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胡惟庸的故事，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明初，朱元璋大兴重典，大肆杀戮功臣，明初四大案中，就有两件关于政治的大案件，分别是胡惟庸案与蓝玉案，单单胡惟庸案连坐者就超三万人，堪称明朝历史上的腥风血雨，而通过胡惟庸案件，曾经与朱元璋一起共患难，闯南走北征战天下的淮西功臣们，几乎清洗殆尽，那么，坐在皇位上下达命令的朱元璋，为什么制造如此腥风血雨呢?这问题的源头恐怕还得从皇帝朱元璋与淮人功臣集团日渐加深的矛盾说起。本文将以胡惟庸案为切入点，浅谈明朱元璋与淮人功臣之间的矛盾。
明初时，处在淮人集团低层的胡惟庸，借李善长的“东风”成为百官之首
朱元璋元末自淮西地区起义，随后经历二十多年的南征北战，建立大明王朝，而这期间，朱元璋麾下的淮人老乡们，为朱元璋出谋划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也可以说，朱元璋打天下，有他们一份功劳，就连朱元璋自己也经常自诩为“淮西布衣”，或“濠梁之民”，朱元璋刚当皇帝那会，与徐达等人说话，还经常称之为兄，《明史·徐达传》就记载：宴见欢饮，有布衣兄弟称。帝尝从容言：“徐兄功大，未有宁居，可赐以旧邸。”
洪武三年十一月，朱元璋在奉天殿大封开国功臣，一口气封了六公二十八侯。这六公分别是:韩国公李善长、魏国公徐达、郑国公常茂、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都是淮西老乡，而二十八名侯爵也基本是淮西人，且以凤阳人居多。除了功名爵位外，朱元璋更是给公侯们高俸，李善长等淮人一等公爵食禄三至五千石，且赏赐田地，并且赏淮人功臣们类似免死金牌的铁券。要知道，同样有开国之功的浙东派领头人物刘基只封了三等伯爵，食禄却只有两百多石，足见他对淮人功臣们的重视与认可。
洪武三年十二月“赐魏国公徐达以下勋臣田有差”。
一时间，淮西功臣们的势力达到巅峰，显赫朝野。也因为朱元璋的看重，淮西派成为明初政坛上最大的势力。当时有诗云:““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这也反映了朱元璋对淮西派的偏心。
此时胡惟庸又在哪里呢?胡惟庸虽然是安徽定远人，同属于淮人集团，但洪武三年，他仍是淮右集团的底层人物，当过县令做过通判的他，混的并没多少起色。直到淮西派的领头人物李善长扶持，胡惟庸这才得到朱元璋赏识，之后平步青云，于洪武六年(1373年)迁至右丞相，又于洪武十年(1377年)升任至中书左丞相，短短几年时间，成为朝廷权力最大的官，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成为继李善长之后淮西派二代目。
胡惟庸坐上宰相之位后，开始膨胀起来。其当宰相期间，掌管生杀废黜等大事，内外各部门的奏章，他都先拿来看，凡是陷害自己的就扣下不呈。有的甚至不报告朱元璋便直接行事，同时胡惟庸这个人，阴险奸恶、喜欢窃弄权柄、结党营私，所以经常有人奔走其门下，只为给他送贿赂，其屠害忠良之事也不胜枚举。
“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
比如大将军徐达就曾向朱元璋告他的状，说他这个人阴险狡诈，胡惟庸于是买通徐达的守门人福寿，想要谋害徐达，但被福寿揭发。御史中丞刘基也曾说过他的坏话，后来刘基生病，朱元璋派惟庸带御医探视，胡惟庸趁机对刘基下毒。
此后，胡惟庸权势更盛。
所谓伴君如伴虎，胡惟庸可能到死也没想到，自己爬的那么高摔下的时间却是那么快。而他这么一摔，也直接将权势正盛的淮人派送向了衰败。
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几乎将淮西功臣清洗殆尽
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占城国向大明进贡，胡惟庸等人没有报告朱元璋，而这事恰巧被宦官见到，并告诉了朱元璋。朱元璋听后大怒，下令责罚中书省臣，胡惟庸和汪广洋叩头谢罪，却将过错推给礼部，而礼部大臣又推回给中书。这样推来推去，朱元璋更生气，一气之下将各臣僚全部关押起来，追问为首的人。不久，汪广洋被处死，胡惟庸虽然全身而退，但成功引起了皇上的猜忌。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御史大夫涂节突然揭发丞相胡惟庸，说他不止擅权，还想要谋反。很快，事情发生反转，就在涂节告发胡惟庸不久，中书省另一名中级官员高嵩奏报，涂节和胡惟庸是同谋，因为涂节见事败落，这才狗急跳墙告发胡惟庸，朱元璋一气之下，将三人全部处死，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诛胡惟庸九族，同时杀御史大夫陈宁等数人。
胡惟庸因谋反罪被处以死刑，然而直到胡惟庸死后，其谋反的证据才陆续出现，且胡惟庸谋反案并没有因胡惟庸身死而结束，反而持续发酵，其头上的罪名也不断攀升。
洪武十九年(1387年)，也就是胡惟庸死后七年，有官员突然揭发胡惟庸勾结倭国，想要刺杀朱元璋。而在四年后，洪武二十三年五月，早已远离官场的太师，大明开国功臣韩国公李善长被御史告发曾参与胡惟庸谋反案，同年，大将陆仲亨的家奴封帖木告发陆仲亨和唐胜宗、费聚、赵雄三名功臣参与胡惟庸谋反，最后朱元璋以“伙同胡惟庸谋不轨”罪处死李善长、列侯陆仲亨、已故的滕国公顾时的子孙等开国功臣。并颁布《昭示奸党录》，警示群臣，要以胡惟庸为戒，不要步他后尘。1392年，也就是胡惟庸被杀12年以后，靖宁侯叶升因为胡惟庸案掉了脑袋，这案子才终于了结。
至于胡惟庸是否谋反，历史上疑窦丛生，很多人持怀疑态度，《明史》中说：”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是朱元璋自导自演的一场杀戮大戏，其目的就是用正当名义剥夺胡惟庸手中的相权。
胡惟庸死后，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废除丞相制度，再不设中书省，从历史的结果来看，这场跨度十二年之久的谋反案，连坐三万余人，受株连至死或已死而褫夺爵位的开国功臣有李善长、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永嘉侯朱亮祖、靖宁侯等一公二十一侯，淮西功臣集团被诛杀者大半。
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再次补刀，凉国公蓝玉被锦衣卫告发“谋反”，被处死者达万余人，淮西功臣集团至此覆灭。
朱元璋与渐行渐远的淮西功臣之间的矛盾
纵观历史，淮西功臣从蒙元起义时的草根农民，到开国时的显赫贵人，再到朱元璋称帝时的刀下鬼，不得不感叹，命运的反复无常，同时与朱元璋的关系上，这简直是一出“兔死狗烹”的悲情历史剧，然而，从客观角度来讲，淮西集团的覆灭，除朱元璋爱猜忌的性格作祟外，还与淮西派自身少不了关系。
一 淮西功臣倚功犯法，欺榨百姓，触发了朱元璋作为领导者的底线
明朝初建，受元末战争影响，百废待兴，各地仍然战乱不断，大明王朝才刚刚坐稳，怎么会容许他人犯难，朱元璋颁布一系列如垦荒屯田，兴修水利，轻徭薄赋等民休养生息的措施，用以恢复社会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明朝统治。同时下令禁止蓄奴，打击豪强地主势力，抑制土地兼并与争夺劳力，用以缓解百姓与官僚之间的矛盾。
然而，淮西派功臣却拖了朱元璋乃至大明朝的后腿，明初新贵不仅剥削压榨农民，同时侵占土地，侵夺民财，欺压良善，驱役士卒，私纳奴婢。
如颖国公傅友德公开奏讨“怀远田千亩”，凉国公蓝玉“乘势暴横尝占东昌民田，御史按问，玉怒逐御史”，隆平侯张信横恣枉法“强占丹阳练湖八十余里，江阴官田七十余顷”，赵庸随李文忠出征应昌，私占奴婢，薛显妄杀胥吏，杀兽医，杀火者，杀马军，为了抢夺天长卫千户吴富缴获的牲口，还动手杀了吴富，郭英“擅杀男女五人”，随便杀戮平民。淮安侯华云龙在北平住进了故元丞相脱脱的宅第，大模大样地使用起元朝皇帝才能用的东西：“凡元宫龙榻凤褶及金玉宝器非人臣可僭用者，皆用之弗疑”，后来又嫌脱脱宅第不好，无偿征用士兵和百姓给他翻盖，“奢丽而过制特甚”……
不光功臣们使用特权犯法，他们的亲友甚至家奴也一个个倚势犯法，横暴乡里，欺压百姓，比如信国公汤和的姑父席某就仗势蔑视法纪，“隐瞒常州田土，不纳税粮”。胡惟庸的家人“为奸利事道关，榜辱关吏”。
他们贪得无厌，无所顾忌。开国之后不久，勋臣们违法乱纪之事，就开始不停地反映到朱元璋的面前，尽管朱元璋多次劝告淮西功臣们，要他们收敛点，甚至特命工部铸造《铁榜文》，以法令形式严厉警告公侯及其家人，凡倚势凌民巧取豪夺田产财物者处以斩罪，此后又“定制，四品以上官员家，不得与民争利。”
但淮人元勋们仍旧有侍无恐，倚功犯法，欺榨百姓等现象屡禁不止，且日益严重，这无疑与作为领导的朱元璋大相径庭，最后逼得朱元璋不得不用铁杆政权除之。
二 淮西派与浙东派党争，影响大明朝政的平衡
明初除了淮西派，还有一个同样跟朱元璋打天下的浙江东部的功臣派，叫浙东派，浙东派首领是当时的诚意伯刘基。
这两派，在李善长当丞相时结了梁子，淮西派李善长是个心胸狭窄的人，因为他的亲信李彬犯法，刘基斩杀了李彬，于是两派开始各自较劲，且在朝廷中安插官员，最后，李善长扶持的胡惟庸毒死了刘基，浙东派从此没落，淮西派大获全胜，成为朝廷的“一枝独秀”。
而淮人派基本是老乡，且有着深厚的革命友情，同时内部又多以亲缘婚姻关系为纽带，如宋国公冯胜是常遇春子郑国公常茂的岳父;蓝玉是常遇春的妻弟;卫国公邓愈儿媳是李善长的外孙女;而李善长侄子又是胡惟庸女婿等等，所以整个淮西派就是一个盘根错节的整体。
而这个整体，凭借着特权，飞扬跋扈，狼狈为奸，他们与各地的淮人将帅，地方豪强沆瀣一气，如胡惟庸与受罪遭贬的淮系将领吉安侯陆仲享、平凉侯费聚勾结一起，密切往来，其又在朝廷垄断政权，党同伐异。倘若任其发展，无疑有架空皇权的危险，朱元璋当然不愿意看到如此结果，但如此一个整体，不可能说除掉就除掉，于是以一个简单的胡惟庸案连根拔起，就显得十分必要。
淮西派与浙东派的党争，看似淮西派赢了，但所谓对抗也是一种平衡，而一方独大后无疑打破了两者的平衡，殊不知，这场争斗，最后没有赢家，而浙东派的没落，也加剧了淮西派的灭亡。
三 胡惟庸案，一出皇权与相权争斗的名场面
清朝乾隆帝曾在他七十岁的时候作了一篇《御制古稀说》，并对中国传统政治中威胁皇权的因素做了一次总结：“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
意思是威胁皇权的，有强大的地方藩镇，有敌国外患，有权臣，有外戚，有后妃，有太监，有奸臣，有小人。几乎所有人都盯着皇帝的权柄，一有机会，就想取而代之。
作为从底层起义的皇帝，同样有太多的顾虑，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就建立卫所兵制，胡惟庸案后，立马废除丞相制度，并立《祖训》告诫后世:
“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有肾相，然具中多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分理天下庶务，大权一归朝廷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请者置之重典”。同时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封诸子为王以威慑监督将帅，翼卫朝廷，以内外相维，防患未然。
当然，宰相胡惟庸从未想到，自己身上的权力，同时也是悬在自己头上的一把利刃，而这把利刃是否出鞘，决定权在皇帝朱元璋手中。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朱元璋以胡惟庸案大刀阔斧整顿淮西功臣，实际是朱元璋与淮西派功臣之间多重矛盾作用下的负面结果。在元末起义时，朱元璋与淮西派有共同的敌人，即蒙元旧朝，而自大明建立后，作为皇帝的朱元璋与淮人集团的身份发生了转变，而这转变之间，产生了无法跨越的鸿沟，淮西派凭“实力”站在了朱元璋的对立面，于是，这场杀戮自然避免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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