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一提起唐朝宰相李林甫总会想起电视里面的那位，那么小编就不得不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了。
打下开元盛世的，是李隆基以及前期的姚崇、宋璟、张九龄、韩休等等宰相，基本上跟李林甫没什么关系。李林甫的功劳不是对大唐，而是对李隆基个人。
因此，即使李林甫养成了安史之乱，李隆基也不会恨他，因为俩人压根就是同穿一条裤子的。(对李林甫恨之入骨，甚至想挫骨扬灰的，是李隆基的儿子、唐肃宗李亨)
我们先看看所谓的开元盛世是怎么出现的。
说到李隆基，估计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杨贵妃、安史之乱，不过在前期，他在治国方面确实挺有两把刷子。
在李隆基即位的时候，大唐王朝其实是一个烂摊子。武则天在位晚期直至唐中宗期间，高强度的政治内耗所造成的恶果已经蔓延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初唐的谏官制度早已形同虚设，朝廷决策层宰相众多、政令混乱;吏治腐败，所谓的“斜封官”(可以理解为走门后、非正式任命的官员)多如牛毛，贪腐现象严重;
由于统治集团日益奢靡、土地兼并恶化，再加上佛教过于盛行，大唐的经济体系已经危机重重，在武则天晚年时，就已出现了“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租调既减，国用不足”的情况;
对外也不安定，府兵制濒临崩溃，在初唐被征服的突厥再度崛起，后突厥国雄踞草原，契丹族也不断袭扰边境。
而李隆基通过政变掌握权力后，随即在各领域推行改革，逐渐扭转了上述局面。
治国先治官，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的李隆基在整顿吏治方面很值得称道。
首先，任人唯贤，选用良相。
根据不同时期的客观需要，李隆基先后启用姚崇、宋璟、张嘉贞、张九龄、韩休等名臣为宰相，这些人虽然特点各异、各有所长，但大体都是实干家，不乏为人耿直、一心为公之人。以韩休为例，此人性格极为刚烈，李隆基有一点小错都会被其直言劝谏;据称自他当上宰相后，李隆基就没开心过，以至于日渐消瘦。
身边人劝李隆基把韩休给罢免了，但他却表示自己任用韩休是为了朝廷社稷着想：“吾貌虽瘦，但天下必肥”，这种觉悟实属难得。
其次，提高门槛，精简队伍。
开元三年(715年)李隆基就公开昭告天下：“官不滥升，才不虚受，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即要严格管控官员队伍。
针对以往宰相队伍庞大臃肿、名号繁杂等弊端，李隆基把同一时期的宰相数量限定为两到三人，而且每隔数年就加以更换，既能避免形成固定的利益团体，也能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调整更吻合的执政人选;
同时，在这期间，唐朝宰相只能从中书省、门下省中产生，原本位居宰相之列的尚书省长官被剥夺相权，成了纯粹的政务执行机构，三省六部制越发完善;
裁汰亢员、精简机构，武则天、唐中宗时期的数千名员外官、试官、斜封官全部撤销，既节省了开支，又提高了官员队伍的质量;
恢复唐太宗时期谏官、史官参与宰相议事的制度(“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议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谏”)，为鼓励宰相们秉公执政提供了制度保证;
颁布《整饬吏治诏》，加强了对官员的考核，极大改善了地方官吏贪赃枉法的现象，确保了李隆基各项改革政策的推行。
在经济方面，要富国、先富民。李隆基于开元十二年下诏：“食为人天，富而后教”，意即“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强调对老百姓物质生活的重视;甚至在天宝年间他也曾下诏：“将欲富国者，必先利民”。
为此，每隔几年，李隆基就下令各级官员善待孤寡、轻徭薄役、兴修水利，如此持续地重视发展经济和民生，在封建历史上极为少见，这就是“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这一景象出现的原因。
在军事、文化方面我们就更加熟悉了，李隆基时期大唐全方位扩张，打击突厥、压制强盛一时的吐蕃、控制契丹，丢失多年的西域再度回到掌控之下，促进了国家的团结和统一;在文化领域，任命马怀素为修图书使，负责组织搜集、整理、编修书籍;在长安、洛阳设立集书院，汇集全国精英学者，为盛唐文化学术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文人正是在这一期间得到了大展拳脚的舞台。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每个领域都大有可观，这就是开元盛世的魅力，也是李隆基治国能力的体现。
但人不是机器，辉煌的治国成绩，逐渐让李隆基产生了自满心理、滋生了享受的需求，毕竟让一个人一直保持“吾貌虽瘦，但天下必肥”的觉悟确实不怎么现实。而李林甫的出现，则起到了“帮凶、催化”的作用。
对于李林甫其人的功过以及执政措施，本文不过多赘述，只重点聊聊他在大唐政坛中的角色、为什么会受到重用，以及他是如何一步步把强盛的唐王朝引向毁灭的。
跟开元年间那些主要出身科举的宰相们不同，李林甫是“恩荫出身”，也就是拼爹才当上官的(曾祖是李渊堂弟、长平肃王李叔良)，不过这一途径在那时属于合法范畴。
但相对于正儿八经科举进入仕途的官员，李林甫这波人的文学能力那可就差得远了，因此也没少受人鄙视。但他在同为官二代的御史中丞宇文融的提携下，慢慢当上了吏部侍郎。
李林甫之所以进入核心政治圈，在于他攀上了后宫。当时，武惠妃正受李隆基的宠信，史称“宠倾后宫”。李林甫主动贴上去，表示愿意竭尽全力帮助武惠妃的儿子——寿王李瑁当上太子，因此逐渐被对方视为亲信。
在武惠妃、高力士、韩休的帮助下，公元734年，李林甫官进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也就是成了宰相，没多久还兼任了兵部尚书一职。此时跟他一共担任宰相的，是举止优雅、风度不凡、才华横溢、为人忠直的一代名相张九龄。
当初，“恩荫出身”的宇文融跟出身科举的宰相张说是对手，如今，继承这一对抗格局的是李林甫和张九龄。李林甫虽然文化水平、品德情操不怎么地，但在玩弄权术、揣摩人心、投机钻营方面，远远碾压科举渠道出身的张九龄。
而李林甫执政的核心宗旨，就是充分发挥自己“口蜜腹剑”的特技，排挤那些出身科举系统的官僚。《旧唐书·李林甫列传》称，李林甫“自无学术，仅能秉笔，有才名于时者尤忌之”。
比如李隆基曾经“诏天下士有一艺者得诣阙就选”，就是征集那些有才艺的士人们进京面圣、供李隆基挑选;但李林甫做贼心虚，怕这些人对皇帝投诉自己的不是(他平日里干的坏事确实太多)，竟然略施小计，让所有人都没中选：“无一中程者”。
而对于朝堂里确实有真才实干、名声威望的官员，李林甫则无所不用其极的予以离间排斥，最典型的就是张九龄。而李林甫的着力点，就是利用李隆基对皇权的维护、对相权的警惕。
改立太子一事就是突破点。公元735年，武惠妃宠倾后宫，李瑁等人也子凭母贵;而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等人则因母亲失宠口有怨言，因此武惠妃一党趁机推动改立太子。
当时李隆基本人已经动了改储的念头，身为武氏一党的李林甫自然“善刺上意”、主动迎合;而信奉儒家之道的张九龄则公忠体国、极力“切谏”。在李林甫的撺掇、煽风点火下，屡屡违背圣意的张九龄终于被贬退，而李林甫则因为跟皇帝站在一边而随之“恩宠莫比”。
公元737年，太子李瑛等三人被赐死，李林甫却因“功”被封为晋国公，并在下一年兼领陇右、河西节度使。公元739年，他进一步兼任吏部尚书，负责文武官员的选拔，也就是说，从此掌握了大唐官员的升降、褒贬大权。
从此，李林甫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持续保持对科举出身官员的压制，一举改变了开元初年以来由文人把持朝政的状态，这自然是其个人私心所致，但根本上是因为迎合了李隆基打压相权、提防朝廷内外形成利益集团的心理。
以废立太子为例，张九龄从国家稳定的客观需求、儒家秉承的政治立场出发，坚持对李隆基进行劝谏，从而触犯了对方，让其认为是文官群体在挑战皇权;
李林甫则完全相反，他在表面上处处主张尊重皇帝的个人意志，利用“君主独裁、天经地义”为武器，狐假虎威似的去压制出身科举系统的官员。
在李隆基看来，相对于屡屡跟自己对着干的张九龄等人，听话、执行力强的李林甫实在是太让人省心了。于是从此之后，李林甫的地位越发不可动摇。
但从本质上而言，李隆基无节制的扩张皇权，却因此被李林甫利用，最终形成了一系列祸国殃民的政策，直接颠覆了曾经繁盛无比的大唐王朝。
这一点，从安禄山等人受到重用的过程可见一斑。
有唐朝以来，唐军的边将大都是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表现突出的还可以入朝为宰相。那些胡人出身的名将即使再优秀，也只是担任副职而已。
李林甫主政后，为了杜绝文人出将入相的道路，主张重用藩将为节度使(胡人一般文化水平低，不可能担任宰相)。他的理由是：“文人怯懦，而胡人善战;而且文人拉帮结派，胡人出身低贱、孤立无援，陛下稍加笼络，就能让他们为您卖命。”
后面一句话成功打工了李隆基，毕竟不久前他还废掉了与太子李亨关系密切的名将王忠嗣、皇甫惟明(当然有李林甫从中推波助澜的因素)。于是，安禄山、安思顺、哥舒翰、高仙芝等少数民族将领陆续替代以往出自科举的汉人将领，成了大唐的各路节度使。
最终他俩玩脱了，以安禄山为代表的藩将并不是他们想象中那么单纯、容易掌控;李隆基违反常理的恩宠，不仅没有让安禄山死心塌地效忠，反而进一步激起了对方的野心和欲望，安史之乱的爆发，彻底毁灭了李隆基和一众名臣创造的开元盛世，唐王朝从此走上了下坡路，苟延残喘直至灭亡。
同一个皇帝，前半生创造了史上少见的文治武功，后半生却把自己一手建立起的盛世送进了深渊，2000年中，李隆基独此一份。但客观而言这也不能怪他，在封建帝制下，任何人都不可能数十年如一日克制欲望、自我压制皇权，这是人性的缺陷，更是人治制度难以对抗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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