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数十万军队，且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李自成，为什么没能坐稳太和殿那张宝座呢?感兴趣的读者和趣历史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李自成当上紫禁城的新主人后，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据说北京城破前，丞相牛金星专门向李自成提出：入城欲定天下，必须约束士兵，不得残暴百姓，且以辞职相要挟。李自成因此下令：“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
李自成进城后，特地拔箭去镞，向后面的士兵连发三箭，宣布大兵入城“伤一人者斩”，以此作为军令。入城后，又在北京城内遍贴安民告示：“大师临城，秋毫无犯，敢有掳掠民财者，凌迟处死。”
可是这一切都是表象，李自成翻脸比翻书还快，刚刚站稳脚跟便以为坐定了江山，紧接下来的表现让人痛心失望，其中两件事注定了他和大顺政权必然走向灭亡。
第一，助饷与追赃
李自成进入北京，接管明朝政权的同时，为了保证几十万军队的后勤供应和维持大顺国家机构的财政需要，本应建立相应的税收制度。但是据文献记载，大顺政权在北京并没有确立任何赋税制度和相应的经济政策，而是简单地采取了助饷与追赃相结合的硬性摊派方法，向明朝官员开刀，结果导致政治上的全面失败。
从中国农民起义的发展史上看，李自成本有前车之鉴，但在他戎马生涯几十年的斗争中，似乎并没有改变历代农民起义中的流寇主义，从不考虑如何解决军饷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当时特殊历史环境的产物。
征赋与减赋，加赋与免赋，在农民反抗明朝战争中是个导火线。饥民到处揭竿而起，使明朝的财政恶性循环。崇祯帝为了战胜农民军，不断加派赋税，交不出赋税的饥民被迫加入农民军，以摆脱赋税的重压。
而崇祯十三年(1640年)底，李自成听从李岩的建议，明确提出了“迎闯王，不纳粮”的革命口号，苦于征税加派的广大农民完全站到了李自成军的一边，李自成一军从此捷报频传，所向披靡，其奥妙也是在赋税上作文章。
然而，当李自成的队伍发展到几十万大军的时候，兵饷问题也就突出起来。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攻下洛阳，发福王藩邸及巨室米数万石、金钱数十万赈济灾民。此后，攻城略地，夺取官府及富室仓谷财物，几乎成了李自成军事行动的主要目的。也就是说，李自成的掠夺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并且没有因为不断取得胜利而有丝毫改变。
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要建立中央政权，确立对全国的统治，他当然也无法再把明朝所有的钱粮拿出来分给士兵作为军饷，他必须另谋财源养活新政权的官员和军队。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赋税，建立正常的税收制度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迎闯王，不纳粮”，以及“三年不征，一民不杀”的诺言，在动员群众时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若突然宣布取消这些承诺而向人民征收赋税，大顺政权的领导人的思想意识还没有完成这个转变，实际上就是向封建化转变。他们仍从农民立场出发，想象力再丰富，也不能超越其局限性，于是向明朝贪官污吏的追赃成了永恒的正义。
关于追赃助饷，其实是两件事。李自成起义军的助饷，是针对所有的明政府官员而发的，根据不同对象，规定有固定数额，没有按照数额助饷的官员就要予以追赃，追起赃来就没有数额限制了，而是要让其倾家荡产。
追赃助饷是从翰林官开始的，当初李自成发现一家翰林家藏巨金时，便下了一道命令：无论新旧翰林，每人派饷银万两以上。于是，明朝官员被严刑拷打，追缴赃银。助饷的行动，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追赃一事，从惩治贪污上看，有其正义性，但从一个政权要建立巩固的基础出发，又是李自成在北京的最大失策。大顺政权以刘宗敏为首的官员，不分青红皂白，不加区别地把明朝官员统统认定为赃官，简单地按职务划分数额，打击面过宽，反而使自己陷入孤立。
一般情况下，贪官是普遍受到憎恨的，许多文献记载嘉定伯周奎交出赃银50多万两，太监王之心脏银15万两，大学士陈演4万两。这三个例子，分别作为勋戚、内监、百官的代表。因为他们三人在崇祯帝号召助饷时表现极端吝啬，多少带有幸灾乐祸的味道，将他们作为代表，即便是逼迫过头也不会带来不良后果。
问题是并非每一个官员都是贪赃数额巨大且积怨很深的，尤其是农民起义军和一般群众之间在看法上不可能取得共识。大部分官员根本拿不来所规定的数额，他们不得不向商人借贷，使得商人钱货一空，市场混乱，这完全超出了追赃的界限，导致了失控的局面。
追赃和助饷，不仅暴露了大顺政权领导者对管理国家事务的茫然无知，而且以最野蛮的方式进行报复，来满足他们突然增长的贪欲。这在很大程度上败坏了军纪，瓦解了军心。
本来明朝的政治已经十分黑暗，广大民众和不少中下级官吏和士人也投奔了义军。可就在胜利进入北京时，已经推翻了明朝之时，由于举措失当，反而使人民怀念起明朝，怀念起吊死在煤山的崇祯帝。
第二，享乐、思乡
李自成进入北京以后，面临的最大问题有二：一是眼前要做什么;二是将来如何打算。按照设想，应该是在明朝灭亡的废墟上，再建一个新政权，接受历史教训，实行对全国的统治。但实际情况是完全相反，他们的重点在于：其一是现在抓紧享乐;其二是将来打算回老家。
《明史·李自成传》说他“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这个说法大抵不差，至少在攻占西安时，李自成都显示出了自律和带头作用，尽管骚扰百姓的事不可避免，但总体来看，军队的纪律较为严明。因此大顺军所到之处，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欢迎，这是在艰苦环境中求发展的一种表现。
形势变化后，起义军的表现就大不如前了。进入北京城后，李自成没有经受住胜利的考验，一味追求金钱美女，贪图享乐，把军国大事完全抛在脑后。
李自成和他的亲信将领，入宫即将崇祯的宫女作为战利品进行瓜分。李自成、刘宗敏和李过各挑选了有姿色者30人，牛金星、宋企郊等将领各得数人。至于一般军官，大顺军配发勋臣外戚妇女，明朝勋臣有数百人被杀死或自缢，他们的眷属被编成名册，全被分配给各营队长。在这种情况下，普通士兵掳掠奸淫妇女之事就无法避免了。
以刘宗敏为首的武将，入城后对部下听之任之，他的精力主要用到追赃和掠夺女子上。他得知陈圆圆的艳名后多方搜索，知为吴三桂父亲吴襄所藏匿，于是逮捕吴襄，严刑拷打。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吴三桂才会降而复叛。这是李自成、刘宗敏等人非常错误的政策所致，这样一个严重的恶果，又直接导致了李自成悲惨的结局。
李自成政权的失败，一方面是因为农民阶级本身的小生产者的私有性和保守性的限制，所以无法保持其军事胜利的成果;另一方面农民政权在建设中又犯了不少错误，使当时的形势更加困难。
但更主要的是农民军内部的腐败、享乐现象未及时得到制止，大部分人出现了浓重的太平思想，追求享受，使战斗力大大减退并厌倦战争。数十万曾经让崇祯帝头疼不已的农民军，在42天时间内就被彻底击垮了，这或许也是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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