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是中国唐代所发生的一场政治叛乱，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解读，接着往下看吧~
中国历史上李唐王朝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座丰碑，继承了隋大一统制度优势，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盛世气象，形成了雍容华贵的社会开放风气，经过唐初几代统治者的贤明经营下，造就了中国历史上难得的盛世局面——开元盛世，这是同时这主导下的群贤毕至并群策群力的结果，也是中国历史上励精图治的典范。然而大唐终究没能逃脱历史的窠臼，历史中的盛世都赖于最高统治者的个人能力和统治集团内部的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太宗时期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理想的垂拱而治的治世模范，而天宝年间的玄宗被海清河晏的盛世局面迷乱了眼睛，以为可以放纵享乐，终于在胡旋舞的迷惑下，倒在了马嵬驿的路上，大唐的盛世迷梦彻底被击碎，也终于缓缓呈现出原来的峥嵘面孔，安史之乱后大唐统治逐渐由盛而衰，再也不复往昔辉煌。安史之乱造虽然在李唐艰苦卓绝的努力下终于覆灭，然而它也给大唐王朝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中央集权与藩镇割据之间的矛盾成为李唐统治者的心头顽疾，直至李唐统治完结，这一问题也没得到彻底解决。
一、盛世之下危机四伏与安禄山的崛起
大唐开元后期，唐朝的改革和开放风气促成的开元盛世的景象依然在延续，唐王朝最高统治者李隆基看着自己治下的大唐心理上开始懈怠，他沉醉于饮宴、乐舞之中，迷乱于贵妃醉酒的一颦一笑。大唐几代的威势在这一时期集中发力，造就了经济的全面繁荣，也造成了人口规模的扩展，然而此一时期的均田制度仍然是开元时期的制度，这就势必造成了土地与人口的矛盾，再加上统治者的奢靡无度，造成了市民阶层极大地负担，农民开始大量逃荒，社会高层与底层的矛盾加剧，也加剧了府兵制的瓦解，募兵制的兴起，给边军将领趁机做大提供了制度空隙，虽然招募来的军士作战更加英勇，但也更容易依附边军统帅，从而形成边将尾掉不大局势。
玄宗晚期的宰辅也不再是姚崇、宋璟、张嘉贞、张九龄等贤臣能吏，而是口腹蜜剑的李林甫。他不在想着励精图治，而是在李林甫和高力士的甜言蜜语中喜欢上了戏乐，而边疆的胡人跳的胡旋舞也盛行于宫廷之间，就这样一个生活在边地的三十多岁的胖子悄无声息的进入了大唐边军之中。开元年间，同时这为了加强对外防御和军伍管理，边疆军队建设得以加强，常常在边疆驻守重兵，而朝廷派遣重臣为边军统帅，这样的设置并无常设，这一时期的全国节度使也由最初的十道扩大至十五道。这样的制度有效的巩固了朝廷对军伍的控制，边军统帅建功立业之后，朝廷则会调遣入朝委以重要职务成为中枢宰相，而朝廷宰相或也可能被派遣前往边疆成为边军节度使，这样的安排是十分科学的，从而形成了朝廷官员和边军统帅之间的的有效交流，也防止中枢大臣专权现象或者边军尾大不掉之势。宰相和边疆将帅的互通，巩固了大唐统治秩序的稳定，然而这一切有一个前提，即最高统治者可以有效保持朝野与边疆互通渠道的畅通。
天宝年间，玄宗任命李林甫为相之后，为了防止边军将领立功之后入朝拜相，巩固自己的权位，他改变了派遣朝臣为边军统帅的固定做法，而是以文人不懂军事为由转而任用胡人为边军节度使。这一做法彻底堵塞了边军统帅进入朝廷中枢的通道，也彻底巩固了李林甫的相位，然而却直接开启了了朝廷内轻外重的局面，也使胡人更多地掌握了朝廷的军权。
天宝八年以后，常年的太平，使得朝廷直接掌控的军伍日益懈怠，朝廷中枢的官员整日享乐，军备废弛，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许多人不愿进入军伍，朝廷军伍来源的府兵制度逐渐瓦解，而且招募到的卫士多是市井之名，毫无战斗力，而此时边疆由于常年训练，军事战斗力反而骄悍异常，全国逐渐出现本弱枝强的局面。
2.中枢权臣的权力交替，王忠嗣的出局与安禄山的崛起
天宝年间，李林甫常年位居中枢相位，朝廷诸多官属皆是他起用的。尽管为相期间打击异己，造成了朝政的衰落，然而他的个人能力还是足以震慑朝臣，虽然对胡人为将起到了主要作用，但是他在位期间确是有效的平衡了边镇将领，十九年宰相生涯的威势，促使边军将领十分忌惮他的权势，他们也不敢犯上作乱，因此他为相期间，边将还在中央的有效控制之中，安禄山为了获得更多的权力，因此却在李林甫面前十分恭谨，因此十年间胡人安禄山便从一个边军成长为手握三镇的边将统帅。而然因为李林甫与太子李亨的矛盾，害怕领四镇节度使职权的王忠嗣入朝为相，他便制造冤案，诬告王忠嗣谋反，导致与太子亲厚的边将节度使王忠嗣折戟沉沙，也使大唐朝廷最终失去了制约安禄山的唯一军中利器。李林甫的任用胡人为将的做法虽然促成了哥舒翰和高仙芝等大唐名将的崛起，却也提拔了安禄山，因此安史之乱之所以发生，李林甫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宠信，确使安禄山一飞冲天，给李唐王朝埋下了灭亡的祸根。
唐玄宗宠幸杨氏家族之后，杨国忠逐渐形成了对李林甫相权的威胁，而在这场斗争中，虽然杨国忠最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他诬陷李林甫，最终迫使李林甫退出了权力中枢，然而他的志大才疏，却没有李林甫控御朝政的能力，又想成为李林甫那样的权臣。于是杨国忠便联合安禄山诬陷李林甫，这次合作彻底清除了李林甫的势力，但因为杨国忠和安禄山之间的利益分配不均，造成二人之间的权力斗争，唐玄宗作为最高统治者却没有洞察其中的危机，而是偏袒了杨国忠的做法然安禄山生出异心。
唐玄宗在李林甫的建言下，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他已经失去了继位时的睿智眼光，他的义子王忠嗣的失势是他亲信了谗言下做出的错误决策，这决策直接促使大唐失去了它最锋利和可靠的宝剑，也使大唐失去震慑平衡安禄山的军中忠卫。李林甫的去世也使唐王朝失去制约安禄山作乱的最后王牌。大唐内部杨国忠和安禄山的矛盾终于促使安禄山以清君侧的借口，发动了震动大唐根基的叛乱。
二、大唐的转折点，一个猥琐的胖子引领下的惊天变局
1.安史之乱与安禄山的巅峰时刻
大唐天宝十四年，朝廷中枢大臣杨国忠由于忌惮安禄山日益得宠，而且安禄山协同三镇十五万的威势日益做大，对杨国忠的相权形成了直接的威胁，直接导致了杨国忠与安禄山蜜月期的结束，双方形成水火之势。杨国忠奏请玄宗削弱节度使的职权，是可忍孰不可忍，看清大唐局势的安禄山，决定起兵范阳，他率领三镇军伍很快控制河北境内，然而直到此刻唐玄宗还不相信安禄山会起兵。
唐玄宗认清形势之后，开始调兵遣将，尽管大唐中央的军士作战能力很差，但是在封常清和高仙芝、哥舒翰等将领的努力经营下，终于在潼关与叛军形成对峙，就在哥舒翰为大唐争取到转机的时刻，唐玄宗却在杨国忠和亲信的挑拨下先后斩杀了封常清、高仙芝，又逼迫哥舒翰主动出击，终于让大唐最后的二十万军伍成为叛军的刀下之鬼，安禄山直奔长安而来，长安失陷，安禄山率领叛军入主长安，这是安禄山人生的巅峰时刻，也是李唐王室的生死存亡之际。
唐玄宗仓皇之下再做出错误的选择，率领皇室子弟和大臣西狩成都，而太子李亨却在西北灵武继位，起用郭子仪、李光弼，最终借助回鹘和力量经过多方艰难征战，最终剿灭叛军，光复长安，唐肃宗时期，安禄山和史思明先后死去，祸乱大唐持续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结束，然而却开启了藩镇割据的序幕，归降的，成为李唐王朝至死都未能解决的心腹大患。
唐代初期，为了统领天下兵马，国家在中枢尚书省下设立兵部，而在地方设置行军总管，战时临时由朝廷任命，战争结束则解除兵权重回朝廷为官，朝廷派遣采访使监察各地军政，监察区上升到十个，此一时期的采访使并不是常设官员，因此既可以有效监督州郡权力良好运行，又不至于地方权力做大。唐玄宗时期，随着均田制的溃败，建立在其上的府兵制也开始瓦解，募兵制成为常态，采访地方州郡的采访使开始节制军镇，形成拥有军权和行政权力的节度使。开元年间，朝廷为了确保对地方的控制，采用派遣中枢大臣出任边镇节度使的制度，例如李林甫曾经出任剑南节度使。天宝八年以后折冲府无兵可征，府兵制破坏。朝廷禁卫军战斗力日益减弱，而地方落镇武夫悍将却在常年战争的洗礼下保持了强悍的军力，这也朝廷更加倚重边军，却形成了中央和边镇之间的强枝弱干之势!
这一时期藩镇势力最强的算是河北三镇，其始是由于仆固怀恩恐与薛禽及李宝臣竟然控制了河北诸路边镇军伍，形成稳固的势力，大唐中央朝廷由于四处征战，兵源匮乏，只能任由他们肆意做大，河北藩镇自此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脱离朝廷控制，形成独立王国。其后，内地也置设九个节度使，武功强盛将帅除了入朝为相的，其余皆成为把持州郡军镇军权的节度使，自此之后藩镇和中央形成不可分割的趋势，而节度使的规模也在全国增至四十道，军力更多达五十多万，占尽大唐军力的大多数，这一时期的节度使不仅在藩镇专制军政大权，且行则建节符，树六对，还设有大使、副使，判官等职。其寮吏、判官副将听其自择，节度使白选的将史，都尽心推戴他之士，听命于节度使，不知有朝廷。故自田承嗣、李正已、李希烈以及李克用、朱温、工建、杨行密都是由其白选将吏，煽动割据，对抗朝廷的。兼以唐初由刺史所掌管的州郡兵马权，也被节度使收去，于是主将有擅兵之势，而刺史无专城之任，是以郡县愈弱，藩镇愈强。又此后节度使又获得了处置州郡赋税的权力，州郡之内收到的赋税由节度使自行掌握，不再向朝廷缴纳。藩镇便有条件地对抗中央，逐渐形成了独立的王国进行割据。
平卢节度使李正己拥兵十万，雄据东方，连附近的藩镇势力十分畏惧他。田承嗣据魏博等七州之地，李宝臣据恒等七州，他们各拥军五万，虽然依然奉李唐为正朔，然而却不用朝廷法令。甚至连朝廷修建一城或增加一兵都不满，他们“辄有怨言，以为猜贰，常为之罢役。”唐德宗时期，藩镇因德宗更加姑息而更加骄纵，形成“方镇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局面。因此藩镇割据势力李希烈、李怀光、吴元济纷纷叛乱，刘阅在蜀叛，李铸在浙西叛，刘植在太原叛。藩镇相推戴的有四王二帝即朱滔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李希烈在淮西称大楚帝，朱砒在关中称大秦帝，这一时期成为藩镇割据的鼎盛时期，成为威胁李唐统治的谋反力量。
至宪宗时，朝廷用裴度平定了淮蔡，武宗时，用李德裕平了泽潞，这两场战争，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藩镇势力的发展。大唐中期宗室名将李愬在宰相裴度的支持下终于在大雪之夜袭取藩镇老巢蔡州，擒获节度使吴元济之役堪称中唐时期中央对藩镇的致命震慑。淮西平定后，各藩镇恐惧不安，中央朝廷顺势收复沧、景二州。各藩镇纷纷上表归附朝廷，并请朝廷任命其余州郡官吏，朝廷顺势收复一些顽固藩镇节度使所统辖的州郡，藩镇割据的局面因之暂告结束，唐朝又恢复了统一。中央收回了部分藩镇的权力，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处于和谐持续了约有三十年，这一时期的藩镇表面上尽遵朝廷约束，全国又暂时恢复丁统一。
唐武宗时期，大唐宰相李德裕对藩镇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弱化藩镇对于朝廷统治的威胁。中央对于依与朝廷力量相差不多河朔三镇的则采取默认他们势力的态度，对于弱于朝廷的藩镇而又不听从号令的泽潞军镇镇则采取了雷霆手段。李德裕的这一措施消灭了泽潞军镇并对河朔三镇形成了强烈的威慑作用，李德裕对于藩镇的强力打击的泽潞之战也成为了大唐中央与藩镇较量过程中发出的最后的强音，为大唐后期宣武中兴奠定了基础，而李德裕个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促成了大唐的回光返照。
李德裕失势后，藩镇重新崛起，唐末，朱全忠、李克用先后再犯京都，而李茂贞、韩建勒兵国门。等到天子杀大臣，罪己悔过，才肯退去。到昭宗用崔岚召梁兵想尽诛宦官，宦官韩全诲等劫昭宗奔歧，依靠李茂贞，梁兵围李茂贞于风翔一年。“当此之时，天下之兵无复勤王者。一自国门以外皆分裂于方镇矣。”唐代初期的统治者最开始起用节度使，是为了让他们驻守边地，抵御抵御周边四夷，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中央力量与藩镇之间形成对峙，不得已采取以藩镇攻御藩镇的策略，这一时期归附中央的藩镇毕竟少数，而大多则是独立王国的存在，唐代后期终于形成藩镇与中央对抗的局面，这恐怕也是唐代统治者万万没想到的局面。
然而若是统治者可以励精图治，宪宗时期可以下定决心，也不至于藩镇死灰复燃。吴宗时期若能重用李德裕或也可保持王朝对藩镇的有效控制，这两次的际遇的错失，也终于在唐朝末年，让朱全忠和李克用之流燃起熊熊大火，李唐王室只能成为它们的附庸，而最终亡于藩镇之手，这样的局面直到宋建立才彻底结束，而唐朝藩镇的影响也彻底决定了宋代文官治世局面的兴盛，宋代统治者则矫枉过正，采取了与唐王完全相反的策略，终于也造成了大宋积弱局面的形成。
大唐历经六位统治者的奋发图强，终在玄宗时期开创了大一统的盛世局面，然而终究没有逃出三百年而亡的命运，上层统治者的昏聩和朝廷之间大臣的斗争，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也终于促使大唐帝国走向了衰落，而这并不是藩镇的结束，却是藩镇割据的开始，自此之后，大唐中央便在与藩镇、宦官、朝臣党政的纠缠中走向衰亡，然而藩镇割据的影响却并未结束，反而决定了中国历史上下一个王朝走向了相反的发展道路，也间接造就了崖山之后无中国的局面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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