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超过3000年的历史，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史记》从讲述人物生平角度出发，通过人物的事迹来描述历史。
司马迁是汉代著名历史学家，他以一己之力撰写了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著作《史记》，其书受到历代史家推崇，被列为正史之首。《史记》中记载了大量人物，各有其精神特点与性格。而被司马迁放在列传之首的，却是商周之际，商朝的贵族伯夷、叔齐，这是为什么呢?
伯夷、叔齐是商朝封国孤竹国国君的儿子，两兄弟相互亲爱和睦。伯夷是嫡长子，本应该继承国君之位，而他们的父亲想将自己的位置传给小儿子叔齐，叔齐不愿意接受这一位置，而伯夷也不愿违背父命，相互推让的结果是，两个人选择一起逃走。当时的姬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在当时广行德政，有“善养老”之名，于是两个人前去投靠。而周文王去世后，周武王即位，讨伐商朝。两个人虽然都知道商的无道，却不愿看到它灭亡。他们在周武王的马前请愿，说道：“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弒君，可谓仁乎?”然而历史的潮流却不会因为他们的意见而停止向前，姜太公称赞他们是“义人”，符合道义的标准，让人将他们扶走。而周灭商后，两个人坚守道义，“义不食周粟”，隐居到首阳山之下采薇而食，最终饿死，在死前悲唱：“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最终死去。作为当时有名的贤人，其最终的结局格外凄惨，让人为之动容。
司马迁深刻的认识到了命运与道德之间的矛盾与悖论，“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似乎很有道理，然而历史上却总会有这样的例外。孔门的弟子中，颜回最为好学，而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最终早丧。而恶人却常常荣华富贵，一生坦途，著名的恶人盗跖，无恶不作，却以寿终。这正生动体现出了这一矛盾。而在“义”与“利”两者不能兼得的时候，有道德修养的人，尤其是有儒家信仰的士大夫们，却常常选择为自己的志向殉道。这是伯夷叔齐的选择，也是孔子以降千千万万士大夫的选择，司马迁本人亦不例外。他为李陵上书求情，惨遭下狱，为了父亲的托付，忍受了腐刑，受尽人们的冷眼嘲笑。而让他选择坚持的，正是自己如同伯夷叔齐一样的理想，而为了自己志向甘于殉道的精神，正是司马迁将《史记》写成最优秀作品必不可少的因素。
附《史记·伯夷列传》原文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
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
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
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
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
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
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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