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英雄张煌言以其坚定的抗清立场，赢得了时人和后世的赞誉，今天趣历史小编给你们带来全新的解读~
张煌言，字玄著，号苍水，浙江鄞县人，他文武双全，既是一位著名的抗清民族荚雄，又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
作为南明大将，张煌言投笔从戎、抗击清廷将近二十年，在金戈铁马、九死一生的战斗生涯中写下了大量诗文。
张煌言当前有《张苍水集》传世，内有《奇零草》、《北征录》、《采薇吟》、《冰槎集》等集子。
其中《奇零草》、《采薇吟》内容是诗歌，而《冰槎集》、《北征录》里面则是奏疏、书信和檄文。
张煌言的诗文内窖慷慨激昂，而诗歌又是其中的精华所在。
张煌言是我国历史上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诗人，他的诗歌刻画了百折不挠的爱国主义英雄的自我形象，既是一部自传体史诗，又是忠实记录南明小朝廷灭亡的诗史。
他那忠于时代的现实主义风格，抒情、议论、叙事相结合的技巧，明畅质朴的语言无不体现出其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卓越的文学才能。
本文将从张煌言的诗歌创作的思想内涵、“诗史”之风、美学风格三大方面来全面分析张煌言的诗歌创作，使读者对他的诗歌作品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一：张煌言诗歌的思想内涵
张煌言诗歌思想内涵的最人特点是处处洋溢着精忠报国、收复失地的志向和同情百姓、忧国忧民的情怀。
煌言在《奇零草序》自序中写到：“余于丙戍始浮海，以今十有七年矣，其间忧国思家，悲穷悯乱，无时无事不足以响动心脾。或提架北伐，激动慷慨年夜方长歌;或避虏南征，寥寂低唱……年来叹天步之未夷，虑河清之难俟。“
诗人复国之心、报国之志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始终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
读张煌言的诗歌，诗人忠义参天的可贵品质与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表露无遗，将诗歌的层次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让读者肃然起敬。
而这与明初无聊公卿宴饮游乐的台阁体诗歌有着天壤之别。
张煌言在1659年北伐兵败后，隐居于象山花岙岛。
在兵源断绝、粮草奇缺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深感复兴明室的大业难以成功，哀痛万分，写下了《忆西湖》：“梦里相逢西于湖，谁知梦醒却模糊。高坟武穆连忠肃，舔得新祠一库无。”
诗中写诗人在梦中与岳飞、于谦相逢，表达了性学习先烈、以身殉国的志愿。
后因叛徒出卖，张煌言于1663年在象山花岙岛被捕。
张煌言被押解到故乡宁被时，浙江提督张杰设宴劝降，并表示如果煌言投靠清廷，则高官厚禄不在话下。
但张煌言却怒斥这个民族畋类说：“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死有余罪，今日至此，速死而己。”
当晚，他写下了著名的《被执过故里》的五言歌行。
清朝最高统治者威逼利诱均不奏效，对张煌言无可奈何，最后终于做了决定，将其杀害于杭州。
临刑前夕，张煌言在狱中的墙壁上写下了堪与当年文天祥《正气歌》相媲美的《放歌》一诗。
该诗气壮山河、雄浑悲壮，其内涵表现了作者欲保持气节，慷慨赴死，“垂节义于千龄”的决心。
黄宗羲曾经评论说：“故百死之余，愈见光彩，文山之《正气歌》，公之《放歌》，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黄宗羲把张煌言的《放歌》与文天祥的《正气歌》相提并论，认为《放歌》的文学成就和思想意义也同《正气歌》一样，应当流芳百世、传诵千秋。
二：张煌言诗歌的“诗史”之风
张煌言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的诗歌对明末请初的抗清斗争起了记录的作用。
明代诗风，从台阁体、前后七子、公安派到竟陵派，都给人一种赢弱的感觉。
而张煌言的诗歌却恢弘磅礴、有老杜诗史之遗风，诗歌内容金戈铁马、关心国家兴亡及百姓疾苦，一洗明朝前代之风。
《滃洲行》即是煌言史诗作品的代表，《滃洲行》将抗清斗争的经过和场面都栩栩如生地展现在大家而前。
是役，驻守舟山的明军几乎全部殉国、张煌言的许多战友和部下都不幸遇难，在敌我悬殊的情况下，舟山终于沦陷。
悲愤万分的张煌言写下了这首惊心动魄、感人肺腑的《滃洲行》，记录了这场大战。
《滃洲行》将舟山军民浴血奋战的场景生动地描述出来。
“孤城”、“万骑、“裹创”等细节描写，把战争的惨烈逼真地烘托出来，表现了舟山战役的整个过程，其真实色彩大大地加强。
张煌言与郑成功于1659年调集各路反清大军大举北伐。
以张煌言为先锋、郑成功为主帅的北伐大军进入长江，取仪真、破六合、收芜湖，光复江苏、安徽的“四府、三州、二十四县”，一路势如破竹，局面大好。
张煌言在连战连捷的过程中先后写下《王师北发草檄有感》、《舟次三山》、《师入太平府》等一系列诗来记录这一壮举。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郑成功的指挥失误，南京城的清军伺机反扑，郑军大规模溃退，已经收复的州县也再次沦陷。
张煌言率部与清军力战，突破重重包围，在百姓的掩护下，只身回到宁被宁海、象山一带。
1659年的这次北伐也是南明军队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北伐作战，此后郑成功自觉兴复大陆无望，便转而去夺取台湾了。
对此，张煌言痛心疾首，写下《生还四首》、《岛居八首》等。
张煌言的诗，真实而又全面地再现了明末清初东南地区抗清的历史事实，把这些诗一首首地连接起来便是历史一幕幕的上演。
三：张煌言诗歌的美学风格
从美学风格来看，本文将从表现手法、诗歌语言和艺术风格三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从表现手法来看，张煌言诗歌最大的特点就是用典。
南北朝时的文学家颜延之喜欢用典，但是他在诗文中过多地用典常常使作品晦涩难懂，不免有自我夸耀、骋才使气之赚。
但是如果能恰当的用典，则必然增强诗歌的艺术性，给人以美的享受，使得诗歌富于内涵。
张煌言幼年苦读，学识渊博，用典可谓是左右逢源、信手拈来，最为难得的是他用典十分适宜得当。
在张煌言被押解到杭州时，他写下了著名的《将入武林》：“国亡家破敬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鹞夷?”
这首诗堪称是张煌言的杰出之作，“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前句是说明代著名将领于谦忠心护国，当年面对也先率领的瓦刺大军镇定自若，在北京城外力挽狂澜、取得大捷，是明代的中兴之臣。
于谦文武兼备、保国安民，他的功绩像日月一样光辉。
而后句是说南宋初期的岳飞统帅东南军民屡败金兵，保存了赵宋王朝的东南半壁江山，使得南宋得以在江南立国，可谓是功勋卓著。
张煌言拿岳飞、于谦相比，表现了自己不能像他们那样拱卫朝廷、驱除鞑虏的惭愧和悔恨，同时展现了他大义禀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鹞夷?”这里也用了两个典故。
据《汉书·范式传》记载：山阳人范式和汝南人张勋是同窗好友，完成学业后各自回家。有一天晚上范式梦见张勋身死，于是立即不远千里，“素车白马”，前去送葬。
这里是指张煌言认为自己殉国后，家乡父老将会到浙东路上吊唁他。
另一个典故是说伍子胥忠心为国，但遭到小人诋毁，吴王夫差命令伍子胥自杀井将其尸体装到鸱夷皮里，任其在江上漂浮。
这里是说张煌言相信自己死后也会像伍子胥被装入鸥夷皮里投入吴江激起怒涛那样，引起反响，在钱塘江掀起怒涛。
《将入武林》短短八句连续运用四个典故，且都用到了恰到好处，足见张煌言深厚的文学功底。
张煌言出身名门、探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自小饱读诗书，故而对比兴手法也是格外青睬。
如其在战斗生涯中所作的《海上二首》中。“龙池一日风云会”、“螭龙岂是池中物”等句以龙自喻，显示了张煌言在东南抗清义军中的领袖地位和他对自己的充分自信，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形象深深地映入到读者的脑海中。
《拟古》中的“性僻故贪鸥鹭侣，地偏犹逼虎狼墟”则将满清统治者和汉奸走狗们比作凶恶的虎狼，反殃了诗人对满清统治者及其爪牙走狗们的轻蔑和仇恨。
在诗歌语言上，张煌言诗歌语言平实质朴，直抒胸臆、通俗易懂。
正如李白所说的“清水出荚蓉，天然去雕饰”那样，张煌言的诗歌既对语言有所锤炼，又不露雕琢痕迹。
张煌言语言虽然质朴，却又很强的感染力，使得丰满生动的形象跃然纸上。
如名作《野人饷菊有感》：“战罢秋风笑物华，野人偏自献黄花。已看铁骨经霜老，莫遣金心带雨斜。”
表现了诗人谈笑用兵，从容不迫的大将之风，把煌言的忠心铁骨、将帅之才琳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张煌言用语平易通俗，但平易处往往又含有深意，可见诗人对语言文字的驾驭能力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艺术风格上，张煌言善于吸收和借鉴前人的优秀经验，尤其是与其境遇相类似的，诸如晋代刘琨，南宋岳飞、文天祥等先辈，加上自己的锤炼和创新。
因而总的来说其艺术风格清新质朴、沉郁凄婉、雄浑悲壮。
张煌言诗歌的风格并非全是关于家国兴亡题材，在他早年时期以及征战闲暇之时仍然写过不少风格清丽的诗。
如前面提到过的《游龙教寺》，写得好的迁有《春到》、《赋赠琴师》、《登湄洲谒天妃宫》等等。
张煌言以清新的笔调描述、刻画山石、美泉、云海、草树等事物，古庙飞瀑、湖光山色，构成一幅幅清丽优雅的山水面，令人心驰神往、如临其境、极具诗意。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中说：“诗之品盲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这里的诗品即是指诗的品性。
刘熙载《艺概·诗概》说：“诗品出于人品。”就是说通常诗人的作品风格和诗人的人品风格有着紧密的联系。
张煌言忠心报国、视死如归、铮铮铁骨，置个人荣辱得失于度外，他的诗歌完全是他内心的真实流露，绝无半点矫揉造作。
此外，张煌言的作品大多悲壮质朴、沉郁顿挫、纵横驰骋，呈现出的是一种文武兼备的大将军形象，张煌亩的诗歌风格与他的人物品格是高度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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