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迎来了中国古代航海史上最盛大的创举——郑和下西洋。首次航行始于永乐三年，末次航行结束于宣德八年，共计七次。在永乐大帝那个年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具有远洋航行能力的大国，郑和下西洋是中华民族征服海洋的一个重要标志。然而，明朝的航海事业为何能达到历史巅峰呢?
郑和七下西洋
从1405年到1433年，朱棣派郑和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在航海过程中，郑和船队从南京出发，沿着江、浙、奥等海岸线南下西行，最远到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的东海岸。
其中，第一次远航中，首先到达占城，从旧港经过满剌加，向西航行到苏门答腊岛，随后舰队进入印度洋，途径翠兰屿、锡兰山，继续向西北航行，直到小葛兰、古里方才返航。郑和船队于1407年6-7月份回国，带来爪哇、苏门答腊、小葛兰、满剌加、古里、阿鲁等国的贡使。
第二次出使西洋，与第一次航海路线大致相同，带去了明成祖诏谕和大量赏赐，带回奇珍异宝，珍奇异兽无数;郑和在返程期间造访暹罗，并带回渤泥国王。
第三次出使西洋，航线变化不大，但规模却十分庞大，沿途访问了更多地区和国家，这一次航海，郑和船队开始肃清海道的行动，其政治外交业绩更加辉煌，在占城受到了盛大欢迎，并在航海过程中，废立锡兰国王，建立满剌加王国，在暹罗遣返何八观等，由于发生锡兰山事件，未能将这次航行扩展到阿拉伯海。
郑和第四次下西洋，率领大宗宝船沿着旧航路，穿越阿拉伯海，停靠波斯湾;而小宗船队从苏门答腊出航，继续西行横渡印度洋海域，途径马尔代夫群岛，抵达东非海岸，然后向北再次路过阿拉伯海，进入红海，访问默伽、天方国等国家。
第五次航路与以往不同，先历经西洋诸国，在返航途中历经占城、满剌加、爪哇、苏门答腊、锡兰山、阿丹等二十多个国家;再通东南诸番，访问苏禄、吕宋、渤泥等国;其中苏禄国王率领庞大使团来华朝贡，最终死在明帝国，永乐皇帝特意在德州为他建造了奢华陵墓，以示恩抚。
第六次下西洋是在永乐十九年，中途遇到海上飓风，而被迫返航。第七次远航，是明仁宗时期，朱棣去世后，朱高炽登基，立即下诏停止下西洋活动，在1422年-1430年的八年时间里，郑和与将士共同守备南京。直到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后，才再次派遣郑和出使西洋，以追忆永乐年间“万国来朝”的盛况。这次航行也是最后一次航行，航行路线与第三、四次基本相同，历时三年之久。
郑和下西洋历时28年，共进行七次远航，造访三十多个国家，每次至少有60余艘主船，各种类型的海船百余艘郑和每次出航都要带领两三万将士，一艘船可容纳千余人，这些人分为航海、外交、保障、战斗等四大类，各司其职。
《三宝太监西洋记》，所记载郑和下西洋的五种船型，分别为宝船、马船、粮船、座船、战船。其中宝船是福船，这种船，船体微胖、尖底、船体采用“蜂窝”结构，能使材料的利用和刚度达到最优化，并且船身两头出梢、龙骨是纵向通体，采用二至六层多层甲板船体。
《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自己坐的宝船也是福船，每次出海都带有大约60多艘的宝船，船上有四层建筑，9桅12帆，穿长四十四丈，阔十八丈，外观样式豪华精美。中型大的宝船长三十七丈、阔十五丈。李约瑟认为，郑和宝船是同时期世界上最大的船舶，其体积比西欧的船只要大多了，在造船技术方面，明朝要远远高于同时的西欧国家。
我国古代船舶制造业经历三个高峰期，即秦汉时期、唐宋时期以及元明时期;到了元明时期，我国船舶类型主要分为三大类即：广船、福船和沙船，这三种船型应用于不同的领域，各具特色。
广船，顾名思义就是广州附近船只的统称，造船的材质主要是铁力木，其通体坚硬如铁，而倭寇的船只通常采用松杉木，抗不住广船的撞击。广船其船型特点是头尖体长，上宽下窄，体型大，船身坚固，抗耐波涛，且防火性能好。
此外，广船设置多个“水密隔舱”极大地提高了安全性能，其动力采用多孔舵，减小航行阻力，操作方便。广船的缺点也非常明显，那就是造价过高，维修困难。
沙船，宋代称防沙平底船，元代称平底船，到了明天统称为沙船;主要建造材质是山樟木，其独特的造型，具有良好的航海性能，沙船平头、方尾、平底、长比宽大、多桅多帆、吃水教浅、载重量大等特点;不仅可以在多沙滩浅水区域行业，还适合于在内陆大江大海中远航。
沙船被广泛应用于官船、军船、漕船，郑和下西洋中，随行的船只有不少沙船;沙船在民用船只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缺点是受水面积大、波浪抗击能力差。
福船，福建、浙江一带尖底木帆船的统称，建造材质为松杉木，尖底、但船底趋于平滑呈U型，小方头，阔尾多水密隔舱，这样的船型不仅有利于保持平衡性，还可以增加载货量;福船尖底船，采用了风帆动力系统，适合远行、抗沉性能良好。
福船船身宽阔，船上有“楼”和“棚”便于防御作战，明代在福船上推行了大量新型火器，外加福船吨位较高，在军事作战中性能优异以及出色的航海性能，被广泛地应用于航海和对外贸易中。福船的缺点也很明显，由于材质是松杉木，不耐虫蛀，抗耐性差，由于是风帆船，在没有风力辅助的情况下不能航行。
明朝航海为何能够达到我国古代的巅峰?
明朝的航海技术继承元朝，而元朝则继承于宋朝，蒙元帝国“跨海征服”的军事需求，使得元朝造船业发展获得极大动力。当元朝军队南下征服南宋时，采纳了南宋降将刘整的计策，造战舰，教习水军，夺彼所长，这才有了战襄樊、取荆江，顺江而下，直取建康、临安，灭南宋。
元帝国从水军建设中尝到了甜头，特别是忽必烈时期，征服琉球、日本、高丽、战争、爪哇等国都采用水军;数千艘战船，数以十万计的兵力，这种大规模的跨海行动，对战船的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造船业无疑是最大的推动力。
元朝的漕运需求以及海外贸易的发展对造船业也是一种极大的促进力，京城元大都粮食需求量大，而主要的粮食供应区是江苏、浙江地区，漕粮运输的最主要途径是经过大运河的水运，元朝统治者对漕运的极为重视，以及承袭南宋海外贸易的再度繁荣，使得造船业蓬勃发展。
明朝造船技术承袭于元朝
明朝承袭于元朝，其造船技术也不例外，特别是郑和下西洋后，更是促进了造船和修造的工艺水平，这个时期涌现出了大批能够建造宝船的能工巧匠;他们经验丰富，能够根据需要，制造出各种类型的船。
《龙江船厂态》记载“永乐年间，江西、湖广、福建、南直隶等，熟于造船者，絷家于提举司隶。”
这些造船工匠，专业分工明确，造船技术高，工匠分为四厢，分别是制造木木梭橹的，制造船木铁缆的;修补旧船的;是制造棕篷等物的。他们能够造出通往琉球的“封舟”，抗击倭寇的战船，适合远航的福船。
笔者认为，明朝造船及航海技术之所以能够达到巅峰，这与统治者的思想是分不开的，朱棣想建立一种新的朝贡体系——华夷秩序，通过这种“厚往薄来”的体制，以中国人特有的传统思想“圣王之制，施德行礼”臣服四周，也通过郑和下西洋庞大的舰队，扬我大明国威，进而解除沿海地位安全威胁。
明成祖朱棣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他五征漠北平定蒙古维护边疆稳定，编撰永乐大典，打造文化繁荣;他派郑和下西洋，造就海上丝绸之路，使古代航海事业达到历史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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