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免老百姓三年赋税，他军队吃什么?感兴趣的读者和趣历史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李自成的「均田免赋」政策，是在崇祯十三年提出来的。政策适应对象，是无土地的自耕农。崇祯十三年的明朝，是个什么情况?
别的地方不提。单就说李自成活动的河南，天灾不断，农民连年歉收。而官府和士绅们对老百姓的压榨却没有停止。这就导致当时的河南是十室九空，十户九佃，十户九贫，流民遍地。
大部分老百姓，本就无产，本就无力缴纳朝廷摊牌下来的各种赋税以及偿还从士绅手里借来的高利贷。
这种情况下，李自成的针对现状提出「均田免赋」政策。
实际上是很合理的。
明廷统治阶级就是因为腐败，对穷人无节制的压榨，才导致流民四起，为李自成提供了群众基础。
李自成不吸取教训，维持明政府对穷人的压榨政策。除非他是脑子是有病。
所以李自成提出「均田免赋」政策，并不是他假慈悲，也不是他假惺惺的装好人。而是他在特定环境下，做出的正常选择。
正常人都知道，养肥了才有油水。
压榨流民，能压榨出什么油水来?
当时不正常的人，其实明朝统治阶级。这群利益熏心之辈，完全不可理喻。
至于说李自成的军队吃什么。
很简单，抢当时的王公贵胄、官绅阶级、地主富农就好了。
有朋友可能会质疑，那时候的地主老爷们真有那么“土豪”吗?
整县整县的受灾，九成九的人都没饭吃。单靠分那1%的人的家财，就能解决问题?
是的，可以明确的说，明末的地主士绅老爷们还真就这么“土豪”。
众所周知，古代贫民大规模造反，一般都是恶性土地兼并引起的。
如果只是单纯因天灾引起的灾荒，继而引起的小规模农民起义。等天灾过去，再过几年就好了。老百姓但凡有口饭吃，都不会造反。
小规模起义哪那么容易就演变成推翻王朝的大规模起义?
但如果人心似财狼，贪得无厌，把老百姓往死里嚯嚯，把天灾变成天灾加人祸。
那就必然是烽火遍地，不可控制了。
明末的情况就是如此。
最早的农民起义，本来都被剿灭了。但在土地高度集中情况下，富者动连阡陌，贫者地鲜立锥。
穷人穷死，富人富死。
穷苦农民为了活命，只有两条路可走。
一是贱卖自己的田土，去到地主大户家里当佃户。等于是卖身为奴。
二是舍弃祖业，背井离乡，开始逃亡。成为日后起义军的争取对象。
按道理来说，事已至此，农民没了土地，就没有再缴纳田税的必要了吧?
就像现在一样，没有收入的群体，或者收入较低的群体，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不仅不需要，政府还会补贴。
然而明末，这是不存在的。朝廷要征辽饷以应付女真，士绅老爷们也要敛财。
肉食者们的剥削，堪称是敲骨吸髓，非得吸光农民的最后一滴血不可。
没有土地?人不是还在吗?人头税还得缴。
十室九空，大部分都跑了?好办。那不是还有一户没跑的吗?剩下那一户，把前面跑了的九户人家该缴的税全包下来就是了。
只有还有人，只要人还活着，只要还有力气干活，那就得纳捐纳税。
故而我们印象中的粮荒，一县一省，整个地域都没粮食，地主家也没余粮。农民、地主和官员都挨饿的情况，在明末不存在。
明末的粮荒，是不到总人数百分之一的高门大户，屯积了当地人够吃大半年的粮食。穷人饿得要死，而大户家粮食多得都烂了。
在这种情况下，穷人怎么可能不造反?
尤其是留下来，承担了十倍赋税压力的最后那一户人家。由于被压榨的最厉害，所以造反的积极性也最高。
而官绅老爷们疯狂聚敛的财富，又怎么可能不够分的呢?官府粮仓，土豪粮库里面存放的粮食，本就是从当地老百姓手来收刮来的基本口粮。
有些甚至还是农民第二年的种苗。
分了这些粮食，不说吃个三年五载，起码够当地老百姓渡过年关了。
对于这个情况，明末清初人士郑廉在《豫变纪略》一书中，就有记载。
“向之朽贯红粟，贼乃藉之，以出示开仓而赈饥民。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
老百姓没饭吃，饿的要死。官府的粮仓明明有粮食，储粮都烂了，却不救济百姓。最后这些粮食让李自成全拿去接济百姓，收买人心，招兵买马了。
明末反清义士吴应箕早年在河南游历时，也有类似见闻。
人去而粮犹在，则坐赔于本户，户不堪赔则坐之本里，或又坐之亲戚。此被坐之家，在富者犹捐橐以偿，至贫者则尽弃户而去。故今村落为墟，田亩尽废，皆由此耳。’因又问：‘此有田弃走之家，始何不卖以与人，而甘抛弃若此?’则又对曰：‘夫差徭政为有田地者苦耳，今赔者欲弃其产而不得。况受其业，而粮即派其家，能堪之耶?于是相率而逃，相率而荒，日甚一日，故遂至此极矣。’又问：‘独无以此情白之县者乎?’对曰：‘此县令多举贡，日暮途穷，贪得为念，又衙门弊多，度力不足以区处，遂日操鞭扑，设法扳坐，只求粮完，自免上司谴责耳，何暇顾人户之逃、田亩之荒也。甚至有告理者则反笞之，所以百姓虽愁怨，率无敢言者。’
官府苛捐杂税太多，地主的抽成也高，很多人没钱交税，无粮还租，就把耕牛卖了，向外逃亡。官府本来有义务组织老百姓恢复生产，但县令把处理基层事务的权力却交给了士绅，而士绅们贪得无厌，哪管农民死活。县太爷平时也不管不问，只想着完成上级摊牌给他的征粮任务。
最终的结果，就是老百姓创造的各种物资被官绅们屯在官仓和自己家里。
老百姓穷得要么饿死，要么造反。
总之一句话，天灾确实存在，但天灾再狠也狠不过人心。明末民变的本质就是穷人活不下去了，被迫对生存必需品的再分配。
李自成对老百姓「均田免赋」，对大户洗劫的政策，看似是当代某些人嘴中对财富“竭泽而渔”的行为。
但实际上，这是当时人唯一能解决阶级矛盾的办法。
老百姓饿的快死了，再不在政策上倾斜，人还活得下去吗?
另外，农民大逃荒，包括起义军清理藩王和反抗的士绅后，肯定会留下大片荒地。
这些土地重新分给农民后，会有剩余。
这剩下来的土地，闯军会当作屯田，组织流民屯垦。由于土地所有权在闯军，耕牛和种子也多半可能是由闯军提供的。所以这些土地的产出，也不在免赋范畴内。
这便是李自成军队除劫富济贫外的又一个收入来源。
当然，劫富济贫只能是渡过一时之难关。
古代生产力低下，官府粮仓，地主家的粮库储存，肯定不够穷人和李自成的部队吃一辈子。
李自成要想扩大势力，就必须转型，把部队从流民转变为封建武装。
所以崇祯十六年，当李自成拿下襄阳后，他就一连颁布了几道恢复生产的命令。
比如前面提到的，重新分配土地，让流民有地可耕。以及设立军屯，扩大收入来源。
按正常情况，只要李自成能守住根据地，且政策不反复。长至五载，短则三年，李自成就不需要再靠洗劫藩王士绅维持部队开支了。
然而，纵然是李自成也没想到，形势竟然变化的如此之剧烈。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的一次东征(兵力仅六万人)，竟然灭掉了明朝。
而李自成在东征过程中，竟然又招揽了近二十万明朝降卒。
这些人不给军饷，不给饭吃，就会兵变。
也不知道该说是幸运还是倒霉的李自成，便只好在政策上反复，拿北京城内的官僚开刀，对这些肉食者进行追赃助饷。
后来发现的事，大家都知道。
刘宗敏等人追赃助饷到一半时，因为种种原因惹怒了吴三桂，导致其在山海关降清。
李自成为了教训吴三桂，也为了拿下山海关，掌握主动权，一面继续追赃助缴，一面亲率大军攻打山海关。
结果没打赢不说，还精锐尽丧，连反击都能力都没了。只得放弃北京，退回陕甘(李自成的老根据地)，重新组织兵力反扑。
但接下来的几场战役，李自成都打输了。
尤其是没能守住潼关，让李自成坐守大西北的可能性也丧失，被迫向外转战。
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李自成集团并不是没有尝试从流民武装向封建化转变。
它只是集团发展的太快，再加上军事上的几次失利，导致转变被打断。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说。
1643年的李自成，就相当于1356年前后刚打下南京的朱元璋。
之前是起义军。从这年开始，起义军领导人试图向封建政权转变，并与传统士绅阶级建立合作关系。
但李自成只有类似朱元璋的“势”，没有朱元璋的能力，更无朱元璋的“命”。
朱元璋打下南京后，极有魄力的迅速与地主士绅合作，此后开始“苟”，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暗中发展，积蓄实力，终于十年磨一剑，建立大明。
而李自成打下西安，建立政权后，在政策上不够果断，没能及时向传统士绅阶级靠拢。在北京期间，更是向大官僚开刀。这就使得后来明朝残余势力与清军合作，围剿李自成。
至于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李自成更是一天落实的时机都没有。
有如此差异，也就导致个人命运天差地别。
总的来说。「均田免赋」政策，只是李自成在特定背景下的正常决策而已。
但凡是正常人，都会如此做。
我们不能因为李自成失败了，就否定李自成的一切。尤其是不能对「均田免赋」政策进行冷嘲热讽式的否定，说什么“不纳粮，闯王吃什么?喝西北风?”
李自成当然有他的失误和不足，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当时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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