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艾、钟会，三国末期两大顶级人才为啥同时身死?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知道，给大家一个参考。

　　严格来说，邓艾和钟会不是被司马昭所杀。前者没有反叛之实、却背上反叛之名，被心怀叵测的同僚冤杀;后者完全相反——有反叛之实，却还未付诸行动就死于部下之手。

　　这俩人堪称三国末期最出类拔萃的人物，出身、经历、性格完全不同，为啥却殊途同归?责任其实大多在他们自己身上。

 

　　灭蜀汉，本是司马昭的翻身之战。

　　公元255年，司马昭接任大将军之位后，承接父亲司马懿、哥哥司马师打下的基础，抓紧了取代曹氏的步伐。

　　公元257-258年，他平定了由诸葛诞发起的第三次淮南叛乱，清除了最后一股对抗司马氏的势力;

　　随后他开始落实谋朝篡位的常规套路：一方面让人逼迫、暗示曹髦提升自己的爵位，另一方面却连续两次假意推辞，毕竟所谓的“禅让”，妙就妙在“禅”和“让”这两个动作互相配合，才能成功为谋朝篡位披上一层合法的包装。

　　不过曹髦不按常理出牌，面对司马昭的咄咄逼人，这位年轻人发出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愤慨，并冲动的带领贴身亲信作势抗争，却被贾充带人当众刺死。

　　自西汉王朝建立以来，还从未有帝王被当众杀死的情况，司马昭固然向所有人展现了自己取曹魏而代之的决心，却也为自己招来了弑君者的骂名。

　　而洗脱道德污点的最佳方式，就是建立不世功绩。因此，到了公元263年夏，他积极策划伐蜀。而有能力担纲这一重任的人物，首推钟会、邓艾两人。

　　钟、邓二人是司马昭手下最杰出的军事人才，但他们的情况完全不同，仿佛来自两个世界。

　　钟会出自名门。他的父亲是钟繇，玩过三国游戏的朋友应该都对这个名字有些印象，他是汉末名士、曹魏重臣，相貌不凡、聪慧过人，精通书法、被尊为“楷书鼻祖”。在曹魏历任廷尉卿、太尉、太傅，位居三公。

　　出身于这样的家庭，钟会自然也不是泛泛之辈。在他5岁时，就获赞“非常人也”，受到了上至帝王、下至百官的关注和期待，宛如那时的天之骄子。天资过人，加上他为人勤奋，成年后“有才数技艺，而博学精练名理”，逐渐颇负盛名。曹髦即位后，钟会获赐赐关内侯。

　　虽然家族因曹魏的重用而位居宰辅，但钟会进入仕途后却识趣的依附于司马氏集团，并在高平陵事件后平步青云、步步升迁。他凭借自己的出色能力，先后在司马师、司马昭帐下任职，被赞为谋略缜密、算无遗策，人称“张良在世”。

　　而邓艾则惨得多。相传他祖上是南阳大族，但在史料里没看到任何能够佐证的记载，八成是后世杜撰。根据《三国志》的描写来看，他只是个自幼丧父的苦孩子。

　　东汉末年，曹操攻破荆州后，邓艾和他的母亲连同乡亲们被北迁到汝南，当起了屯田的百姓，在这里，邓艾帮人放牛为生。孤儿寡母、背井离乡，幼时的邓艾日子定然很艰难。但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也抓住一切机会刻苦学习。

　　后来，朝廷在屯田民众中选拔人才，邓艾被推荐为典农都尉学士，虽然是下级官吏，但好歹得到了一次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但造化弄人，邓艾因为天生口吃，很不被上级们看好，因此长期只是充当一名看守稻草的小吏。那时的他，生活依旧贫困，甚至还不得不接受同郡长者的资助。

　　但尽管如此，邓艾仍没有自暴自弃，他酷爱钻研兵法，每次见到高山大川，都要以一个军人的视角，认真的勘察地形、规划营地。

　　邓艾就这样波澜不兴的熬了近二十年，皇天不负有心人，后来终于当上了典农功曹，并且得到了前往都城洛阳汇报工作的机会。时任洛阳太尉司马懿慧眼识才，一眼看中口吃的邓艾身负大才，因此破格征召他为太尉府掾属，后来升任尚书郎。

　　司马氏执政期间，邓艾出众的战略头脑、高超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施展，他常年在曹魏西边战线防备蜀汉的顶梁柱姜维，长期占据上风。

　　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明显的对比：

　　钟会是典型的高帅富、官二代，出身高贵、教育优越、资源丰厚、才华出众、仕途得意，是那个阶级高度固化、“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时代的最好代言人。

　　邓艾出身贫苦，而且还有人身缺陷，身在乱世极易成为炮灰。但好在他自强不息、从不放弃提升自己，最终幸运地被刻意培养自身势力的司马氏纳入门下，人生从此得到了改观。

　　但不同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俩人完全不同的性格。

　　钟会为人狠毒、心胸狭窄。比如，他多次想进入以嵇康为中心的学术圈，但却被轻视他的对方拒绝。钟会因此认为自己遭受了奇耻大辱，于是苦心策划，诛杀嵇康、加害阮籍。因此，当时很多人对钟会的人品颇有微词，在伐蜀前夕就曾有人建议司马昭要多加留心。

　　邓艾则为人忠直，无论在平日还是战时，都能与将士同甘共苦，处处以身作则、深得众心，在这方面，跟战国军事天才吴起颇有几分相似。但他性格过于耿直，跟上级、同僚打交道时不会刻意溜须拍马、投机钻营，甚至还对自己的才华颇为自负，以至于得罪了不少人。再加上出身贫寒，在门阀世家掌控的朝廷中没有支持力量，他所依仗的，只是司马氏的信任。

　　我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指的是当遇上大事时，环境的剧烈改变、目不暇接新情况的冲击，将会考验一个人的真正水平，而性格将会起到关键作用。

　　当司马昭提出伐蜀计划时，邓艾、钟会俩人的不同反应，已经预示了他们未来的不同选择。

　　起初，面对司马昭的宏图壮志，邓艾结合自己的分析，也像大部分人一样提出了反对意见。眼见这位姜维的克星不体谅自己的用心，司马昭深感忧虑。为此，他刻意派主簿师纂去劝说，邓艾这才改变了主意。

　　而钟会则不一样。对于司马昭借着伐蜀军功提升权力、图谋帝位的小九九，聪明的钟会一眼看穿，因此他对这一军事计划表示了坚决的拥护。事实证明，他这么积极是因为也有自己的小算盘。

　　在邓艾、钟会两大中坚的支持下，司马昭终于得偿所愿，伐蜀大计得以顺利落实。263年，钟、邓、诸葛三人分路进发。

　　不过曹魏大军的胜利来得颇有些运气成分。

　　一开始，邓艾等人击败姜维后未能穷追，诸葛绪又未能按计划断其退路，姜维得以退往剑阁、阻击已攻破汉中的钟会大军。

　　遇到挫折时，钟会再次展现出阴狠、刻薄的一面：由于修路问题，他上纲上线、悍然斩首大将许褚之子许仪，让苦口婆心劝说的众人心寒。

　　邓艾改变了僵持局面。他趁着双方主力对峙之际兵出险招，偷渡阴平、进逼成都，刘禅仓皇出降，蜀汉政权戏剧般的灭亡。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好戏这时才开场。

　　首先，邓艾的耿直(低情商)开始暴露，他的三项举动把自己推向了万劫不复之地。

　　其一，他对成都城内秋毫无犯，受到蜀人的拥护;

　　其二，擅自做主，遵照当初东汉邓禹进蜀的做法，以天子的名义任命官吏，甚至还拜刘禅为骠骑将军;

　　其三，夸耀战功。他命人把双方战死者埋葬，其后修筑高台为京观，宣扬自己的功劳;他常常显示夸耀自己的灭国奇功，甚至对蜀国士大夫们说：“诸位幸亏遇上我”。

　　显然邓艾不明白“功高震主”的道理，他的上述所有举动，看起来像极了是在收买人心、心怀不轨。也许他没看到一条最基本的红线：灭国的功劳是司马昭的，任何人胆敢染指，那都没有好果子吃。

　　老奸巨猾、心怀不轨的钟会看到这形势，心里也许乐开了花。在受降姜维率领的蜀汉主力军后，他早已萌生了以蜀汉为根据地、图谋天下的欲望，正愁邓艾等人的掣肘呢，如今神助攻都送到眼前了，哪能不接招?

　　于是他顺势上书司马昭，声称称邓艾有心谋反。司马昭果然早已愤愤不平，立即命令钟会进军成都收捕邓艾;曹魏其他官员对邓艾自然更是抱着“羡慕嫉妒恨”的心态，此时压根没人出声说句公道话。

　　收捕邓艾后，加上姜维的鼓励，钟会以为自己如今已然掌握了蜀汉之地的所有军事力量，拥兵自立轻而易举。进入成都后，他假称魏太后遗诏宣布起兵讨伐司马氏，这让麾下的魏军将士惊惶不已，毕竟在当时的“质任制”下，将领外出作战时，儿子是要当成人质送入京城的。

　　加上钟会平日里的刻薄少恩，魏军将士不大可能支持他反叛，而姜维实际上是想趁乱复兴，蜀汉大军更靠不住。在这种情况下，一向阴狠、果断的钟会竟然犹豫不决，还放松了对魏军的控制，导致自己出师未捷身先死，惨死在自己部下手中。

　　钟会谋略缜密、才华出众，深受司马氏的信任，在伐蜀前已经是曹魏政权的新生代支柱;

　　邓艾眼界超群、谋略过人，有吴起之风、用兵入神，把诸葛亮的传人姜维压得毫无脾气。

　　这两人一举灭掉蜀汉、改变三国鼎立的格局，本有机会成为司马昭的铁杆心腹、未来晋朝的建国名臣。但却竟然都在功成名就之际身首异处，这既是造化弄人，也是二人的实际状况导致的必然结局。

　　钟会身处门阀世家集团之内，自以为谋略周详，欲行割地自居之事。惋惜他为人狠毒、行事刻薄，难以获得属下的支持，甚至连向胡烈告密的丘建都是他的嫡系。而看似支持他的姜维，实际上是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亲信、降将都不拥护自己，钟会迅速败亡也就不足为奇;

　　邓艾的人生堪称励志，他从一个底层百姓逆袭为改变三国格局的功臣，本有机会流芳百世。只惋惜他空有办事能力、却无搞人际关系的水平，看不懂君主的心思，进入成都后的所作所为给了嫉妒他的人太多话柄。加上他出自寒族却立下旷世奇功，本就成了门阀世家的眼中钉。虽然他得到部将的拥护，却无法抗拒主宰政权的强大力量，沦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时代不同，但人心类似，所以说：一切的历史都是现代史。做事很重要，但面对复杂的人性博弈，安身立命之道也值得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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