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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清准战争中的最大败绩——雍正九年(1731年)的和通泊之战，网络上常有损兵三万，五万，北京旗人家家戴孝的说法。但根据原始档案记录，清军此战出兵总共一万人，其中阵亡、被俘7226名，损失在70%以上，逃出者也大多带伤。才损失了7000多人，为什么此战还被美国的中亚史学家斯塔尔认为，是19世纪以前清军最大的一次败仗呢?

　　仅仅损失7000人，就使得大清王朝上下震动，似很奇怪。然而雍正八年春，负责屯兵科布多之地察罕叟尔北路清军的靖边大将军傅尔丹，曾计划分兵四路，每路设兵2000，经布拉罕(bulagan)、布鲁尔(burul)、库列图(kuriyetu)、奇兰(kiran)道穿越阿尔泰山，直抵准噶尔本土，凭借8000精兵出其不意，与西路的岳钟琪夹击准噶尔，对准部造成致命打击;只是因为偷袭计划泄露，行动才不得不中止。可见由于西域险远，供给粮饷不易，不得不采取精兵战术。而雍正帝和麾下诸将也对清王朝精兵的战斗力颇有自信。

　　康熙末年征讨准噶尔，南路战兵1.6万，辅兵1.7万，合计3.3万人，北路战兵1.2万，辅兵1.3万，合计2.5万人，总计战兵不到3万，而一年需粮14万石，因为路途遥远，一石需白银30-100两，仅仅因为转运粮食，准部之役前后八年就耗费了至少3000万两以上白银，尚不计武器盔甲之费，马匹草料之资，士卒饷银赏赐之耗等等。因此康熙晚年征讨策妄阿拉布坦，除了驱准保藏，西藏失而复得，强化控制力之外，只落得海内虚耗。以准噶尔动员力论之，计其本部及土尔扈特、杜尔伯特、辉特、和硕特诸台吉属人，人口在50万以上，战兵4-6万，但由于西线要与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乃至俄罗斯对峙，能用于与清廷对抗的不过其半国之兵。准部虽然奴役着多达百万的维吾尔人，可以收取贡赋，强化武备，但军队占人口如此高比例，兵员也断不及以举国之力供应的清军装备精良、训练整齐。和通泊之战战前，清军仍如康熙末年进讨一样分西北两路。其中北路由满臣傅尔丹率领，在科布多之地的察罕叟尔设大营;西路则由汉臣岳钟琪率领。

　　雍正八年十二月，准噶尔抢先出招，大将小策零敦多布率5000兵力劫掠西路科舍图(kešetu)牧场，兵锋直抵哈密城外的塔尔纳沁(tal nacin)。清军阵亡汉蒙官兵3243人，折损牲畜高达122557头。穆瑚立(muhūli)宰桑也率领1000兵力在青海取胜，哈吉尔(hajir)卡伦被攻陷，牧于德布特尔(debter)马畜尽失，札萨克策零纳木扎尔(cering namjar)以下百余人被俘。雍正被迫调兵驰援巴尔库尔，并增兵青海，严守噶斯(gas)口岸。

　　由此可见，虽然准军单兵战斗力不如清军精锐部队，但是却已经彻底碾压了清王朝的杂牌军，这显示出三征噶尔丹之役后，清军的快速退化。与噶尔丹对决时，乌尔会河之战中清朝杂牌军至少还能与准军作战甚久，此时却完全不堪一击了。在雍正帝看来，北路傅尔丹兵强，西路岳钟琪兵弱。准噶尔在西路获胜，必将更注重于西路，因此令傅尔丹抓紧在阿尔泰山北面科布多筑城，而后相机进讨，攻打准部侧后。科布多筑毕后不久，傅尔丹便收到消息，有两万多准噶尔军队集结在阿尔泰山方向，准备用科舍图牧场的故伎，偷袭其薄弱部队，劫夺清军牧场。

　　如果是劫夺牧场，断不需这么多兵力。然而傅尔丹军游骑所捕得准噶尔俘虏，及当年十月(和通泊之战后数月)投奔清朝的土尔扈特人巴图都是如此说法，可见准军对军队内部是如此宣传的。笔者观点，准军统帅大策凌敦多布素以足智多谋著称，他知道清军精锐装备远胜准噶尔军，且有科布多城依托，主动进攻不可能讨到任何便宜，于是将己方全军也骗过了，只说是去劫夺清军牧场。傅尔丹认为准军既然是来劫夺牧场，一定没有做好打硬仗准备，此时正处于拉长队形的疏散行军状态。己方兵精，正可以雷霆万钧之势突入，歼其一部。当时北路共有兵丁2万人，辅兵不详。傅尔丹挑选京旗、右卫、盛京、乌喇驻防精锐，及索伦鸟枪骑兵2000人，合计一万人。这一万人可以说是当时大清国最精良善战的队伍。此外，傅尔丹又安排都统衮泰、总兵胡杰率满洲兵1300、绿旗兵6000守卫并抢筑科布多城;以名将费扬古(fiyanggū)之子，参赞大臣陈泰(centai)、副都统阿三(asan)领满兵2000扼守科布多河东，准备接应即将到来的察哈尔援兵。

　　等到傅尔丹接近准噶尔军，在博克托(bokto)岭下通过突袭击败了正分散游牧的图尔巴图淖尔部，却发现战果极为有限。原来老练的大策凌敦多布将主力屯于博克托岭山上，数量劣势的清军根本没有突袭机会，也不敢越过博克托岭攻打阿尔泰山更深处游牧的部众。傅尔丹无可奈何，下令移营到有水草处，借此引诱准军来攻，准备凭借火力和装备优势，打防御反击战。前锋统领定寿(dingšeo)、参赞大臣·副都统苏图(sutu)、觉罗海兰(gioro hailan)、副都统常禄(canglu)在东，塔尔岱、副都统马尔齐(marci)在西殿后。

　　但是当夜正好雨雹大作，准军便自各游牧地迅速集结，突击清军殿后部队。由于地形复杂，殿后部队和本军被分隔。准军快速冲出山谷，将定寿部2000人截断，塔尔岱部2000人前去驰援，也陷入混战当中。由双方随后陷入激烈的火器对轰来看，暴风雨很快便停止了。清军精锐的战斗力令人咋舌，区区4000人被分隔为数段，竟然还几次将准噶尔军队打得不利;当然，这一是出于困兽之斗，二是由于投入的资源确实远好于准军。最后，准方第一勇将小策凌敦多布率领100多具装骑兵奋勇杀入清军阵列，才将清军的誓死反扑压制。清军由于火器射程不及准军，弹药消耗极快，很快耗尽。到22日，断后的4000清军全部覆没。

　　后来岳钟琪对于双方火器就发表看法说：对敌之际，我军若用子母炮击贼，而贼用此大鸟枪， 则击远更过于子母炮。况贼中之大鸟枪甚多，且行走便捷，是我子母炮击远轻便不及贼之大鸟枪。准军遂得以攻打在和通泊扎营的清军大营，此处地势相对平坦，准军得以更好展开利用兵力优势，但傅尔丹也建立了稳固营盘，照理正可以打预先计划的防御反击战。

　　当时清军分作三营，满洲兵分一营，蒙古兵分一营，索伦兵分一营。康熙晚年，由于满洲八旗日渐腐朽，可战之兵减少，就已经开始抽调黑龙江的索伦兵来补充兵源。乾隆朝时彪悍的索伦兵已经成为清朝武力的依仗，但此时索伦兵对清廷尚未产生太多认同感，忠诚度较低，见敌众我寡，慌乱之下，待准军射程极远的赞巴拉克火枪纷纷向营内发射，就轰然崩溃。

　　索伦兵的崩溃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次日察哈尔、土默特、喀喇沁等部蒙古兵也崩溃，归化城土默特副都统衮布(gumbu)、营总里查布(licab)率兵逃逸，后投降准噶尔，尽告清军虚实。25日，傅尔丹率残余的4000名满洲八旗兵列成步兵方阵突围，以火器及弓箭在阵中防护，与罗马人的龟甲阵颇为相似。清军虽然火器射程不如准军，但火力强悍，还拥有准军所没有的重炮(准部只有轻型和中型炮)，因此准噶尔骑兵只能围着铁桶一般的清军缀而追之，这也印证了缺乏具装骑兵的轻装骑兵部队，很难冲破阵列有素的步兵方阵的道理。不过这种追击战也颇为激烈，鳌拜后裔——参赞大臣·公达福(dafu)断后战死。后来乾隆也感叹：虽年少者亦死战不退，是以尽忠者甚众。

　　不过，步兵方阵对抗骑射部队时，箭矢弹药的消耗速度一般要超过对手。二十八日，清军抵哈尔哈纳(harhana)河时，箭矢、弹药全部耗尽，失去反射击能力，终于斗志崩溃，无法维持阵列，被迫丢弃行装，全力突围。傅尔丹把军队分成两队，登上山岭突出，傅尔丹一队损失惨重之后，于七月初一抵达科布多，另一队由副将军巴赛、查弼纳统率，在准噶尔兵追击下全队覆没。算上之前逃出的黑龙江索伦兵，仅有2000多人得以生还。

　　和通泊之役的惨败，昭示着康熙晚期制定的筑城进逼之策彻底化为泡影。所损失7000多人几乎都是精锐中的精锐(如果算上辅兵的损失，这一战实际损失上万)，还有查弼纳、巴赛、达福、马尔萨、舒楞额等14位高级将领战死。准噶尔深入喀尔喀，切断驿站，四处抢掠，清军不敢出战，雍正在好几个地方编练新军，还派人修筑长城，防备准噶尔可能的入塞进攻。率2000满兵留守后方的费扬古之子参赞大臣陈泰心胆皆落，不敢救援，借口“我兵者，乃讨伐行走之兵也，不可去尔筑城处”，裹胁新到1000察哈尔兵逃往扎布堪。当然，事实上，以京旗、右卫、索伦兵以一当十的劲勇，尚且几乎全军覆没。陈泰若带着麾下兵去救，怕也只是徒然送死罢了。

　　在有清一朝的历史上，往往有希望凭借兵员精锐、资源优势来以寡击众进行军事冒险的例子。衡阳之战中的尼堪是如此，和通泊之战中的傅尔丹也是如此。结果则是众所周知。在当时清王朝武力退化已经非常严重，和通泊之战可以说是令清朝损失了举国精锐之半。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清军精锐单兵战斗力确实出众，但因为往往缺乏优秀指挥官，所以军事冒险往往以惨败告终，只有集结优势兵力才能获得胜利。明初沐英不等朱元璋派出的援军赶到，便以3万步骑于定边之战击破麓川8万大军这种军事冒险成功，我们很难在清朝历史上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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