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待封大家都熟知吗?接下来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相关的文章
公元670年四月(唐咸亨元年)，吐蕃企图在西域地区种植势力，派遣大军进攻西域白州等十八个羁縻州，唐朝被撤出安西四镇，好不容易在西域建立起的地位面临挑战。
不过唐朝人才济济，他们经过分析后料定此刻的吐蕃大举进攻西域，后方空虚，于是采取了“围魏救赵”的方法：派遣西突厥首领阿史那都支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匐延都督，支援安西驻军，采取防守的态度牵制吐蕃主力，同时让左卫(一说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率军十万进攻吐蕃。
唐朝的计划可谓是非常完美的，薛仁贵大军率先攻打吐谷浑，此地乃是吐蕃与西域的联系要道，如此便可直捣黄龙，进攻吐蕃的都城“逻娑”。
薛仁贵是唐朝著名的大将，乃是一个“良策息干戈、三箭定天山、神勇收辽东、脱帽退万敌”的牛人。此次出征唐朝也是志在必得，册封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的目的就是如此，可见唐朝意在借助此战彻底消灭吐蕃。
薛仁贵率军抵达青海大非川地区之后，他分析后认为吐蕃乃是守方，唐军虽然士气高昂，但千里迢迢的赶路也疲惫不堪，因此需要在短暂休整之后迅速出击，不过此地山川险阻，辎重车马不易同通行，带上这些东西出征必然会被敌人提前发现，从而丧失战机。
因此薛仁贵令副将郭待封率2万人守护辎重、粮草，就地驻扎凭险置栅，构筑工事，使其形成战略阵地。而自己则率领助力轻装奔袭，取得乌海城之后再领郭待封增援，并提供粮草补给。《旧唐书》记载：
仁贵谓待封曰：大非岭上足堪置栅，可留二万人作两栅，辎重等并留栅内，吾等轻锐倍道，掩其未整，即扑灭之矣。
战术指定之后，薛仁贵果然打得吐蕃驻军措手不及，顺利夺下乌海城以待后援。
然而，郭待封并未按照薛仁贵的安排就地组建防御工事，反而擅自率领重型部队以及粮草在后方挺近，结果被吐蕃抓住机会阻击，辎重、粮草尽失!薛仁贵虽然驻守乌海城，但是缺少了粮草补给，任凭他再大的本事也无法抵抗，只好退居大非川。
而吐蕃也不是省油的灯，抓住这次机会后率军40万对薛仁贵进行多方堵截，薛仁贵一无辎重对敌，二无粮草供给，结果惨败。
薛仁贵在此战中也被擒拿，不过因为吐蕃碍于唐朝的威势，不敢拿薛仁贵、郭待封等大将如何，最终将其放走。至于同行的十万将士，则永远留在了异国他乡。十万将士覆灭!
这场战役的失败对于唐朝影响巨大，唐朝被迫撤销四镇建制，安西都护府迁至西州，吐蕃一跃成为可以和大唐分庭抗衡的势力。
此战失败后，唐高宗李治雷霆大怒，对薛仁贵怒骂道：“有人云卿乌海城下自不击贼，致使失利，朕所恨者，唯此事耳”。不过薛仁贵却说了一番耐人寻味的感慨，《旧唐书》记载道：
仁贵叹曰：“今年岁在康午，军行逆岁，邓艾所以死于蜀，吾知所以败也。”
按照薛仁贵的说法，今年“岁星处在降娄”，不利于西方打仗，公元263年，当年邓艾攻汉的时候也是“星在降娄”的情况，虽然攻克蜀汉，却身死于蜀，如今的星位与当年相同，我早就知道会失败的。
不过对于薛仁贵的这个说法，李治只是认为薛仁贵推卸责任罢了，并未理会，遂将薛仁贵革职为庶民。
可薛仁贵的这些话真的是这个意思吗?笔者认为并没有这么简单。薛仁贵举出邓艾的例子，表面上是在说星位的事，其实是在暗示邓艾的遭遇与自己是相同的。
昔年邓艾偷渡阴平，乃是灭蜀之战的首功，结果却被监军卫瓘、胡烈等人陷害致死。灭蜀之后，邓艾虽然骄傲了些，但绝无反心，一切都是钟会从中作梗，离间司马昭对邓艾的信任，最终导致邓艾身死。
钟会最终因谋反被杀，而参与诬陷邓艾的卫瓘、胡烈等人却没有受到丝毫惩处。
邓艾之所以有如此下场，就是因为他出身寒门，无法融进当时所谓的士族圈子，立下大功之后而引起钟会、卫瓘、胡烈等士族子弟的不满，古代士族对于寒门出身的官员有种天然的优越感，自然无法容忍他们比自己地位高，因此当邓艾立下首功之后机会成为他们的攻击对象。
事后司马昭没有追查邓艾事件的真相，也是这种心理在作祟。
前面提到，李治在审判薛仁贵时说道：“有人云卿乌海城下自不击贼，致使失利”，从这句话中就可以看出显然是有人在李治面前说薛仁贵的坏话。那么薛仁贵究竟有没有消极避战呢?答案自然是没有。
当时的作战地区海拔高，将士们又是“轻锐倍道”前进的，绝对会出现高原反应，薛仁贵率军强行攻下乌海城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整顿休息也是无奈。后来的武周使者郭元振就曾在《边防典六》说过这番话：
乌海黄河，关源阻深，风土疫疠(古人口中的高原反应)，纵有谋夫猛将，亦不能为蕃患矣。
可见，在高原反应之下，再勇猛的将士也无法发挥，薛仁贵能够强行攻下乌海城，已经是非凡之举了。
而事后唐廷竟然以此为由，将战败的罪名扣在薛仁贵头上，而罪大恶极的郭待封也只是免除官职的惩罚，显然是有包庇之嫌。
薛仁贵出身寒门，乃是唐太宗一手扶持，唐太宗去世后高宗虽然尊重他，但唐朝的门阀制度根深蒂固，是从隋朝沿袭而来没有根本断除，所以出现官二代擎肘不服从命令的情况。郭待封乃是唐初名将郭孝恪次子，家族势力庞大，反观薛仁贵从一介小兵，成为行军大总管，让那些士族子弟极其不服，因此造成了十万唐军陨落的悲剧。
这场惨祸归根结底是士族对寒门子弟的偏见，我们在同情薛仁贵的遭遇的同时，也应该想一想薛仁贵的不足。
前面说到，薛仁贵以邓艾自喻，然后料定“吾知所以败也”。那么既然他知道郭待封的问题，还不想好退路或者是与郭待封搞好关系，从根本上上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薛仁贵的不足了。
其实早在之前的天山之战中，薛仁贵立下大功后声名远播，然而御史大夫杨德裔却弹劾他收受贿赂，屠杀俘虏，饿死将士。虽然事后证明杨德裔的弹劾乃是诬告，根本就没有的事，不过从这一点上也能够看出薛仁贵在交际方面有所欠缺。
笔者列举这些并不是宣扬“受害者有罪论”，而是从多方面来分析这件事。蔺相如知道廉颇看不起他，处处给他难堪，可蔺相如为了顾全大局而不与廉颇争斗，最终传下“将相和”的美谈。薛仁贵所率部将孤军深入，主副统领不和更是作战大忌，薛仁贵明知此矛盾而不去解决，着实是他的过错。
人际交往是一种智慧，能和不同阶段的人成为朋友更考验一个人的情商。汉朝开国皇帝刘邦为布衣时，就能和士族阶级且比刘邦大17岁的张耳成为好友，还在他家中居住数月(《史记·张耳陈馀列传》记载：“张耳家外黄。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为亭长时，就能让比他官职大好几级的萧何对他照顾有加;后来起兵，更是能与小刘邦十几岁且谁也不服气的霸王项羽结为兄弟，而项羽乃是贵族后裔，其难度可想而知。
史料记载，郭待封也是一个比较有能力有思想的人，并且也没有什么痞劣的脾气，薛仁贵倘若真的想与之交好，也是比较容易的，至少在此次作战中，让郭待封遵从自己的意见，不要因为个人之争而耽误大事是没问题的吧?
可结果偏偏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实在令人唏嘘。虽然他武勇过人、用兵如神，但单凭他一人，还是成不了事的。因此，薛仁贵还是勇猛有余，却实际不是一个好的统帅。一个成大事的人能够忍常人所不能忍，想常人所想不得，任何事情都要全面，想周全才是一个大智慧的人。
同样是唐朝名将，郭子仪就是一个非常具有智慧的人物，他在待人处事方面就能想的极为周全。
郭子仪为唐朝立下“再造之功”后，为了避免唐皇对自己猜忌，并为了彰显自己的“胸无大志”，因而采用了自污的手段，80多岁了还整日与美女饮酒作乐，每次接待客人时也让美女迎接，府中大门也全部敞开，将自己的一举一动暴露在天下人面前。
不过后来有一个名为卢杞的小人物来拜访郭子仪的时候，郭子仪却屏退美女，只留下男性侍从接待。事后众人不解，郭子仪回答曰：
“杞貌陋，妇女见之，未必不笑。他日杞得志，我属无噍类矣!”
面对不同的人应该有不同的应对方式，郭子仪知道卢杞丑陋，为了避免美女们笑话他，因此不让美女接待。郭子仪没有小看过任何人，在郭子仪眼中卢杞虽然暂时官职低下，但是未来如何谁也说不好，倘若今日得罪了卢杞，那么卢杞得志后必然会针对郭家。
结果几年后卢杞果然身居高位，尽管郭子仪已经去世，但是他对于郭家颇为照顾。
这就是智慧，乃是一个人立世之根本，也是能为子孙谋福报的根本。所谓“读史使人明智”绝非空穴来风，我们能从古人的行为中学到非常多的知识：成功者我们吸取经验，失败者我们当成教训。因此，各位可以读一读史书，笔者推荐各位读一读明朝冯梦龙先生的书——《智囊全集》。
从书名来看就可以知道，这本书就是专门收录智慧、权谋的书籍。前面讲述的郭子仪这件事就收录在《智囊全集》中。
权力是一时的，智慧才是永恒的。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他们都各有各的智慧，各有各的生存方式，这就是我们的文化根基。
除了郭子仪的智慧故事之外，这本书还记载了1200多则名人智慧故事，取材于帝王将相、士子儒生、女子平民，专门分析他们的锦囊妙计。故事遍布各个阶层，我们看完之后能够将其运用到各种事件中。
曾国藩曾经说过：“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
他能以中人之资，而成一代“圣贤”，就在于日夜勤学苦读。曾国藩的书桌上，就常年摆着这本奇书——《智囊全集》。
曾国藩日夜捧读，纪晓岚倒背如流，康熙只允许内部流传，都是为了传承《智囊全集》中智慧。因为，唯有智慧，才是“英雄不问出处”的立身之本。因此，笔者建议各位可以读一读这本奇书，唯有智慧才是处身不败的第一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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