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趣历史小编带来了一篇关于崇祯的文章，希望你们喜欢。
作为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的一生备受争议，后人对他也褒贬不一。用一句话来总结，崇祯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在政治贡献上，他以强劲、果断的政治手腕，手刃奸臣魏忠贤;知人善用、优待能臣，为大明吏治提供保障;励精图治、勤于政务，不沉迷于女色，担起一代明君的责任。
但是，崇祯自身个性鲜明、优缺点都很突出。他刚愎自用，无法真正做到虚怀纳谏;用人多疑，屠戮颇多，大明王朝的众多能臣皆折损于其手上;求全责备、薄情寡义，让自己落入无人可用的悲惨境地。回顾崇祯帝的一生，用“无可奈何、无力回天”八字形容再合适不过。
然而今天，我们并不是要给这位悲剧皇帝的功过做定义，而是重温历史，来扒一扒崇祯是一个怎样的人。按理来说，历史上的亡国之君不是昏君，就是暴君，唯独崇祯是一个例外。按照古代圣贤皇帝的标准，崇祯勤俭节约、勤于政务，不纵情声色，体恤民间疾苦，是一个妥妥的贤德之君。可就是这样一位贤君，竟落得个自缢而亡的悲催下场。思来想去，这都是他性格的几大缺陷所致。
求全责备、薄情寡义，失了人心
崇祯是个极度喜欢求全责备，他不仅对自己严格，对他的臣子更加严格，这事在他对待为保卫国家，而不幸战死沙场的将领的态度上便可窥知一二。崇祯在位期间，除了北方后金的侵扰威胁外，中原各地的农民起义也是此起彼伏。面对此种内外交困的情况，孙传庭挺身而出，担起守护国家疆土河山的重任。
出生于山西代县孙传庭，是大明末朝最为骁勇的将军之一。崇祯十一年，孙传庭奉命领军剿灭了各地叛军，平反农民起义，扬明国威。此外，在李自成率领叛军入攻中原内地之时，孙传庭与洪承畴携手合作，在潼关南原设下埋伏，斩杀李自成大量兵马，敌军几乎全军覆没，元气大伤。李自成带着仅剩的十八骑兵落荒而逃，藏匿于陕西的山间。
孙传庭本想乘胜追击，以绝后患。但此时清军已经攻入北京，心急如焚的崇祯也不管什么李自成势力死灰复燃的问题了，连忙下急诏命孙传庭回京防御。
此时多尔衮已率领众多清兵从青山口、墙子岭进入长城，京师进入一级警戒状态。风尘仆仆的孙传庭率领援军赶到，却因为与主和派代表高起潜、杨嗣昌产生了分歧而被陷害。加之崇祯本就因战事吃紧而心烦意乱，在高、杨两人的蛊惑之下，崇祯大怒，将孙传庭打入大牢。
崇祯十三年，李自成大军卷土重来，大明王朝已无将帅可以抵挡。在这危难之际，崇祯想到了尚在大牢里的孙传庭，便赶紧下令释放他，让他出兵反击李自成。但当时的李自成大军实力极为强悍，双方实力悬殊。此外，连年的战乱、天灾，导致军中粮草不足，疫病四起。孙传庭原想稍作休整，再出兵对战。可是朝廷却三番五次催兵作战，迫于无奈，孙传庭只能仓忙出兵。结果可想而知，孙传庭在陕西潼关战死，明军遭到重创。
可就连孙传庭这样一位精忠报国，最后战死沙场的将领，从崇祯那里得到的不是抚恤与追赏，而是“作战不力，死有余辜”的八字评语。由此可知，崇祯是多么的薄情寡义，大明又如何能不灭呢?
擅长“溜肩”，没有责任心
身为一位亲政爱民的好皇帝，崇祯本身是个非常爱干事的人。可事干得多了，就难保不会出差错。而这一旦出了差错，崇祯就会将所有责任都推到底下的大臣身上去，自己拍拍屁股走人，“溜肩”皇帝的称号由此而来。
当时，朝廷西边要与李自成打仗，北边又要防备后金的势力崛起，两线作战，搞得大明好不狼狈。面对内忧外患的情况，兵部尚书陈新甲便向皇帝进言，应先与后金假装议和，稳定后金，而后调出全部兵力，解决与李自成的内部矛盾。
古往今来，攘外必先安内。陈新甲这一想法与崇祯皇帝不谋而合。其次，崇祯皇帝本身是个十分好面子的人，他不愿意亲自出面与后金议和而落下个贪生怕死的骂名，所以他便将此事全权交给陈新甲负责。很快，崇祯起草了一份议和条约，并积极与皇太极进行交流，双方达成协议：后金不再进攻明朝北部疆土，而大明也承认满清的存在。双方友好往来，和平共处，互通有无。
原本，议和这事私底下进行的也差不多了，但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将大明王朝主动向后金示好一事泄露出去，群臣哗变。他们认为，尽管此时的大明王朝风雨飘摇，步履维艰。但在东林党人看来，后金不过区区一群蛮夷之人，又怎么有资格让我们大明王朝屈膝相待，这不是有损大明的威名吗?
朝中反对议和的呼声越来越大，陈新甲也背上了通敌卖国的骂名，此时崇祯就算有心救国，也无力回天。尽管崇祯深知李自成大军势如破竹，后金骚动不断，如果不议和，大明便会陷入前后夹击的境地。但群臣激愤，面对重重压力与威逼，崇祯无奈下令禁止陈新甲议和一事。此外，为平息众怒，崇祯还找了个借口，斩杀陈新甲。其实，臣子的心中都知道，陈新甲不过是个当差的，议和一事也是崇祯自己拿的主意，陈新甲不过是崇祯用于自保的替罪羔羊罢了。而兵部尚书陈新甲被杀，沉重打击了整个明朝军队的士气。如此忠心耿耿的臣子，都是这样的下场，何况是其他人呢?崇祯为保全自己的面子，不惜牺牲忠臣而置整个国家利益于不顾，大明如何能不亡?
感情用事、屠戮颇多，无人可用
正所谓，兔死狐悲。你堂堂一介皇帝，都不肯承担责任，底下的内阁首辅自然更不可能为你效命。干得好，得不到相应的犒赏和奖励，干不好还要背黑锅甚至是杀头。长此以往，谁还敢为你大朱家卖命干活啊。而一个国家，单靠一个皇帝是无法统治好的，所以大明灭亡是必然。
崇祯在位的十七年间，屠戮众多，撤官杀人无数，仅是二品以上的大臣，他就杀了二十多个。可以说，滥杀、多疑、苛政也是崇祯的几大特征。在位十七年，光是内阁大学士，他就换了五十多个。而频繁的换人杀人，已经让崇祯到了无人可用的地步。身边除了宦官，他无一可亲近之人。故而，尽管崇祯勤政廉洁，但他身上的一些致命性格缺陷，不仅无法复兴大明帝国，更将大明亡国推上高潮。
正如古话所言，一个人的人生悲剧，往往是他的性格悲剧所致。所以，也正是崇祯性格上的缺陷，导致了他一生的悲催。根据史料记载，李自成包围北京后，他就派了一个名叫杜勋的人前往王宫与崇祯谈判，并提出了撤兵的两大条件：一则，割山西、陕西两地给李自成，并封他为西北王，承认其存在;二则，用一百万两白银作为李自成大军北上攻打皇太极、南下平息农民起义的筹码。
其实这两个条件，对于当时内忧外困的大明来说，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于是，崇祯立马召集各内阁首辅一起商议此事。但是，鉴于陈新甲先前因代理皇帝处理与后金议和一事，被崇祯当作替罪羔羊斩杀，众臣已经不敢再为崇祯卖命，都纷纷推脱，不敢应下这议和的事情。
按理说，崇祯对于内阁首辅的疑虑也是心知肚明。若此时他能服个软、认个错，承认自己当时在陈新甲一事上处理欠缺，折损忠臣，大明便不会失去这次求和的绝佳机会。可崇祯就是一个极其拧巴、感情用事的人。要不怎么说，大明的悲剧是崇祯的性格悲剧所致呢?
面对内阁首辅的推诿，崇祯怒发冲冠，直呼：“既众钦皆不愿去做那议和之臣，皆言此事不可行，枉顾国家利益。如此，便齐为我大明葬命乎!”就这样，一个大好的机会又被白白浪费了。所以《明史》说崇祯：“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并无有失偏颇之处。
纵观明末，我们不难发现，崇祯的君臣关系极为尴尬诡异，他们相互利用、相互仇视、相互依存，彼此之间都没有坦诚相待的时候，臣子仅为己牟利，不顾国家利益;皇帝一心顾虑自身面子，不惜残杀忠臣。《明史·流贼传》中就这样评价崇祯：“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后人看崇祯，以言其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他有心勤政、事必躬亲。在国家内忧外患之际，果断决事，以雷厉风行手段，对外破虎视眈眈的满洲铁骑，对内处决魏忠贤一案，整顿吏治。但他又心性多疑，极好面子，一次次断送大明自救机会;刻薄寡恩，严酷无情，斩杀了若干能臣武将。在崇祯的身上，机智和愚蠢并存，胆识与刚愎同生，高明与昏庸兼有之。
纵观崇祯帝的一生，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难免令人心生同情。《明史》就思宗功过直言不讳：“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迨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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