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说起曾国藩的话，各位一定都有所耳闻吧。

　　同治四年的九月开始，曾国藩的失眠老毛病开始逐渐加重，身心疲倦至极，在当时的日记里，他这样写道：“倦甚，不愿治事。三点睡，五更醒。”严重睡眠不足已经损害了曾国藩的精神，与此同时，一种巨大的忧郁始终缠绕在他的心头，挥之不去。

　　失眠直接导致神疲、体倦、代谢率降低，加之年岁渐长，空前的孤独和颓唐让这个晚清重臣感到格外无助，按理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

　　同治四年是刚刚平定太平天国之后，大清帝国在曾国藩等大臣的不断努力下得以呈现“中兴气象”，巨大的事功和崇高的官位，空前的威望和影响竟然不能给他带来一点宽慰，这的确是值得深思的。关于曾国藩的心路历程，愈到晚年就愈加凄凉，通过仔细梳理相关典籍，就能真切发现他的病有着深层次的原因。这年的下半年多次出现如下记载：“九月十七：“倦甚，不愿治事。又围棋一局，观人一局。”十月初二：“倦甚，不愿治事。与幕府诸公鬯谈。”十月二十二：“二更后倦甚，又似畏寒者，老景侵逼，颓然若难任也。”

　　如果以为如此失眠，消极怠工就错了，这段期间他北上剿捻，10月，将金陵制造局上迁海虹口，和李鸿章原设的炮局及购自美国人的铁厂合并，再加容闳购回的百多部机器建成江南制造总局。12月，核定长江水师永远章程及营制营规。　1866年(同治五年)，曾国藩奉旨进驻周家口，以钦差大臣的重权身份，督师剿捻。

　　曾国藩根据捻军行踪不定、流动作战的特点，采用了“重点防务、坚壁清野和画河圈围”的对策，但最终全部失败。一个曾经指挥十万湘军对决一百万之多的太平军尚能取得最终胜利，为何在斗争流寇问题上最终如此不堪?这样的问题答案似乎能有很多，但归根结底是他心力不足，他的所有力量都被大清的各种世俗文法潜规则和太平军的压力彻底消耗殆尽。譬如英雄人物们空手格斗猛兽并最终将它打死，与此同时让他继续对付一只猫都已经不能。何况曾国藩精神意志力已经逐步垮塌。

　　他也知道，属于他的时代已经结束，为此他不得不推出李鸿章接替他来完成剿捻任务，自己在后方作为支援。关于曾国藩和李鸿章之间的关系多少有点复杂，李鸿章作为曾国藩亲自培养的幕僚弟子，也一度跟曾国藩负气决绝，幸好二人都能以大局为重，和好如初。至于他们二人历史地位，我以为梁启超的《李鸿章传》的一段对比评介颇有见地：“李鸿章之于曾国藩，犹管仲之鲍叔，韩信之萧何也。不宁唯是，其一生之学行见识事业，无一不由曾国藩提斯之而玉成之。故鸿章实曾文正肘下之一人物也。曾非李所及，世人既有定评。”

　　看来历史发展的大格局就是接力，结束的应该结束，退出的应该退出，曾国藩早已谙熟这历史的线性。至于李鸿章“平定捻匪”的战略布局完全是曾国藩之前的“以静制动”思想，同一个方法，曾国藩没能成功，李鸿章却打赢了，原因只有一个——心力不足。早在出征前，他就推辞这项工作的任命：“臣精力日衰，不任艰巨，更事愈久，心胆愈小”，这的确是他的衷肠。

　　二

　　然而曾国藩的心里总是失落抑郁，这似乎无关他自我的荣辱。大清帝国早已江河日下，所谓“同治中兴”无非是并不耀眼的回光返照。“苦无同志之士，自文忠与江忠烈殁。而同事者鲜能一心。”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等门生故旧大多离他远去，巨大的孤独感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仔细算来通过他推荐重用提拔到巡抚位置的已经有几十位，更遑论一生用人数量。虽然以知人、用人为世称道，就连骂了他半辈子、妒忌他一生的左宗棠也不得不承认“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可是最终的结局在曾国藩看来还不是“苦无同志”、“鲜能一心”。看来他吸引人才的知人之明“啖之以厚利”只是互相利用罢了。早在咸丰八年，他在家书里这样说：“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近日揣摩风会，一变前志。”然而暮年的他现在一看，用利益吸引来的人，终究不是知己，不是同道中人。　他晚年最钟爱的幕僚弟子叫赵烈文，也是幕僚中最甘于淡泊的人。这年赵烈文才三十六岁，曾国藩把他当做唯一可以倾诉的人，认为他“志趣有异于人”，是一个容易动情落泪的人，“天分至高，心地尤厚”的善良才士。

　　这年，赵烈文从常熟又来到曾国藩身边，看到老师曾国藩比以前瘦了许多，神气如故。他的著作《能静居日记》完整地记录了师生二人这一年的所有谈话，以及曾国藩的身体病症和心路历程。几乎不忙的时候，曾国藩都主动来找他聊天，这在曾国藩的圈子里极为罕见。六月初八这天，曾国藩来找赵烈文，看到有人在就走了，过了一会又来。对赵烈文说，昨廷下发措辞极其严厉旨意，因为捻贼窜至豫东，一点阻截都没有，因此曾国荃被摘去顶戴，交部议处。“辞气严厉，为迩来所无。”之后曾国藩恐怕北上，“自顾精力颓唐，亦非了此一局之人。”“唯祈速死为愈耳。”最后赵烈文安慰好久，看着老师叹息离开，赵烈文竟然也在这晚心疼老师而失眠。

　　当一天晚上师徒二人深度交换大清命运即将沉沦后，曾国藩为此感到绝望，　赵烈文的看法是：“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清政府已不可能像东晋、南宋那样南迁偏安一隅。接着赵烈文又详细地说出了一些看法，最后曾国藩绝望至极 以至于曾国藩绝望地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

　　在日记书信中时常也会出现“寸心焦灼，了无生趣”也是这年，他在给曾国荃的书信中说：“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思遁入眼闭箱子(棺材)之中，昂然甘寝，万事不视，或比今日入世，差觉快乐。乃焦灼愈甚，公事愈烦，而长夜快乐杳无信息，且又晋阶端揆，责任愈重，指摘愈多。人以极品为荣，吾今以为苦恼之境，然时势所处，万不能置身事外，亦唯有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而已。”

　　在此后不久，曾国藩病了，“傍晚复入候涤师，云今午下棋二局，又窗下看公事约两时，复增新感，气息惙惙。”第二天早上，赵烈文去探望他，病情还是没有好转，一夜不寐，曾国藩说自己话说多了就这样。后一天，赵烈文早上去探望还是没好，又是一夜不眠，唇口起泡，于是劝他静摄不吃药。

　　曾国藩的苦恼消沉甚至病症，绝不是因为政务繁冗，重要的是，暮年沧桑，他忽然发现自己一生的奋斗，最后竟然不能阻挡历史潮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想必是所有英雄人物晚年的凄凉。他以绝对圣人标准自我要求，遵循理学家的极端克己，“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愿景竟然变得遥不可及，他不想看到亲手拯救的帝国只因耗尽一生血气才换了个苟延残喘，他肃清了太平军之乱用了十一年，却没能实现自己澄清天下造福万民。他不得不认同赵烈文对清朝的蠡测，其实他何尝没有看到：“京师水泉皆枯，御河断流，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只不过他真的不愿意去相信。他的病症明显是焦虑过度急火攻心， 对于一个终生圣人标准的他对于最高理想的幻灭难以接受。他的“百端拂逆之时，唯有逆来顺受之法”，为的不是自己。他的“打落牙齿和血吞”，吞的更不是因为怯懦。

　　三

　　终生的皮肤病和晚年的失明算不上曾国藩最严重的病，他的病是抑郁而终。“余向来本多忧郁，自觉平生之事，多可愧者，近因右眼失明，身体衰弱，尤念从前衍咎难再补救，此生学业毫无成就，用是愧郁交乘，有如圣人所谓长戚戚者。

　　在清廷调他去直隶的任上，走了四十几天才到，就是这种情况，在接任直隶总督一年后，在曾国藩的带动下，结清了同治七年以前的旧案一万两千零七十四件，同治八年以来的新案两万八千一百二十一件，没结清的旧案只有九十五件，新案只剩两千九百四十件。要知道此时曾国藩除了严重的皮肤病外，已经患有多种老年疾病，加之眼疾严重，可以想见他对此重大工作承担了常人难以理解的艰难。

　　他的强大意志力支撑着做官为政的底线，然而经过“天津教案”之后，他蒙受了巨大压力和委屈，再次被骂为“卖国贼”等等恶名，悬在北京湖广会馆那块“道光戊戌科会试中试第三十八名进士，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的匾额被人砸烂。他本人也多次说此案对外“过柔”，“寸心抱疚”，“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经受这次强烈打击后，清廷让他回任两江总督，一年半后就在南京病逝。

　　同治九年，三月三十日在当天日记里他这样写道：“二更四点睡。日内眼病日笃，老而无成，焦灼殊甚。究其所以郁郁不畅者，总由名心未死之故，当痛惩之，以养馀年。”

　　在去世的前两年在他日记或家信中多见愧悔、无成等辞句，这绝非所谓自谦之词，而是总结一生之中缺憾处却不能再有重大推进而深深自责。这种圣人的高度自我期许，愈到最后便愈加沉重而苍凉。“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在旁人看来他已经做到，但在他看来，自己的功业只不过如 “败叶满山，全无归宿。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

　　曾国藩是1872年二月初四去世的，我们再看他去世前几天的日记。正月二十一：“瞬息间天已黑，不能治事矣。傍夕睡颇久。”正月二十六：“在途已觉痰迷，心中若昏昧不明者，欲与轿旁之戈什哈说话，而久说不出。至水西门官厅欲与梅小岩方伯说话，又许久说不出。如欲动风者然。”正月二十九：“近年或欲作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二月初二：“手执笔而如颤，口欲言而不能出声。”他的日记，从1858年六月开始，至1872年二月初三写下最后一篇。曾的晚年时苍凉的，就像一颗老树，凄怆江潭，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梁启超曾评价曾国藩说：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毛泽东同志青年时评价曾国藩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一个“独服”，说出了曾国藩的独特人格魅力和超强的历史贡献，曾公有知，可以安然长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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