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清朝为何大兴“文字狱”?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文字狱”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过程中的派生物，是统治者根据文字作品的只言片语，罗织罪名或仅仅根据其思想倾向而给作者定罪的一种行为。

　　文字狱自古有之，但以清初康乾盛世的文字狱规模最大，影响最深。清朝文字狱说到底就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和极端思想控制下的产物。清代大兴文字狱其目的是为了束缚和压迫民众的思想，树立清朝满族统治中原的权威，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稳固清朝统治。清康熙朝的文字狱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这其中也潜藏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大规模文字狱对巩固清朝统治打下了坚实基础，但更多的是使中国文化发展受到了严重的破坏，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延缓了中国社会迈向近代社会的步伐。

　　文字狱

　　文字狱并非起源于清朝，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文字狱也许就是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的“乌台诗案”了。苏轼只不过是在诗中写了一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蜇龙知”，被别有用心的人牵强附会是讽刺神宗皇帝，结果就是苏轼下狱四个月，后被流放黄州。还有明太祖朱元璋时的“贺表案”，仅仅因为杭州教授徐一夔在贺表中写了“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态作则”，居然引发了朱元璋无穷的想象：“生”谐音“僧”，暗讽朱元璋和尚出身;“光”是“光头”，同样也是嘲讽皇帝;“作则”近乎“做贼”，更是对皇帝的大不敬。因此这位倒霉的徐一夔丢掉了脑袋。这些今天听起来匪夷所思的做法，却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史实。

　　一、清朝大兴文字狱的原因

　　我国古代的文字狱以清代最为残酷暴虐，这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背景。

　　1、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的沿续

　　清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封建王朝，在当时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族，特别是汉族知识分子看来，这是颠覆传统的一种“乾坤反覆”的行为，与汉人知识分子心中的“华夷观”是相悖的。所以满清入关之初，遭到了广大汉族人民的激烈反抗。虽然这些武装斗争都被满清政府镇压下去，但是民族之间的敌对情绪并不会随着反抗的失败而消失，存在于广大汉族知识分子心中的反清意识也不是短时间可以消除的。

　　清朝前期，虽然占领了北京，但是以南明政权和台湾郑氏为代表的反清集团仍然在坚持抗金斗争，并对清朝的统治带来一定的威胁。明朝原来的税赋基地江南一带由于战乱，经济受到重创，无法为新建立的清朝政府提供足够的财政保障，更何况江南读书人众多，大多又心怀故国，对推行“剃发易服”的满清统治者有着极大的对抗情绪。这几个方面综合在一起，新兴的清朝统治地位并不稳固，所以清朝统治者必须要镇压反清思想，巩固自己的统治。把镇压的矛头对着汉人的中坚力量——那些汉人知识分子，无疑是一种影响最大、最为强有力的措施，可以从文化上割裂汉人和传统的联系，所以才会罗织罪名，对汉族知识分子进行残酷的打击和镇压。

　　2、消除皇权之争，排除政治异已势力

　　满清建立之后，其皇族内部权力斗争异常激烈，康熙皇帝一生都被“九子夺嫡”这种权力之争弄得焦头烂额。这场权力斗争在雍正最终胜出之后，雍正为了防止继续出现这种皇族内部的血腥争斗，将文字狱当成打击各位皇子势力的有效手段，将那些与皇子们结党的大臣清除掉，以保证皇权的平稳过渡。雍正利用文字狱，打压了权臣隆科多、汪景琪等异已势力，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3、清朝统治者不自信的表现

　　其实清朝的绝大多数所谓“文字狱”，都是捕风捉影、拼凑罗织出来的案子，并不都是文人们借古讽今、宣传反清思想，只是清朝统治者的统治基础在人口中不占多数，因此对汉族知识分子的一言一行都非常敏感，过度猜疑。很多文字狱是被别有用心的人有意无意的曲解了，是刻意炮制出来的。

　　清朝有一个著名的文字狱，起因听上去令人啼笑皆非。一位叫徐骏的读书人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结果被人靠发，说徐骏思念明朝，抵毁清朝，结果作者被雍正处斩，还牵连了一大批读书人。这就是清朝文字狱中具有代表性的“清风明月案”。

　　还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文字狱案例就是庄廷鑨的《明史案》。此案被金庸先生写进了《鹿鼎记》，已被大家熟知。这部《明史》由于用永历等朝的年号，将明朝那些将领降清视为叛逆而被人告发，最终因此获罪或者牵连致死者达七十余人，江南文人中的佼佼者大多受到牵连。

　　满清统治者入主中原后，有一种征服者普遍的自大感，但是他们面对汉族几千年的汉文化，又会产生一种自卑感。他们最怕汉人看不起满人，也绝不允许被他们武力征服的汉人在文化上歧视满人，所以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中，特别容易草木皆兵，敏感猜疑。这种军事上的自满和文化上的不自信综合在一起，导致了清朝统治者将汉人中的读书人视为洪水猛兽，严加提防，甚至不惜用血腥的手段和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清除，这就是文字狱频发的根本原因。

　　二、明亡后的汉族文人

　　明朝被来自异族的满清灭亡，对绝大多数汉族读书人来说，是一种世界观的颠覆。这不仅仅是改朝换代对文人群体造成的伤害，而是被视为“亡国灭种”的滔天大祸。在儒家思想教育下成长出来的汉族文人，无法认同这个异族政权，心中充满了反抗和敌视的心态。因此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不可避免的会将这种心态释放出来。

　　汉族文人虽然大多手无缚鸡之力，但是深受儒家文化熏陶，有着坚定的民族信念和家国情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不屑于清政府合作的，有很多还参加了抗清斗争，站在了第一线。《鹿鼎记》中就把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这几位文人中的代表人物写了进去，而这三位儒学大家也正是明末抗清文人的代表。

　　顾炎武指出：“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夷夏之防所系者在天下”，王夫之也说：“君权可继、可禅、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在以他们为代表的读书人心目中，夷夏之防是当时最主要的矛盾，也是道德的标准。因此，持有这种信念的读书人，纷纷投入到抗清斗争之中，用各种形式组织反清复明。

　　对于大多数读书人来说，长于文学创作，武装斗争并非他们的强项。所以他们会更多的把自己的想法和决心写进自己的诗文之中，流露出对清朝的敌视和明朝的思念。虽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没有直接抒发胸意的勇气，但是他们通过对前朝历史人物的赞美或者抨击，去表达自己的思想，去抒发自己的感情。

　　明亡于清，与宋亡于元的结果非常类似，因此，宋朝那些坚持抗元斗争的先贤们，就成为明末读书人歌颂的对象。有很多读书人痛定思痛，去总结明亡的教训，对导致明亡的那些明朝误国的书生们进行批判，反思应该读什么书，怎样读书，并总结出了读书应该“通经致用”的经验。

　　所谓“通经致用”，指的是学习要达到实用的目的，而不能照搬书本，读死书。顾炎武提出“近世通经者，大都皆口耳之学，无得于心，尚安望其致用哉?”所以顾炎武提出要“以史经世”，去引古鉴今，从古人的经验中，去寻找明朝亡国的根本原因，去寻找复国的办法。因此很多文人借修史去保存明朝的思想和功过，去寻找这个天翻地覆的时代中立身处世的目标和准则。无论是钱谦益的“以诗补史”，还是屈大钧等人的“以诗续史”，都是想发挥诗歌的史学经世功能，反映时代的兴替和国家的兴亡。

　　三、文字狱下的文人们

　　清朝经过顺治、康熙两朝数十年的治理，平定了各地汉人的反清浪潮，政权日益稳固，这已是一个事实。所以汉族文人们的斗争方式也发生了转变，将武装斗争改为文化抵抗，通过著书立说，去对清朝的统治进行否定。而对于一个封建王朝来说，它的法理性并不仅仅靠武力去维护，而是需要得到士大夫阶层和地主阶级的普遍认同，更需要构建一个文化上的秩序。所以瓦解汉族文人的文化抵抗，掌握文化上的领导权，是清政府必须做的功课。

　　清朝建立后，也采取了和明朝一样的科举制度，用怀柔政策来笼络读书人，这是一种维护文化秩序的普遍手段。但是对于始终不合作的文人，也必须要用高压手段予以征服，而“文字狱”就是一种简便有效的征服手段。

　　发生在雍正六年的曾静、吕留良案，就是清朝统治者娴熟的利用“文字狱”这个征服文人的工具，对不肯与清朝合作的文人进行打击的一个典型案例。这件案子其实并不复杂，只是一个糊涂的读书人曾静想煽动清朝的川陕总督岳钟琪造反，这个曾静并无任何同谋，也不属于哪一个组织，只是他个人的一时头脑发热，或者说这只是一个书呆子气十足的书呆子。但是雍正对此案极为重视，亲自审理，并将曾静的口供编成书籍发往全国，要求全国人民共同学习。

　　雍正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他是想发挥政治动员的力量，通过文字狱的高压，去控制反清言论在民间的传播，并宣传清政府的“君臣之伦大于华夷之分”理论，去消除汉族人民的华夷之分，获得文化上的主导权。事实上，曾静被捕后也在立场上发生了转变，在口供中承认了“君臣之伦大于华夷之分”，甚至说出了清朝得天下，是“天与人归”的合法行为，在汉族读书人中产生了强大的影响，达到了清朝统治者的目的。

　　乾隆

　　人是社会性动物，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这一点是无可辩驳的。清朝的文字狱，确实对读书人产生了强大的震撼作用，很多人在清朝统治越来越稳固之时，不得不屈从于现实。特别是经过清朝几十上百年的发展，经济得到了恢复，人民生活水平提到了提高，而此时的人们亡国已久，对明朝的感情越来越淡薄，在新的朝代去济世救民同样是读书人的价值这种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就连那些抗清最坚决的人，也默认了自己儿孙去参加清朝的科举，做清朝的官。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明朝遗民的家庭，在清朝二百八十年的历史中一直坚持反清的。读书人从积极反清转为消极的不合作，再到出仕清朝的转变中，文字狱为代表的文化高压，为这些汉族文人们“重君臣之伦，轻华夷之辩”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四、清代文字狱之下文学创作的特点

　　正如前文所说，清朝初年的文学创作，受到“经学致用”的影响很大。此时的文学创作，多以思念故国、“以诗补史”为主，多为引古鉴今，寻找明朝亡国的根本原因，出现了以顾炎武、王夫之、傅青主等为代表的遗民文人群体，作品也多以思念明朝、志在复国为主。

　　经过顺治、康熙两朝八十年的治理，特别是雍正、乾隆时期文字狱的高压之后，很多文人思想发生了转变，作品强调规避现实，达到“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目的，从而形成了以王士慎为代表的“神韵”派。

　　“神韵”派追求蕴藉空灵，冲淡清远，诗歌专注对内心世界的拓展，从而转移对现实世界的不满和关注。王士慎本人的诗更是以描写景物见长，用一种轻快的笔法，去显示出一种恬淡太平的生活，充满了对康乾盛世欣欣向荣的歌颂。

　　清朝政权稳固后，很多读书人接受了现实，加入了与清政权合作的队伍。他们通过科举进入士大夫的队伍，成为文化界的中坚力量。他们生活在清朝最为强盛的年代，对满清人领导下的政权出现的康乾盛世有着更加直观的认知，所以作品充满了对新政权的歌颂，很少有描写社会的黑暗现实，诗坛充满了点缀太平的酬唱诗和逍遥自在的山水诗。

　　从诗歌的意象上来看，清朝前期的诗歌重夷夏之防，多有对故国之思，“明月”由于与大明国号有共通之处，在汉族文化中又有纯洁之意象，所以多被用来代指明朝，出现的频率也最高。另外，“秋风”、“枯树”等代表山河破碎的意象也是这一时期诗歌中常见的意象，反映的都是明末清初知识分子心中的哀痛和愁苦。

　　自从清政府大兴文字狱后，“清风”、“明月”等有着胡汉之分意象的词语几乎不再出现于诗人们的作品中，而那些重君臣之伦和认同清朝合法地位的意象成为诗人们的新宠。清朝中期之后的诗作中，充满了花卉、山水、禽鸟等有着太平意象的词名，用绿杨垂柳、小桥流水等意象去歌颂太平盛世，去描写盛世之下的祥和安宁，诗歌的风格也由慷慨激昂逐渐转为温厚平和。从这个角度来说，清朝统治者的“文字狱”对巩固统治，消除汉人的抵触情绪以及建设一个繁荣的新社会，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五、总结

　　文字狱是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专制制度的产物。这种因文字犯禁或借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是清代统治者加强思想、文化控制的措施之一。也是世界历史上有名的文化恐怖制度。文字狱固然能强化集权统治，巩固中央集权，防止民族分裂，但对文化发展的打击是巨大的，清朝时文坛“万马齐喑”的局面，与清朝统治者实行文字狱是脱不了干系的。

　　清朝的文字狱给思想文化、士人风气带来恶劣影响。在文字狱的高压下，文人学士只好泯灭思想，丢掉气节，死抱八股程式，从而远离敏感的学术领域，远离现实，向着谨小慎微、没有节操的方向发展。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治，从而禁锢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清朝后来落后于世界，乃至最终被世界抛弃，“文字狱”是难辞其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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