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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贞观时期的23年中，唐朝至少发生大规模疾疫7次，平均3.3年一次，东西南北四方边患更是此起彼伏。而将这些挑战当成磨刀石和踏脚石的大唐，最终踏平坎坷，磨砺出中国历史上的贞观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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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是大唐历史上很不平凡的一年。

　　太宗李世民自登基以来，在重臣魏徵、房玄龄、长孙无忌等人的辅佐下，励精图治、朝乾夕惕，坚守“抚民以静”的治国路线，劝课农桑，轻徭薄赋，救灾备荒，粮食生产连年取得大丰收，“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百姓生活丰衣足食，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太宗遂下诏要在来年即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二月封禅泰山。在中国古代的政治语境中，封禅泰山是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重要象征，标志着唐朝治世局面的出现。然而，一场不期而遇的疾疫，似乎要打乱大唐走向盛世的步伐。

　　疾疫内忧

　　贞观十五年三月，泽州(今山西省晋城市一带)发生疾疫。李唐当年就是从山西太原起兵夺取天下，因此山西在唐朝政治版图中的地位十分突出，被视为“龙兴之地”,这里出现疾疫非同小可。而且山西紧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长安，稍有不慎，疫情就有向首都逼近的危险。

　　第二年夏天，“谷、泾、徐、戴、虢五州疫”，谷州(今河南省新安县一带)，泾州(今甘肃省泾川县一带)、徐州(今江苏省徐州市一带)、戴州(今山东省菏泽市一带)、虢州(今河南省灵宝市一带)几乎同时发生大面积疾疫，“死人甚多”。

　　这不是唐朝第一次面临疾疫威胁。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关内、河东疾病”，关内道(下辖函谷关以西包括长安在内约27个州和单于都护府)、河东道(下辖黄河以东约18个州)就发生疾疫。当时全国划分为十道，这次疾疫覆盖了20%以上的土地和人口。太宗忧心如焚，“命医赉药疗之”，下令派遣朝廷医官携带医疗物资，赴各州县医治感染百姓，疫情很快得到控制。

　　有了贞观十年的经验，朝廷处理这次疾疫时已经颇有章法。太宗的主要举措仍然是“遣医就疗”，由中央朝廷统一派遣医官到地方组织医疗救治。毕竟，相较于当时的地方州县，长安的医疗体系更为完备，医官的医术也更加精湛。只有朝廷直接调度疾疫防控，才能在疫情最开始就迅速切断传染源。贞观十六年，太宗又增加了“遣赐医药”的措施，即由地方官配合朝廷医官，免费向百姓发放医药物资，使病患得到及时救治。

　　根据有关学者对唐代防治疾疫的研究，当时太宗和朝廷采取的防治举措应该还有很多。比如，设置单独医疗机构，对患病百姓进行隔离和集中治疗，很多寺院都被用来作为收容救治场所;及时掩埋因感染疾疫而去世的百姓遗体，避免病毒再次传染;调拨粮食救济疫区百姓，减免当地甚至全国租税，为粮食生产和经济生活恢复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朝廷出面开办具有慈善机构萌芽性质的病坊，收治贫病百姓，鼓励民间自发的救助行为;在各地宣讲《神农本草经》等医书中的医学知识，大力打击巫术迷信，等等。

　　靠着这些出台及时、落实有力的举措，贞观十五、十六年的疾疫发生范围被严格控制在三五个州之内，避免了向其他州县的蔓延，使得朝廷有足够精力处理更为棘手的问题。毕竟这年大唐面临的威胁不只疾疫内忧，还有国防线上的外患。

　　边防外患

　　薛延陀是唐朝北部的游牧民族，居住在大漠以北，早先被唐朝最大的敌人东突厥控制，双方曾结盟共同对抗东突厥。唐朝攻灭东突厥后，薛延陀真珠可汗逐步占据了东突厥故地，成为唐朝北部边防的新威胁。为制衡薛延陀，太宗复立忠诚于己的东突厥王族阿史那思摩为可汗，使其统治大漠以南，作为唐朝与薛延陀之间的缓冲。真珠可汗对此不满，一直伺机将其吞并。

　　贞观十五年，真珠可汗“闻上将东封”，听说太宗要赴泰山封禅，分析局势认为，“天子封泰山，士马皆从，边境必虚，我以此时取思摩，如拉朽耳”，决定趁唐朝注意力集中在东方、无暇顾及北边之际，一举解决思摩这个卧榻之侧的心腹大患。十一月左右，真珠可汗派长子大度设率二十万大军突袭思摩。思摩挡不住，率部退到长城以内，固守朔州(今天山西省朔州市一带)，紧急向唐朝求援。

　　薛延陀的情报工作做得太不到位。其实早在六月二十六，太宗就因“有星孛于太徵”天象异常，下诏停止封禅事宜。停封泰山之事，显示出太宗不图虚名的自信，毕竟百姓的真实感受比盛大的封禅仪式，更能彰显盛世气度。更重要的是，唐军主力没有再继续东调保障封禅，而是一直对薛延陀的异动保有足够警惕。收到思摩的告急后，太宗于十一月十六派名将李勣等人，率十余万军队救援朔州。

　　思摩退入长城后，根据太宗的指示，实行了坚壁清野的政策。薛延陀意在速战速决，本来带的粮草就不多，此时又无法就地取粮，战马几乎把树皮都啃光，士兵也是食不果腹。败相已现的大度设爬上长城，极尽诟骂羞辱思摩之能事，企图刺激其出城决战。

　　正在大度设破口大骂之时，李勣率大军赶到。大度设明白大势已去，赶紧向北撤退。李勣和思摩率六千精锐骑兵连夜追击，一场恶战下来，斩杀薛延陀三千人，活捉五万人。大度设带残兵败将逃到漠北，又遇天降大雪，“人畜冻死者什八九”。

　　经贞观十五年一战，唐朝取得了对薛延陀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为后来彻底将其消灭奠定了基础。而无论是边防外患，还是疾疫内忧，都不单纯是医疗卫生和国防安全事件，更多是对此时朝廷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

　　朝廷治理

　　按照一些学者的研究，在中国古代，对疾疫控制的强弱和疾疫持续时间的长短，往往与朝廷应对策略的有效性、官员贯彻落实的时效性成正相关。贞观十五年的太宗和大唐，还面临着朝廷官员玩忽懈怠、“渐不克终”的巨大风险。

　　贞观十五年八月十六，太宗忧心忡忡地对身边大臣说“朕有二喜一惧”：“二喜”是农业连年丰产丰收，北部边境大体安定;“一惧”则是“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面对贞观前十五年取得的重大成就，太宗居安思危。

　　太宗的忧虑应该和魏徵的提示有关。这年，太宗有一次问群臣：“守天下难易?”魏徵回道：“甚难。”太宗不解，“任贤能、受谏诤，即可”，只要用对的人，听对的话，天下自然太平，“何谓为难”。魏徵把话挑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生于忧患之时做到任贤纳谏不难，关键是安乐之后能否不忘初心，继续听得进贤臣的逆耳忠言，“安而能惧，岂不为难”。

　　太宗和魏徵的忧虑不是杞人忧天，朝廷部分官员不再以天下安危为己任，一味追求太平安稳，放任矛盾潜滋暗长。贞观十五年正月十九，甚至发生了禁军士兵夜间向太宗寝殿乱放箭之事，幸亏没有伤及御体。

　　太宗决定调动百官的积极性，鼓励群臣上书言事。他问魏徵：“比来朝臣何殊不论事?”魏徵回道，“陛下虚心采纳，必有言者”，官员们之所以不敢说话，连禁军造反这样的事都不敢明奏，就是怕您不但不听，反而怪罪，“彼畏罪，故不敢言”。太宗对此深表赞同，“然”，而且进一步发挥，“人臣关说忤旨，动及刑诛，与夫蹈汤火、冒白刃者亦何异哉”，将臣子进谏比作医官赴疫区、士兵上战场。

　　此后，太宗在魏徵的劝说下，主动放下身段，悉心接受房玄龄等人的批评监督，和重臣一起重新恢复贞观初年直言极谏和虚心纳谏的政治风气，进而带动整个官员队伍士气的提振。太宗君臣“共相切磋，以成治道”，不但带领大唐取得了应对疾疫和边患的连续胜利，而且将贞观之治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贞观时期的23年中，唐朝至少发生大规模疾疫7次，平均3.3年一次，东西南北四方边患更是此起彼伏。而将这些挑战当成磨刀石和踏脚石的大唐，最终踏平坎坷，一往无前地磨砺出中国历史上的贞观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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