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在神龙二年（706年）以皇后身份葬入唐高宗李治乾陵的决定，打破了唐代“帝陵不二启”的丧葬制度，更在男权社会中构建了一个独特的权力与情感交织的象征空间。这一选择并非简单的情感依附，而是政治权谋、生死考量与名分重构三重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政治权谋：权力真空期的终极安全阀
（一）规避政治清算的现实需求
武则天晚年面临神龙政变（705年）后权力丧失的危机。据《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记载，政变后中宗李显复位，武则天被尊为“则天大圣皇帝”，但实际已失去对朝政的控制。此时单独建陵，不仅面临李唐宗室报复性掘墓的风险，更可能因“篡权者”身份被历史否定。而乾陵作为李治陵寝，自显庆五年（660年）李治患病后便由武则天主持扩建，其风水格局与防御体系均属顶级。选择合葬，实则是将个人安危与李唐正统绑定，利用“先帝陵寝不可扰”的禁忌确保身后安全。
（二）名分重构的政治智慧
武则天临终前恢复“则天大圣皇后”身份，这一决策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通过回归李唐媳妇身份淡化“武周篡唐”的争议；另一方面，以皇后身份入葬乾陵，使其政治遗产获得李唐正统的背书。据《唐会要》记载，乾陵陪葬墓中既有永泰公主、懿德太子等李唐皇族，也有许王李素节等被武则天迫害的宗室，这种安排暗示李唐对武则天历史地位的默认。
二、生死考量：超越时代的丧葬哲学
（一）打破“帝陵不二启”的制度创新
唐代丧葬制度规定，帝陵大门关闭后不得再启，但武则天以皇后身份合葬，巧妙规避了这一限制。乾陵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是李唐王朝的帝陵，也是武周政权的象征。据《资治通鉴》记载，乾陵建设历时23年，耗资相当于当时全国年收入的1/4，其规模与防御能力远超普通皇后陵。武则天选择此处，既享受了帝陵规格，又通过合葬形式消解了“篡位者”的道德压力。
（二）生死空间的权力延续
武则天在《遗制》中明确要求“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这一表述暗含对死后世界的规划。在唐代风水观念中，陵寝选址关乎子孙运势，乾陵所在的梁山被视为“龙脉”所在。武则天通过合葬，不仅确保了个人在另一个世界的地位，更通过与李治的“阴阳共治”延续政治影响力。这种安排在乾陵无字碑上得到体现——碑身未刻一字，却因合葬双帝的特殊性成为历史焦点。
三、名分博弈：儒家伦理下的身份重构
（一）从“篡权者”到“贤后”的形象转型
武则天晚年通过一系列政治操作重塑历史评价：赦免王皇后、萧淑妃家族，恢复李显太子地位，重用狄仁杰等忠臣。这些举措在《新唐书·后妃传》中被解读为“忏悔”，实则是为合葬铺路。通过以皇后身份入葬，武则天成功将个人历史定位从“武周皇帝”转化为“李唐贤后”，这种身份转换在乾陵陪葬品中得到印证——墓中出土的《升仙太子碑》以李治名义撰写，强调夫妻共治理念。
（二）儒家伦理的终极妥协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皇帝的合法性始终存在争议。武则天选择合葬，实则是向儒家“夫为妻纲”伦理的妥协。据《唐律疏议》记载，皇后合葬帝陵需满足“无违礼法”条件，而武则天通过恢复皇后身份、赦免政敌、交还权力等操作，使合葬行为符合伦理规范。这种妥协在乾陵神道两侧的石像中得到体现——61尊蕃臣像中既有武周时期的官员，也有李唐旧臣，象征着两个朝代的和解。
四、历史评判：超越二元对立的第三种可能
传统史观常将武则天合葬行为简化为“惧怕报复”或“夫妻情深”，但乾陵的特殊性揭示了更复杂的真相：它既是权力斗争的产物，也是生死哲学的实践，更是名分重构的典范。当考古学家在乾陵发现无字碑时，或许正印证了武则天对历史评价的开放态度——她选择以合葬形式将评判权交给后世，而非独自承担“篡权者”的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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