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7年，担任太原留守的李渊在晋阳起兵反隋，后世将这件事称为晋阳起兵。下面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在历朝开国君主中，李渊是没有存在感的一位，《剑桥中国隋唐史》对此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高祖是中国一切史书中最受贬低的一位君主”。李渊发迹于“晋阳起兵”，唐朝统一天下后，他仅做了五年皇帝，便因“玄武门之变”禅位于李世民，从此以太上皇身份深居太极宫、不过问朝政。
尽管在位时间很短，但李渊依然做出了比较突出的成绩：1.领导大唐兵将完成了统一战争;2.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促进了战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3.组织一帮文人编撰了《艺文类聚》，里面引用一百多种古籍，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总的来说，李渊建立了初唐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他为自己儿子日后的辉煌统治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贞观之治”是李渊“武德之治”的继续与发
《旧唐书·本纪·卷一》对李渊的评价是：“高皇创图，势若摧枯，国运神武”，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历史功绩非同寻常。
李渊等人是在“晋阳起兵”后正式踏上反隋道路的，笔者认为，“晋阳起兵”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但在具体细节上，部分问题还需要厘清。
01.隋炀帝的昏聩
“晋阳起兵”这一历史事件是隋炀帝昏聩统治所引发的必然结果，根据史料记载，隋炀帝在位期间主要做了三件大事，这三件事无一不透露着他的昏聩，其主要情况如下：
第一，修建东都洛阳。隋炀帝登基的第一年便以“听采舆颂，谋及庶民……审政刑之得失”为由修建东都洛阳，以此实现“躬亲存问”，这个出发点本身就存在问题，身为一国之君，若真正想考察民情就应该深入基层，修建城池和了解民情没有直接关系，而且还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修建东都洛阳时，朝廷每个月征调民夫二百多万，为了展现隋朝的形象和气度，新城的设计主要展现宏伟布局：南对伊阙，北据邙山，分为皇城、宫城、外郭城三个部分，城内还划出一百零三个街坊，专门修“四夷馆”接待各方而来的使臣们。
不可否认，隋炀帝修建东都洛阳具有发展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可当都城即将竣工时，他又“采海内奇禽异兽草木之类，以实园苑”，全国各地的奇石佳木、珍稀动物纷纷被运进该城，耗费了大量物力、人力，仅为满足自己的享乐。
第二，开凿大运河。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开通济渠，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开永济渠，时隔两年后又开江南河。开凿大运河本来是连接南北的好事，可隋炀帝却通过这条河好好奢侈了一把。
据《隋书·帝纪·卷三》记载，大运河开凿后，隋炀帝下令“造龙舟、凤甗、黄龙、赤舰、楼船等数万艘”，他自己所乘的龙舟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上面还有四层楼，房屋共计二百余间。
每次隋炀帝巡游，两岸的百姓都需要向他献食，很多百姓因此倾家荡产，朝廷还征调八万多民工来为皇帝的船队拉纤，百姓叫苦连连，晚唐著名诗人皮日休感慨道：“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驾龙舟奢侈巡游是隋炀帝的巨大过失。
第三，三征高句丽。隋文帝曾率三十万大军征伐高句丽，但由于遭受瘟疫，还没等到交战，绝大多数士兵便病死在途中，隋文帝只好撤兵。隋炀帝第一次征高丽时，直接出动一百三十万大军，结果却是惨败。
据《资治通鉴·隋纪·卷五》记载，在第一次征高句丽之前，隋炀帝敕令“造船三百艘”，为了完成任务，“官吏督役，昼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去的人达十分之四。在接下来的两次征伐高句丽中，隋炀帝对百姓同样是横征暴敛，损失军队接近二百万，但高句丽依然没有臣服。
隋炀帝的昏聩统治引发了强烈的社会矛盾，全国人口由开皇初年的七百多万户下降到不足三百万户，“百姓苦役，天下思乱”，各地起义风起云涌，隋的灭亡已是大势所趋，李渊等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进行“晋阳起兵”的。
02.李渊其人
李渊是十六国时期西凉开国君主李暠的后裔，其家世代显贵。李渊的祖父李虎是西魏八大柱国大将军之一，身为柱国将军的李虎“入则为相，出则为将，无文武分途之事”，可谓位极人臣，李渊的父亲李是北周时期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世袭唐国公。在祖父、父亲两代将军的影响下，李渊“倜傥豁达，任性真率，宽仁容众”，显贵名士愿意与之接近，寻常百姓也很拥戴他。
据《旧唐书·本纪·卷一》记载，在李渊任刺史的时候，一位名叫史良臣的术士曾给他看过相，结论是“骨法非常，必为人主，愿自爱，勿忘鄙言”，史良臣认为李渊的骨相非同寻常，以后必为天下人主，希望他能倍加珍惜，李渊听后“颇以为负”，他的内心是高兴而又自豪的。
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杨玄感举兵谋反，朝廷命李渊镇守弘化郡，附近地区的兵权都交由他节制，由于李渊“素树恩德，及是结纳豪杰，众多款附”，隋炀帝对其起了怀疑之心，接着便下诏要见他，李渊由于重病在身无法面圣。
没见到李渊的隋炀帝感到十分恼火，他向李渊的外甥女王氏质问道：“你舅舅为何迟迟不来”，王氏回答：“因为生病”，接着隋炀帝指责道：“可得死否”，意思是这场病难道让你舅舅快死了吗?很明显，隋炀帝的指责是在敲打李渊。
据史书记载，听闻相关消息后，李渊“闻之益惧，因纵酒沉湎，纳贿以混其迹焉”，为了打消隋炀帝的猜忌，他彻底把自己的真性情隐藏起来，每天沉溺于喝酒，而且还时不时的收受下属的贿赂，名声大不如前。没过多长时间，隋炀帝便打消了猜疑。
隋炀帝驾临汾阳宫时，山西、河东两地出现了大量的贼人，他立马令李渊前去治理。李渊到达目的地后把军队驻扎在了龙门，贼人首领母端儿率几千人进逼城池。面对来势汹汹的贼兵，李渊不慌不忙，他仅派十几名骑兵应战，仅射了七十多发箭，贼兵便大败溃退，没过多久他便被朝廷任命为右骁卫将军。
由上述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李渊不仅能力出众，而且他的内心还潜藏着天下之志，再加上他性格颇好，选择投奔他的人日益增多，这是个典型的天下之主苗子，当隋炀帝心生猜忌后，李渊则借酗酒受贿很好的保护了自己，他的谋略超乎常人。李渊的性格和能力构成了他举兵起义的天然条件，对于摇摇欲坠的大隋而言，这将是个巨大威胁。
03.李世民的推动
根据《旧唐书·本纪·卷二》记载，李世民自小便超凡脱俗，四岁时曾有善于看相的书生说他是“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具有天子气象。在做事风格上，李世民“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喜欢结交各路英雄豪杰，没有一个人能够估量出他的前程到底有多远大。
又据《资治通鉴·隋纪·卷七》记载：“世民聪明勇决，识量过人，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在隋朝天下大乱时，李世民的内心也萌生出了天下之志，这和其父李渊如出一辙。为了实现远大理想，李世民常常“倾身下士，散财结客”，很多江湖大侠(包括强盗土匪)“莫不愿效死力”，李世民一家在当地的影响越来越大。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东突厥进犯马邑，李渊派出副将高君雅会同马邑太守王仁恭出兵讨伐，不料遭遇埋伏，损兵折将。隋炀帝听闻兵败消息后大怒，当即便以“不时捕虏，纵由边患”之失给二人定罪，不久后，朝廷便派大臣前往太原治罪，要逮捕李渊、斩首王仁恭。
面对危难局势，李渊连夜考虑对策，如果不造反，就老老实实的等着朝廷逮捕，结局一定非常悲惨，如果造反，则有可能成功，结局也会随之发生逆转。以李渊的才略，他不可能不知道该选哪条路，但他不确定周围人是何态度。
关键时刻，李世民分析道：“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大人若守小节，下有盗寇，上有严刑，危亡无日”。
在李世民看来，选择入狱就等于自掘坟墓，况且隋朝气数将尽，与其忠于职守，不如直接造反。“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天授之时”，李氏一族本来就深得人心，再加上大批谋士、武将的支持，造反成功的几率还是很大的。
由李世民切中时弊的分析我们可以推断其造反态度非常坚决，而李世民的态度代表着大部分人的真实想法，李渊见很多人支持造反，没过多长时间便扛起了反隋大旗。
很明显，李世民的超凡之才推动了“晋阳起兵”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
04.史书谜云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晋阳起兵”一事的记载上，大部分史书淡化了李渊的作用，《旧唐书·本纪·卷一》对该历史事件的描述是“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这部史书认为“晋阳起兵”的首谋是李世民与刘文静，是在这两个人的劝说下，李渊才选择起义的。
根据《新唐书·本纪·卷二》记载，“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这部史书认为李渊并不想发动“晋阳起兵”，是在李世民的一手策划与推动下，李氏一族才高扛反隋大旗，李家才最终夺下江山的。
又据《旧唐书·列传·卷七》记载，裴寂“以晋阳宫人私侍高祖”，李渊知道实情后为时已晚，无意间犯下满门抄斩之罪，裴寂想借此逼迫李渊走上反隋的道路。后来在李世民的劝说下，李渊才最终选择造反。
按照《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记载，贞观时期房玄龄等人编纂了《高祖实录》，该书共计二十卷，可惜早已经失传，但我们可以推测：《旧唐书》和《新唐书》上的相关记载应该取自这本史籍，由于该史籍编纂于唐太宗时期，所以部分记叙会出现刻意夸大李世民的现象，所以《旧唐书》和《新唐书》对于“晋阳起兵”的描述失真。另一本史书《大唐创业起居注》为我们还原了事情的真实面貌。
《大唐创业起居注》由温大雅编写，自李渊起兵以后温大雅便专门执掌文翰，他亲眼目睹了李唐一族创业的整个过程，对重要事件进行了详细的记述。
根据《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记载，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李渊“以太原黎庶……奉使安抚”，隋炀帝让他以安抚大使的身份驻扎太原，李渊“私喜此行，以为天授”，笔者认为，李渊的“喜”就是因为驻扎太原意味着有了坚实的反隋根据地，他的内心其实早已萌生了起义的念头。
对于“晋阳起兵”这一历史事件，《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记载为：(李渊)谓秦王(李世民)曰：“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李渊早已意识到隋朝必然灭亡，他之所以不第一时间起兵是为了等到自己的三个儿子全部聚齐。
接着李渊便命李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又让李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起义军队伍迅速壮大。由《大唐创业起居注》的相关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晋阳起兵”是由李渊主动提出并规划实施的。
笔者认为，“晋阳起兵”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是李渊，李世民则在其中充当了分管具体工作的角色，《高祖实录》中刻意夸大了李世民的作用，又被后来的《旧唐书》和《新唐书》的编写者沿用，因此，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晋阳起兵”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为李世民，这其实是不符合史实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