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一提起姚广孝总会想起电视里面的那位，那么小编就不得不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了。
在古代造反起家的阴谋家中，姚广孝的结局很不错，可以称得上是“安享晚年”。不过，在临死前的一个举动，也许体现出长期以来他的内心并不那么坦然：
据《明史》记载，公元1418年，84岁的姚广孝病重在床，朱棣亲自前去庆寿寺探望这位自己的头号功臣，并问他有什么心愿。姚广孝只提了一个要求：“释放被囚禁多年的僧人溥洽”。朱棣欣然同意，姚广孝“顿首谢，寻卒”，仿佛终于松了一口气，随之含笑九泉。
溥洽何许人也?相传据说他早就预知了建文帝逃亡海外之事，所以被明成祖朱棣囚禁、审问了十余年。
因此，姚广孝临终前提出的这个要求就显得意味深长了：也许他是在自我反省，或者是劝说朱棣放下执念与仇恨?个人感觉，前一种可能更大点。
以出家人的身份参与政治，而且是从事劝人造反的业务，姚广孝在中国历史上可算是独一份。之前唐代的李泌也曾以道士的身份替唐王朝出谋划策，甚至官居宰相，但人家从事的是诸如平叛、治国之类的促进和谐的工作;姚广孝身为本应“慈悲为怀、劝人向善”的僧人，却积极推动范藩王叛乱，颠覆了佛家在人们观念中的消极避世形象。
如果了解姚广孝早年的经历，就会发现这一点并不奇怪，以出家人的身份参与政治，更像是他早有预谋的，有点“曲线入仕”的概念。
姚广孝，祖籍开封，出生于长洲，据称出自医生世家。他在14岁的时候就出家为僧，法号道衍。其人非常好学，但他学习、涉猎的范围远远不限于佛教知识：既修道——“事道士席应真，得其阴阳术数之学”，同时还饱读诗书、甚至会创造诗词歌赋。
由此看来，姚广孝并不像一个超脱世外、无心俗务的出家人，反倒像一个心怀抱负、积极入世的寻常文人。而在嵩山寺的一次经历，更是从侧面暴露了姚广孝的野心。
史书记载，姚广孝前去嵩山寺游历时，曾经与当时著名的看相师袁珙有一面之缘。对方见到他的面相后大惊失色：“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
刘秉忠，河北邢台人士，蒙古国至元朝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早年他出家为僧，法名子聪，曾拜在虚照禅师门下研修佛法。但同时他广泛涉猎其他知识，号称“于书无所不读”，天文、地理、律历、占卜无所不精，对天下大事洞若观火。凭借渊博的知识，他后来被忽必烈引入幕府，逐渐成为蒙元政坛的著名政治家，在帮助元朝建立政治体制、规章制度等方面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甚至连元朝这个名称，也是基于他的主张、取自易经“大哉乾元”。
而袁珙“病虎、嗜杀”之类的字眼，对于一个僧人来说绝非褒义;但姚广孝听说后却“大喜”。这让人不得不怀疑，他压根就是按照刘秉忠的人生轨迹来刻意设计自己的仕途的。据称，他在激动之下甚至写诗表达内心的抱负：“岸帻风流闪电眸，相形何似相心优?凌烟阁上丹青里，未必人人尽虎头。”
凌烟阁，显然是立志于出将入相、建功立业。
姚广孝选择以这种非常规的模式进入仕途，应当是经过了审慎的考虑。自从王安石推行经义取士以来，科举制度的积极性越来越少、消极性却越来越多。到了明初，这一人才选举方式对读书人的思想限制越来越严苛，八股文模式已初露端倪，并不是适合所有人。同时，即使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想要在等级森严、利益关系盘根错节的官僚体系中崭露头角，无异于大海捞针，成功率并不高。
相反，对于姚广孝这种思维活跃、野心勃勃的非主流文人而言，通过出家人的身份“曲线救国”，反倒难度更低。在当时，有一种入仕途径名为“诏通儒书僧试礼部”，也就是皇帝发布诏书，邀请知识渊博的僧人、学者前来礼部参加考试，通过就能当官。实际上这种考试几乎等同于走过场，能够参与其中的，实际上就是被朝廷内定为“大师”的著名人物。
显然，对于姚广孝这种博学多才的人来说，先出名、再入仕，显然比苦哈哈的一级级考科举容易得多，也更吻合他的性格。毕竟他最擅长的是“帝王之术”，也就是搞权谋，而不是治国理政。
公元1375年(洪武八年)，朱元璋“诏通儒书僧试礼部”，已经成为名人的姚广孝被召到南京，获得了当官的机会。但最终他却“不受官，赐僧服还”。
据其后的情况来看，姚广孝这次是故意试试水的：测试下自己的入仕路线是否有效。事实证明这条路对了，但是在南京当官，仕途极有可能波澜不惊，显然不符合他创造一番惊天动地事业的初衷，于是他故意辞官而归，借此反而能抬高身价、等待让自己更加满意的机会。
他在回程途中所作的《京口览古》证实了这一点：“谯栌年来战血干，烟花犹自半凋残。五州山近朝云乱，万岁楼空夜月寒。江水无潮通铁瓮，野田有路到金坛。萧梁事业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此诗深沉雄浑、霸气侧漏，同行的伙伴宗泐(lè)认为一个出家人不应该写出这样的诗，而姚广孝则一笑置之。据此，宗泐也了解这位同仁的志向所在。
姚广孝的机会很快来了。在马皇后去世后，本就尊崇佛教的朱元璋决心为每一个皇子都挑选一名僧人加以辅佐。当时的宗泐担任左善世(掌管天下佛教事务的僧人)，顺势把立志建功立业的姚广孝推荐给皇室。
当时驻守北京的燕王朱棣与姚广孝相谈甚欢，便向父皇朱元璋要来了姚广孝。此后两人关系越来越密切，“出入府中，迹甚密，时时屏人语”，根据上千年史料中记载的政治斗争经验来看，这种可疑的行迹，大多不是商量什么好事。
随着朱元璋去世，即位的建文帝很快着手削藩。根据史料鸡记载来看，姚广孝仿佛对这一刻已经期待许久，比如他首先“密劝成祖举兵”;当朱棣顾忌民心所向时，他则口出大言：“臣知天道，何论民心。”如果不是后来朱棣侥幸成功了的话，姚广孝这番话可谓是纯粹的大忽悠。
从理论上来说，依据朱棣与朝廷的实力对比来看，他造反成功的几率搞不好只有1%。在最初的三年里，他不顾危险、亲自上阵，率领手下那些亡命之徒奋勇作战，但却“所克城邑，兵去旋复为朝廷守，仅据有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已”，毕竟他和朝廷具备的庞大实力相比，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即使能取得某些战争的胜利，但对体格大、恢复能力强的建文帝而言，这如同隔靴搔痒，根本无法改变大局。
而且，屡屡冲锋在第一线的朱棣也多次遭受几乎灭顶之灾的危险，在这些时候，姚广孝总是在身边为其出谋划策、加油鼓劲。后来，朱棣趁虚而入、直捣京师，也正是源自姚广孝对局势的精准判断：“道衍语成祖：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
因此《明史》称：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不走寻常路的姚广孝，作为朱棣的招牌式谋臣，终于实现了自己创造一番惊天伟业的志向，虽然在传统道德观念中，这一事业并不怎么光彩。
凭借这一贡献，姚广孝享受了朱棣给予的无上礼遇：“复其姓，赐名广孝，赠祖父如其官。帝与语，呼少师而不名”，还多次让他还俗。
但对于这些冒着生命危险拼来的荣华富贵，姚广孝的反应却与当初野心家的形象判若两人。比如朱棣让他蓄发还俗，他坚决不干;赏给她的豪宅、美女，也是一律不受;他平日还是住在寺庙里，每当上朝时才穿戴朝服，下朝后成为一个僧人;而他回到家乡，也没有前呼后拥、衣锦还乡的做派，反而是“以所赐金帛散宗族乡人”。
成功前随时流露出的野心，成功后处处的刻意低调内敛，姚广孝为何呈现如此大的反差?原因也许有两方面。
其一，政治斗争的血腥超过了他的想象。
当初起兵前，姚广孝曾经恳请朱棣，在攻下南京后放方孝孺一条生路，理由是：如果忠心为国的方孝孺遭诛，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当时的朱棣对此一口答应。
但在南京被攻下后，信奉儒家学说、以忠君爱国作为立身之本的方孝孺坚决不屈从朱棣的淫威，誓死也不愿意侍奉这一位悍然篡权、以下犯上的乱臣贼子，暴怒的朱棣最终失去了冷静，恼羞成怒的他不仅违背了当初的诺言，甚至还对这位儒生施加了“诛十族”的残忍报复。
据称，当时共有873人被凌迟处死，并且还让方孝孺在一旁眼睁睁看着。然而目睹这一惨绝人寰的场面，方孝孺仍然慨然赴死，践行了自己对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的信奉。
我们相信，同为饱读诗书的姚广孝，目睹这一场景必定百感交集，也许既羞愧于自己的一己之私，更敬佩方孝孺的铮铮铁骨。而最好的反省方式，莫过于远离“造反”带来的荣华富贵。
其二，明哲保身的客观需求。
无论是西汉初年的张良，还是初唐的尉迟敬德、中唐的李泌，这些功臣有个共同特点：要么功成名就后投身道家，要么从始至终展现自己对黄老之术的信奉。而最终他们也都得以善终。
其实这正是古代功臣们躲避“兔死狗烹”这一铁律的不二法门，只有体现出对功名的淡泊，才能从“功高震主”的危机中全身而退。我们可以翻翻史书，看看那些篡位成功的帝王身边，那些不知收敛的功臣有多少能够得以善终?
而姚广孝的僧人身份，无疑是他谋求退隐、远离政治漩涡中心的最好伪装。不然的话，他这种凭借煽动叛乱发达的阴谋家，不大可能有什么好下场。朱棣在诛杀方孝孺过程中的狠辣，对姚广孝也许深有触动。
即使如此，在笔者看来，姚广孝此人也很难被视为正面形象，建文帝本身并无过错，他身边的那些儒生虽然迂腐，但他们的所作所为也称得上恪尽职守。我们更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朱棣创造了永乐盛世，但谁能预言朱元璋挑选的建文帝就是个无为之君?更可况，朱棣在位期间对封建集权的空前强化，长远来看并不是什么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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