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官场的浑浊浪潮中，河南兰考人张伯行以“天下第一清官”之名独树一帜。他留下的《禁止馈送檄》中，一句“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如黄钟大吕，穿透三百年时空，至今仍在叩击着为官者的良知。这句仅56字、连用8个“一”字的檄文，不仅是个体道德的宣言，更成为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精神丰碑。
一、名节如命：清廉自守的道德宣言
张伯行将名节视若生命的态度，体现在对“小节”的极端重视上。在江苏巡抚任上，他目睹地方官员借节庆、迁转之机向上司馈送“交际礼”，遂颁布《禁止馈送檄》，以“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的铿锵之语，斩断贪腐链条。这种“不以恶小而为之”的警觉，源于他对人性弱点的深刻洞察——当康熙年间官员俸禄微薄、贪腐成风时，他仍坚持“家人悉布衣，署中供给不过腐菜脱粟”，甚至在福建巡抚任上，将琉球使者馈赠的土物如数奉还，并命令属员一体遵行。
其刚直不阿的性格，在江南科场案中展现得淋漓尽致。1711年，副考官赵晋与总督噶礼勾结受贿，引发苏州士子抬财神入文庙抗议。张伯行冒死弹劾噶礼，却遭反诬“七大罪状”。面对两度审查均偏向噶礼的困局，他宁可被革职也不屈服，最终在康熙帝“保全清官”的力挺下复职。此案中，扬州百姓数万人聚集江岸护送他返程，苏州、扬州罢市庆贺其留任，印证了“民心即天心”的朴素真理。
二、民脂民膏：以民为本的治理哲学
张伯行的廉政思想，始终与“养民”“教民”的实践紧密结合。在山东济宁道任上，他面对灾荒，不等圣旨便开仓赈济2.2万石仓谷，面对上司“专权”的指责，他反问：“仓穀重乎？人命重乎？”这种将百姓生死置于官场规则之上的勇气，使其治下“百姓安然无恙”。在福建巡抚任上，他废除衙署陈设由商户置备的旧例，禁止向民间借办一几一榻，甚至自掏腰包赎回被卖为尼的贫苦女子，为她们择配成家。
其教育理念同样贯穿着“以教为本”的民本思想。他创立请见书院、鳌峰书院，刊布《正谊堂丛书》375种，将程朱理学与实学相结合，培养“存天理灭人欲”的士人。这种将廉政与文教结合的治理模式，使清代书院教育焕发新机，其门下受学者达数千人，形成影响深远的“清恪学派”。
三、时代回响：廉政文化的现代转化
张伯行的廉政思想，在当代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引用其名言，强调“干部不论大小，都要努力做到慎独慎初慎微”，将传统廉政文化与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相结合。在教育领域，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等高校将“一丝一粒，我之名节”纳入师德建设，提出“廉洁从教，建设清廉学校”的口号，使古老箴言转化为现代职业伦理。
在制度层面，清代“养廉银”制度未能根治贪腐的历史教训，与当代“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的反腐战略形成鲜明对比。张伯行“不以官谋利”的实践，为完善官员财产公示、权力监督等制度提供了历史镜鉴。而其“止饮江南一杯水”的民间美誉，则启示今日官员：真正的政绩不在于楼堂馆所的宏伟，而在于百姓口碑的厚重。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