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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许多关于明朝的历史剧中，宦官时常以弄权、恶毒、祸国殃民的形象出现，如《江山风雨情》里的魏忠贤、《大明王朝惊变录》里的王振等。但在明朝，有这么一段时期，宦官变得异常的“安静”，他们不再专权朝野，反而谦恭谨慎，如宦官李芳，《明史》评价他“以能持正”;又如救了海瑞一命的黄锦，权势虽大，“不敢大肆”。

　　这个时期，正是世宗皇帝所在的嘉靖朝。

　　多年以后，顾炎武在回顾明代政治得失时，曾引用崇祯朝内阁大学士蒋德璟的话说：

　　(我大明)惟世宗肃皇帝毅然裁革(宦官)，独断于先，我皇上剪除逆珰，媲美于后……

　　而后来张廷玉等人修的《明史》，也认为嘉靖朝宦祸较少，《明史》载：

　　世宗习见正德时宦侍之祸，即位后御近侍甚严，有罪挞之至死，或陈尸示戒。张佐、鲍忠，麦福、黄锦辈，虽由兴邸旧人掌司礼监，督东厂，然皆谨饬不敢大肆。帝又尽撤天下镇守内臣及典京营仓场者，终四十余年不复设，故内臣之势，惟世宗朝少杀云。

　　嘉靖初年的宦官情况

　　《明史》的这段记录可算是官方对嘉靖朝宦官状况的总概括，所谓“正德时宦侍之祸”，就是明武宗时期，以宦官刘瑾为首的阉党之乱。刘瑾官拜司礼监掌印太监后，“权擅天下，威福任情”，“军国大柄，尽归其手”，被时人戏称为“立皇帝”。《明史·列传·卷第一百九十二》记载：

　　“武宗即位，(刘瑾)掌钟鼓司，与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并以旧恩得幸，人号“八虎”，而瑾尤狡狠。”

　　他的行为激化了文臣与宦官之间的矛盾，正德五年，安化王叛乱后，都御史杨一清联合宦官张永，利用献俘的机会向明武宗揭发刘瑾“十七大罪”，在李东阳等大臣的施压下，武宗忍无可忍，最终决定捉拿刘瑾，抄家，凌迟处死。

　　当正德皇帝突然去世时，内阁的权力并非一朝飞升，宦官的权力也非一夜倾覆。事实上，当时杨廷和等大臣还要对宦官领袖们忍气吞声。在回忆商议迎取新君人选的情景时，杨廷和写道：

　　“予遂言内阁遣官蒋(冕)，魏(彬)云：“谷哥(指谷大用)你去。”又云：“韦家(指韦霦)你也去，驸马命崔元。”予言：“见任大臣中武臣须皇亲定国公徐光祚，文臣须礼部毛澄。”尚书诸公皆应曰：“诺。”谷(大用)之遣，予不欲，危疑之时，恐拂其意，遂不敢更。”

　　然而，正德年间的权宦祸端激起的滔天怨气，新君和文臣都不可能放之任之，严惩正德权宦，成为世宗立下威严的第一步。他采纳了御史王钧等人的建议，把“八虎”之一的张忠发配孝陵卫充军;而谷大用、丘聚等降为奉御，居南京，召守康陵。至于像魏彬这样执掌神枢营的宠宦，世宗没有立刻罢黜他，而是“诏改都督同知，世袭锦衣指挥使”，等到一批文官发难，弹劾魏彬附和刘瑾，世宗才顺水推舟，命令魏彬赋闲在家。除此之外，张锐、张雄、于经、孙和、赵林、马英、刘养、佛保等宦官，也都受到牵连，要么被发往都察院审讯，要么被革职充军，要么被解职回家。

　　世宗清理正德权宦，不仅是笼络人心之举，也是为了壮大自己的政治力量。伴随正德权宦的离开，内廷网络被重新调整，大批兴邸旧部进入了紫禁城的宦官系统。麦福、张佐、黄锦、扶安、温祥、赖义、秦文、郑真、张钦、张淮、萧敬、鲍忠等，都因此受到封赏，成为嘉靖朝宦官系统的中坚力量。

　　对于一些投其所好的宦官，世宗也颇为宠幸。比如宦官高忠，因为很会修宫室，一路官运亨通。再比如宦官崔文，他知道世宗喜欢道教、方术，就投其所好，提议设斋醮于乾清、坤宁诸宫，西天、西番、汉经诸厂，礼科给事中张翀上疏劝阻，世宗不听;第二年又有人弹劾崔文，世宗依然不听;到第三年，给事中刘最弹劾崔文趁机敛财，崔文上疏辩解，世宗反而决定将刘最贬职。据统计，那段时间，都察院都御史、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联名弹劾崔文者多达88人，但都无济于事。

　　世宗如此包庇崔文，不只是因为私欲，还跟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紫禁城里，大礼议正在进行中，它表面上是礼节之争，实则是以世宗为代表的皇权和以杨廷和为代表的一批官僚集团的对抗。一点点火苗，都容易演变为立场之争，这场崔文引起的争议，同样引起了世宗的警觉。

　　这也是为什么，当大礼议结束后，崔文很快就被严惩。正德权宦历历在目，早年的世宗对宦官非常敏感，他在大礼议前保崔文，有政治上的考量，大礼议后，皇权压制住官僚，世宗不必再看老文官的脸色，也无需忌惮正德权宦，而崔文又不知收敛，世宗就没有保他的必要了。

　　无论是世宗本人，还是张骢、杨一清等推动革新的文臣，都不希望宦官成为国家巨蠹，他们要在制度上做出改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革除镇守中官。

　　镇守中官是皇帝利用宦官加强地方监视和满足私欲的手段，它首创于明成祖时期。据官员何孟春于正德十六年八月上疏可知：“内臣镇守自永乐间始，当时止是辽东、开原及山西等处。”明成祖朱棣兵变夺位，“内难初平，恫疑未解”，他急需一批亲信监视地方，巩固自己的统治，比起文官，派遣宦官更让朱棣放心。

　　当时的镇守中官也叫“守备太监”，这个职位起初并非常规设置，后来被推而广之，不但有各省的镇守中官，也有戍边的镇守中官，前者负责安民和监视地方官员，后者负责“监军”和“抚夷”。久而久之，镇守中官职权膨胀。他们私下里成为统治者搜刮地方财产的爪牙，陆容《菽园杂记》记载：

　　“各镇守内官竞以所在土物进奉，谓之‘孝顺’。”

　　他们也成为皇帝的“千里眼”，负责给皇帝通报地方实情，甚至有权向皇帝弹劾地方官。所以在景泰元年十月，山东右布政使裴伦请罢镇守中官，景帝答复：“往岁各处贼寇生发，人民流散，因令内官镇守，得知事情缓急......”

　　镇守中官如皇帝之鞭，地方官望而生畏。到正德年间，情况变本加厉，非但镇守中官数量增多，原本制约他们的程序也被打破，他们“剥削民财，全无顾忌”，有的中官甚至成了地方的“土皇帝”。极大地败坏了地方政治，更有甚者，还参与了地方叛乱，劣迹斑斑，不胜枚举。

　　然而，尽管内阁与宦官积怨久矣，杨廷和等老臣却不主张裁革镇守中官，而坚持认为这是“祖宗成法”，“变乱成法者斩”。反而是以张骢、桂萼为代表的一批新文臣，奉劝世宗裁革镇守中官。嘉靖初年，南京大理寺评事林希元、刑科给事中张翀、云南巡抚欧阳重等人纷纷上疏，力陈镇守中官的祸害，劝谏世宗不必拘泥于成法，张骢、桂萼等宠臣也用密疏言事，步步坚定世宗的信心。

　　其实，早在世宗即位两个月后，朝廷就汰锦衣卫冗校三万余人、京卫各厂局旗校十四万余人、裁革南京内府各监局官。但这显然不够，大礼议胜利后，改革派加速了裁革镇守中官的步伐，他们不但要求巡抚节制守备太监、严惩滥权的镇守中官。还展开大幅革除工作。到嘉靖八年，杨廷和等旧臣失势，世宗巩固自己的权力后，裁革镇守中官的行动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评论道：

　　“镇守内臣之革，在世宗九年十年间，天下称快。”

　　除此之外，世宗利用对内府库局(简称“内库”)的整顿来遏制内廷宦官的贪污。内库是紫禁城里的仓库，除了收藏许多宫中用品外，还是各地赃款的储藏地，也就是说，从各地查抄的贪污官员的财产，就会被输入内库之中。然而，到了正德年间，内库宦官贪污库中钱粮的事情时有发生，有一个宦官刘保，“每月一下库，恣取官物以千百计。”这些掌管内库的宦官，不但攫取官物，还向下索贿，世宗即位后，就开始了对内库的整顿，其中最有力的措施出现在嘉靖八年，世宗诏令科道官巡视内库各年的钱粮数额，如果发现贪污现象，立即上报。同时，地方向内库输送粮食或物品的人，也要指派科道官监督。

　　而另一件起到压制宦官作用的举措，是世宗将密谕常态化。在张璁等人的建议下，他为杨一清、张璁、桂蕚、翟銮各赏赐银图二枚，允许他们“密疏来闻”。密谕常态化的初衷是提高行政效率、澄清朝政风气，密疏并非世宗创举，明仁宗就曾赐印杨士奇、杨荣等人，“凡政事有阙，或群臣言之而朕未从，或卿等言之朕有不从，悉用此印密疏以闻。”密疏政治避免了宦官从中弄权。这个措施直接绕开“批红”，使得宦官难以从中干涉。

　　值得一提的是，世宗还加强了对宦官庄田的控制。由于过去几任皇帝的滥赏，许多皇城周围庄田成了大宦官的私产，他们拥有的土地动辄百千顷，皇帝赏赐了不满足，他们还纵容手下，侵占民田、鱼肉百姓。世宗即位后，采纳杨一清等大臣的建议，没收大量宦官庄田。

　　不仅如此，世宗还利用裁革镇守中官的机会，把清丈出来的中官占据田亩重新分配，若原为民田，则归还原主;若本是官田，则分给贫民。

　　世宗的一连串举措重创了宦官群体，即便是兴献王府出来的宦官也不敢造次。《大明王朝1566》中的黄锦，在正史里是世宗儿时的玩伴，后来一度做到掌司礼监事兼总督东厂，官大到这个份上，他还是保持“和谐少事”，鲜有滥权行为。然而，当世宗一去世，龙椅上的主儿变成一个纵容宦官的皇帝，大明的宦官就又有了抬头的迹象，陈洪、孟冲等辈，“争饰奇技淫巧以悦帝意，作鳌山灯，导帝为长夜饮”，“糜国帑无算”。

　　翻阅嘉靖一朝的史料，不但很少看到宦官弄权的记录，反而能找到不少宦官修桥建寺、琴棋书画的稗类杂谈。比如王翱作诗、黄锦重建广通寺、李朗捐金造藏经殿。

　　在当时，关于宦官犯言直谏或拥护正直官员的记录也不少。如嘉靖初担任司礼监太监的张佐，有一回世宗想打开内库，“以观累朝储积”，问他的看法，张佐跪下来说：“自有历年册籍可查，不必万岁亲阅。”世宗于是打消了主意。张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认为，内库里大量的珍奇宝物容易助长人的欲望，恐怕会激起皇帝的敛财之心。(“佐曰：这宝货易以炫人，不当与爷爷经目，恐启其聚敛之心也。”)又如嘉靖末南京皇城的守门太监高刚，他仰慕当时的名臣海瑞和林润，就找人写了幅对联道：

　　海无波涛，海瑞之功不浅。

　　林有梁栋，林润之泽居多。

　　权宦约束再度松弛

　　嘉靖朝的宦官状况有两个重要分界线，第一个是嘉靖七年，这一年《明伦大典》修讫，世宗基本上获得了大礼议的胜利。也正是从嘉靖七年起，宦官制度的革新有了实质性突破，镇守中官被裁革，大量宦官庄田被没收。这时，嘉靖朝的政治最有朝气，宦官也相对最“安静”，它是世宗和众文臣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张骢、桂萼、杨一清、夏言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也许政见不一，但在宦官问题上立场明确，他们在任时，哪怕是兴邸出身的宦官也不敢造次。

　　然而，当夏言被罢黜，世宗开始怠惰，情况有了变化。这也就是第二个分界线，在嘉靖二十七年，夏言被严嵩陷害致死。

　　夏言豪迈强直，担任内阁首辅期间，格外压制宦官，与之相对，严嵩、严世藩为达目的，则不介意向宦官施受贿赂。所以，当严嵩担任内阁首辅，世宗又安于守成时，朝廷对宦官的约束也就松弛了。

　　此时，由于兴邸旧部已树大根深，世宗又对他们大开“封荫子侄”的特权之门，一批新的权宦出现。《罪惟录》说：

　　“以司礼兼东厂，则嘉靖中麦福始。内臣预实录，蒙世荫，则嘉靖中张佐、黄英、戴永始。”

　　就是指这个现象。

　　嘉靖中后期，对宦官的封荫愈发泛滥，可这时，由于“世宗威柄自操，用重典以绳臣下”，过往的劝谏纷纷无效，官员们对此心灰意冷，也就不再集体对这些泛滥的封荫上疏弹劾了。嘉靖初好不容易缓解的内廷冗员问题，过了二三十年，又严重起来。

　　好在嘉靖朝的权宦恪守谨慎，才没有酿成祸患。官至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东厂提督的麦福，世宗给他的评价是“恭勤端慎”，赐给御书：“克尽忠谨，小心匪懈，恭慎如一。”同样曾担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的黄锦，虽有过小索小贿，却也不敢放肆。世宗对身处高位的宦官有三个基本要求，第一，此人最好是兴邸旧部;第二，此人须恪守谨慎，不骄不纵;第三，此人文化水平要过关。像张佐、黄锦、鲍忠等都是其中的典型。

　　夏言被罢黜后，世宗对宦官唯一一次明显的整顿，是由于庚戌之变。嘉靖二十九年夏六月，俺达率军进攻大同，大同总兵仇鸾贿赂俺达首领，请求俺达移师他处，没想到俺达兵锋一转，直指北京。世宗大惊，听从严嵩计策，导致京城守军坚壁不出，纵容俺达在城外烧杀抢掠八日，史称庚戌之变。这件事情和宦官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当时京城守军十二团营充斥了大量宦官私家，他们的军事素质并不过关，却因为和一些权宦的关系，得以留在十二团营。这些关系户战力羸弱，一触即溃，《明史纪事本末》写道，当俺达兵临城下，

　　“京师震恐，急集诸营兵城守。少壮者已悉出边堠败丧，仅余四五万人，而老弱半之。又半役总兵、提督、太监家，不令归伍。”

　　庚戌之变是明朝自土木堡之变之后的又一大耻辱，天子盛怒，兵部尚书丁汝夔因此被诛杀，十二团营也随之被取缔，改为永乐时的三大营旧制。同时，世宗将三千营改为神枢营，废除了宦官做营制度，京营事权归于外臣。

　　这次整顿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宦官腐败对军事的影响，但由于整个政治风气的堕落，宦官群体已经不能像嘉靖初年一样约束自己了。他们和权臣合谋，一边满足皇帝的私欲，一边私受贿赂，世宗兴宫室，好方术，给了这些宦官牟利之机。相处这么多年，他们早已摸清这位主子的胃口，他不是不允许你贪，只要你足够忠心，所以，嘉靖朝的宦官们对皇帝都极为忠顺。

　　但换个角度想，这些无根之人的一生也足够唏嘘。《大明王朝1566》里的杨金水说：“做太监，唯一的天，唯一的云彩就是在宫里，太监没家，宫里就是他们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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