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宋朝最优秀的皇帝是谁，你可能会想到开国之君宋太祖或者维持新政、坚持改革的宋神宗。然而在宋朝百姓眼里，宋仁宗才是最好的皇帝，他们将那个当了42年皇帝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的仁宗称为“一代圣君”，这其中的原委何在?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解答。

　　先看一个故事，故事发生在苏氏兄弟和宋仁宗之间。殿试的时候，大文豪苏轼写了《御试制科策》把当时的朝政大骂一通。他的弟弟苏辙更是无所忌惮，直言仁宗怠于政事。说仁宗虽然有忧惧之言，但是没有忧惧之诚，“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还指责仁宗沉溺声色之乐：“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总而言之，堂堂皇帝竟被他俩说得一无是处。

　　仁宗先是看到了苏辙的这篇文章，当时有大臣说应该黜落此人，但是仁宗皇帝说：“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然后他又读到苏轼的文章，高兴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宋代的读书人最喜欢发议论，讲道理。若是议论一些日常小事，当然没什么问题。但是要是论朝政大事，那就很有可能触犯天威，祸福难测。而仁宗皇帝就像他的谥号一样，是一个特别仁厚的人。王安石主张变法，对仁宗朝政很不满。但他说到仁宗，依然是赞不绝口，说他这么多年没有妄杀一人。

　　宋朝的士大夫生活在一个自由开明的政治环境中，所以能够自由地发表言论，议论国是。而且皇帝还鼓励他们议论国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是道理最大。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说：“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不罪一言，这是很难做到的。

　　士大夫的言论自由是有制度保障的，宋太祖夺得天下后不久，建隆3年就立下戒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除南宋初年的陈东和欧阳澈因上书被杀外，宋代诸帝基本上遵守了这一遗训。

　　宋朝人觉得仁宗不以一己之私而以天下为念，最重要的是仁宗不是喜欢专断独裁的皇帝。他总是把事情让宰相们议论，不置可否。对大臣们很信任，这让士子们感觉到了自身的价值所在。

　　其实，宋朝的士人觉得皇帝最好就是一个牌位，大家供奉着他就行了。程颐就说天下治乱系宰相，皇帝只需听大臣们在经筵上讲讲课，培养一下自己的品德。读书人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上帝王师，格君心之非，教导皇帝怎么当一个明君。仁宗皇帝很符合宋代读书人的心理，他很好学，很宽厚。不独断，不嗜杀。完全按照祖宗的既定方针办事，所以宋朝人觉得他是难得的好皇帝。

　　宋代这种良好的政治生态是建立在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架构之上的，文彦博与王安石辩论脱口而出：“皇帝应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是当时士人视若当然的思想观念。

　　这样皇权就得到了有效地制约，比如神宗年间的这个故事就很有代表性。当时，宋军在陕西与西夏人作战失利。神宗十分恼火，迁怒于一位负责粮草运输的官员，下令将其处死。　　第2天，宰相蔡确有事向神宗禀报，神宗就问他：“昨天朕御批处斩此人，是否执行?”蔡确说：“还没有，我正想上奏这件事。”神宗说：“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蔡确说：“开国以来，没有杀过文人，臣等不希望陛下开这个先例。”神宗考虑了半天，说：“那么就在他脸上刺字，发配到偏僻、遥远且贫穷的地方去。”门下侍郎章惇说：“这样的话，还不如杀了他呢。”神宗问：“为什么?”章惇说：“士可杀而不可辱。”

　　一句话激怒了宋神宗，他声色俱厉地说：“朕就连一件痛快事也做不成!”章惇却回嘴说：“像这样的痛快事，做不成也好。”　　最后神宗皇帝也没辙，只得遵从群臣的意见。

　　我们前面提到一个人叫“林栗”，历史上他因为与朱熹的矛盾而遭受非议。但是他本人为人强介有才，只是性子比较急。宋孝宗登基后，考虑到高宗朝秦桧这样的权臣专权，于是他想躬揽权纲。一人独断，不以责任臣下。林栗就进言说：“人主莅权，大臣审权，争臣议权。王侯、贵戚善挠权者也，左右近习善窃权者也。权在大臣，则大臣重;权在迩臣，则迩臣重;权在争臣，则争臣重。是故人主常患权在臣下，必欲收揽而独持之，然未有能独持之者也。不使大臣持之，则王侯、贵戚得而持之矣;不使迩臣审之，争臣议之，则左右近习得而议之矣。人主顾谓得其权而自执之，岂不误哉。是故明主使人持权而不以权与之，收揽其权而不肯独持之。”

　　宋孝宗听到这些话，觉得林栗说得很对，这也是宋代士大夫普遍认同的一种观念。

　　由此可见，宋代的政治称得上是士大夫政治，士大夫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主体作用。这样的政治显得开明且有序，并显示出自由的空间，可以说宋代也是士大夫最为自由的一个时代。

　　宋朝的时候，学生运动很激烈，历史学家黄砚璠说我国大学生的救国运动“始于汉，盛于宋”。宋朝的学运对政局的发展很有影响，结对请愿，罢课要求。规劝君主，攻击宰相。宋代太学不独为学术最高学府，也为社会舆论之喉舌。大学生们发表意见，组织运动的权利得到保障，朝廷不会派大军镇压。陈东和欧阳澈被杀是例外，他们死了之后皇帝还要表示悔过。比起汉朝的党锢之祸，以及北洋军阀时代枪杀爱国青年，他们还是很幸运的。

　　还有一个宋代农民的故事很值得回味。

　　也是在宋仁宗的时候，有名的红杏尚书宋祁同志记载了这么一件事。一天他来到开封郊外观赏，见到一位老农，便上前作揖并问道：

　　“丈人甚苦暴露，勤且至矣!虽然，有秋之时，少则百囷，大则万箱，或者其天幸然?其帝力然?”意思是说您这么辛苦，不过到了秋天就丰收了。粮食成堆，你说这是老天的赏赐呢?还是皇帝的恩惠呢?

　　老农听了大笑，说了一段令人拍案叫绝的话：　　何言之鄙也!子未知农事矣!夫春膏之烝，夏阳之暴，我且踦跂竭作，杨芟捽中，以趋天泽;秋气含收，冬物盖藏，我又州处不迁，亟屋除田，以复地力。今日之获，自我得之，胡幸而天也!且我俯有拾，仰有取，合锄以时，衰征以期，阜乎财求，明乎实利，吏不能夺吾时，官不能暴吾余，今日乐之，自我享之，胡力而帝也!吾春秋高，阅天下事多矣，未始见不昏作而邀天幸，不强勉以希帝力也!

　　说完之后，竟扬长而去，让宋祁同志一个人在那目瞪口呆。

　　这位农民大爷的话有点复杂，当然肯定是经过了宋祁同志的润色，不过他讲的道理宋祁肯定没有记错。他首先就把宋尚书给臭骂一顿，说你这话也太没水平了，你对三农问题真是一点都不了解。我顶着烈日，冒着酷暑。风霜雨露。春耕夏作，秋收冬藏。最后丰收了，完全靠我自己，关老天屁事;那些官吏我也不在乎，我自己艰苦奋斗，丰衣足食，关皇帝老儿鸟事。而且我这一大把年纪的人了，见的事多了，没见过不昏作而渴求天幸的，也没见过不努力而希求皇恩的。

　　宋尚书估计是想了解一下民情，关心一下民间疾苦，并宣扬一下皇恩浩荡。结果被这老农给训斥了一顿，给了他心灵上的震撼。于是就记了下来，让我们也有幸领略大宋农民自尊自信自强的风采!

　　士者，天下之精神　　陈寅恪先生说：“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所谓天水一朝，就是指赵宋王朝。因为天水乃赵氏郡望，故而以天水代替赵姓。宋朝已经成为历史，那些人物与风物俱已化作烟云，但是却留下厚重的历史遗产。在这厚重的历史遗产中，最值得我们珍视的是宋代士大夫的精神，那是永不磨灭的大宋之魂。

　　什么是“士”?南宋学者王万有句话说得好：“士者，国之元气，而天下之精神也。故可杀可贫不可辱者，谓之士。”对于士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一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和贫贱不能移”的精神，是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和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

　　士当以天下为己任，这是宋代士大夫的精神宣言。其最典型的代表是范仲淹，他在《岳阳楼记》中提出文人士大夫必须“进亦忧，退亦忧”，而且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进退皆忧”和“先忧后乐”的精神，是范仲淹思想、品格与修养的结晶，集中体现了他的人生观与社会观。作为当之无愧的大宋第一人，范仲淹的身上体现着大宋之魂，是宋代文人士大夫的第一楷模。

　　为什么宋代士大夫能够有此担当精神?主要在于科举制度所引发的社会结构大变革，宋代的科举制度就是要让那些出身寒微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做官。他们在儒家经典中所接受的信条就是要治国平天下，而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架构可以发挥他们的作用，可以有所作为。

　　在宋朝，皇帝也乐于让士大夫发挥自己的才干，而讨厌那些轻浮放浪的人，柳永和宋仁宗的故事很能说明这一点。柳永在词中说“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仁宗看了勃然大怒，他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对于一个有追求的士大夫来讲，功名是

　　很重要的。人往往会因为顾及名声而有荣誉感和耻辱感。倘若无所顾忌，那必定是轻薄之人，又能指望他做什么呢?　　从皇帝的角度来说，选拔那些出身寒微且追求功名的人才，这样可以保证政权的稳固。那些出身寒微的人会对朝廷感恩戴德，誓死效忠，不会像五代时候那样朝秦暮楚和不忠不义。　　宋初的宰相范质五朝为官，太祖对他的评价是“欠世宗一死，为可惜尔。”陶榖在太祖黄袍加身之后提前为他写好了登基诏书，这本是大功一件，可是后来一直为太祖瞧不起。长乐老冯道最为宋朝人鄙视，他成了五代不忠不孝的典型代表。

　　宋代士大夫精神跟这些人是完全相反的，忠孝节义对他们来说堪比生命。程颐不是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吗?这句话一直被认为是程颐迫害妇女，确实这句话到后来被人利用对妇女迫害甚大。但是就其本意来说，程颐只是强调节义很重要，尤其是民族的大节大义。

　　“忠”这个字在宋代人眼中是很重要的，人们往往说这是愚忠。其实现代人比宋朝人聪明不到哪里去;反言之，宋朝人并不比现在的人愚，他们的“忠”有着更丰富的含义。在他们看来，正直便是“忠”的首要条件。忠并不是要无条件地服从君主的意志，宋人常说“以犯颜纳说为忠”和“以公正为忠”，主张“从道不从君”。民族大义也是忠，宋末名将抗元英雄李庭芝在太后皇帝都已经投降的情况下，拒绝了朝廷要他投降的要求。最后为国尽忠，朱熹说“尽己之谓忠”。“忠”要求人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宋朝人的忠义之心在两次政权覆亡之际，表现得极为突出。金人灭了北宋，元人灭了南宋。在此之际，一大批可歌可泣且青史留名的有民族气节的英雄人物前赴后继，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宋史·忠义传》列靖康前后死节者约20余人，还不包括大量未进入正史的英雄义士。南宋面对强大的蒙古铁骑，40年顽强支撑，靠的就是忠义之士的拼死搏杀。南宋末年抗元死节英雄竟有500多人，还不包括大量湮没无闻的无名英雄。

　　《宋史·忠义传》中说：　　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况其他哉!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足示意向。厥后西北疆场之臣勇于死敌，往往无惧。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

　　人们往往说唐人大气，其实唐朝那些贵族因为自己优越的生活条件而显得狂放不羁，所以显得大气;而宋人，他们是深沉而优雅的，他们的大气体现在对待生命态度的自信。

　　他们是为道义而活的，朝闻道，夕死可矣。而他们更进一步地认为自己就是道的承担者，所以他们无畏无惧。个人的荣辱得失算不了什么，那只是“蜗角虚名和蝇头微利”，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如何正君心行王道。贬谪的苏轼说自己“道理贯肝胆，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宋亡之后的遗民也都是为了自己的信念而为之耗尽终生也无怨无悔。

　　也因为这份自信，所以他们的学术思想中充满了怀疑精神和宽容态度。朱熹说：“读书须是仔细，逐句逐字要见着落。若用工粗卤，不务精思，只道无可疑处。非无可疑处，理会未到，不知有疑尔。”他主张带着怀疑去读书，其实这是宋代学者读书的一个基本态度。他们根本不满足于前人的解释，字字句句都凭着自己的主张去理解。所以他们能够在学术上创新，建立起影响深远的新儒学。宋代的学者之间充满着君子风度，尽管学派林立，观点不一。并且彼此争论激烈，但是都能够容忍对方的意见，互相切磋。

　　担当、忠义、自信……这些都是宋代士大夫精神的体现，这种气度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优秀的品格，因而是民族之瑰宝，永不磨灭。

　　格物致知的科学精神

　　2010年6月的时候，中国南方大范围洪水来袭。老百姓的生命财产面临着威胁，日常生活深受其困扰，然而报纸上却有这样的报道：　　当洪峰到达江西省第二大城市赣州时，遭遇的是这样一幕情景：儿童在城门口水滩里嬉戏钓鱼，买卖人在滔滔洪水边安然地做着生意。看起来，他们丝毫没有把“洪涝”当做“灾害”。

　　原来，这是一座不会被淹没的城市。之所以不会被淹没，还得归功于一位宋朝官员。

　　在宋朝之前，赣州城也常年遭受水患。北宋熙宁年间(公元1068年—1077年)，一个叫“刘彝”的官员在此任知州，规划并修建了赣州城区的街道。同时根据街道布局和地形特点，采取分区排水的原则，建成了两个排水干道系统。因为两条沟的走向形似篆体的“福”和“寿”二字，故名“福寿沟”。福寿沟是一项工程奇迹，因为它保证了1000年赣州城不受水患。

　　刘彝这个官员在历史上并不是太有名，他只是宋代诸多能干的官员中的一例。仅从这一例，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宋代官员的科技素质。　　这并不是一群只会填词绘画，附庸风雅的文弱书生，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不是专家，却能做出比专家更专业的工程来。

　　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的确，宋代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黄金时代，涌现出很多著名的科学家和科技成果。

　　北宋科学家沈括被誉为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他的《梦溪笔谈》被称为“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沈括是一个科学的通才，一身兼通物理学、数学和天文学。他通过精确测量子午圈，首次发现了地磁偏角;通过观测天体的运行轨迹，校正了传统理论的误差。

　　和沈括同时代的苏颂也是一位奇才，他官至宰相;同时也是一位天文学家和药物学家。由他领衔设计的水运仪象台是世界上第1座天文钟，开世界钟表史之先河。

　　沈括和苏颂是北宋科学家的代表，南宋的著名科学家有秦九韶和宋慈等。

　　秦九韶是天才的数学家，宋淳祐7年(1247年)他的名作《数学九章》问世。他将“增乘开方法”加以推广，论述了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并且列举了20多个取材于实践的高次方程的解法。要知道，直到16世纪意大利人菲尔洛才提出三次方程的解法;另外，秦九韶还对一次同余式理论进行过研究。他还推广了孙子定理，他的“大衍求一术”将孙子定理的方法从较小的数和较少的同余式个数推广到一般解法。秦九韶的大衍求一术整数论中一次同余式的解法，比欧洲的尤拉和高斯的有关研究要早500年。

　　宋慈是著名的法医学家。他的《洗冤集录》也是刊于宋淳祐7年;同时也是世界上现存第1部系统的法医学专著，它比国外最早由意大利人菲德里写的法医著作要早350多年。《洗冤集录》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述了人体解剖、检验尸体、勘察现场、鉴定死伤原因、自杀或谋杀的各种现象、各种毒物和急救，以及解毒方法等十分广泛的内容。其中区别溺死、自缢与假自缢、自刑与杀伤，以及火死与假火死的方法，至今还在应用，并且记载的洗尸法、人工呼吸法、迎日隔伞验伤，以及银针验毒和明矾蛋白解砒霜中毒等都很合乎科学道理。所以至今是法医学的参考著作，还被译为多国文字。

　　这些科学技术成果大部分已经湮没在历史之中，我们除了惊叹这些成就之外，最值得思考的就是宋代的科学精神。中国近代科技的落后很多人都归结于程朱理学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体制的约束会导致人们思维的局限。但是倘若归罪于宋代的思想家们，则实在是太冤枉了他们。近代问题有近代的背景，无须苛责古人。

　　其实，宋代理学家对科学有着很多贡献。胡适先生就说过：“朱熹本人就是一位科学家。”科技史家胡道静先生曾经说过，在《梦溪笔谈》成书之后的整个北宋到南宋时期，朱熹是“最最重视沈括著作的科学价值的唯一学者，他是宋代学者中最熟悉《笔谈》内容，并且能对其科学观点有所阐发的一人”。

　　朱熹以《大学》为儒家经典，对其中的“格物致知”的思想多有阐发。近代人们曾经把科学理解为“格致之学”，反映出理学思想与科学思想的互通之处。研究宋代科技史的学者甚至指出“科学与理学相辅相成，齐头并进”，科学与理学并不矛盾，最重要的是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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