立者，努尔哈赤一生刀光剑影、浴血奋战，才有了如今的局面，也正是因为如此，努尔哈赤太过于在乎他一生奋斗创下的基业，更不希望因为有人将其葬送，所以才有了努尔哈赤的三次“手刃血亲”。

　　为了抵制分裂、维护建州女真的统一，他杀掉了舒尔哈齐;为了维系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与稳定，他忍痛处死了褚英;而也是为了后金政权后续的稳定，避免他生前定下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遭到破坏，他又下令将与他朝夕相处二十多年的大妃阿巴亥殉葬。

　　在处死舒尔哈齐后，努尔哈赤依旧重用了阿敏，善待了寨桑谷、济尔哈朗等一众舒尔哈齐的子嗣，这本也说明了努尔哈赤“杀弟”后心中的痛楚。而在诛杀褚英，特别是在经历了“代善虐子”事件后，努尔哈赤一再用对天起誓的方式，希望不再有内部的“杀戮”，不再出现骨肉至亲的自相残杀，更加说明了努尔哈赤心中的伤感与愧疚。

　　就这样，褚英之死，成为了努尔哈赤心中永远无法挥去的痛，可在当时这又是他必须做出的决定与选择，毕竟这是为了政权的稳定，他也能抛弃这份父子之情，而这无疑也印证了那句“无情最是帝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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