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群雄逐鹿的动荡年代，东吴政权以长江天险为屏障，涌现出无数能征善战的将领。其中，凌统以“亲贤礼士、轻财重义”的品格闻名军中，其十五岁夺父尸的勇毅、合肥救主的忠烈、濡须口战平张辽的武勇，共同构筑起这位东吴名将的传奇人生。
一、少年虎将：十五岁血战夺父尸
凌统（189年—217年），字公绩，吴郡余杭（今浙江余杭）人，凌操之子。建安八年（203年），凌操随孙权征讨江夏黄祖，轻舟独进时被甘宁射杀。年仅十五岁的凌统“左右称述”，在乱军中拼死夺回父亲遗体。孙权感其忠孝，拜其为别部司马、行破贼都尉，命其统领父亲旧部。这一任命既是对凌统勇气的认可，也是东吴政权“以忠励士”的典型体现。
凌统的早熟不仅体现在武勇上。建安十三年（208年）春，他随孙权攻打黄祖，力战斩杀敌将张硕，因功升任承烈都尉。此战中，凌统展现的不仅是个人武力，更是对战场形势的精准判断——他率部突袭黄祖水军，切断敌军补给线，为最终胜利奠定基础。这种“以智辅勇”的作战风格，成为其日后统军的核心特质。
二、合肥救主：三百死士护孙权突围
建安二十年（215年）的合肥之战，是凌统军事生涯的巅峰。孙权率十万大军攻打合肥，久攻不下后撤军时，魏将张辽率八百死士突袭津北，直取孙权中军。凌统率三百亲兵“死战护主”，在敌军箭雨中为孙权杀出一条血路。当孙权脱险后，凌统发现左右士兵全部战死，自身“创伤甚重”，多亏卓氏良药才得以存活。
此战中，凌统的忠诚与勇武达到极致。他不仅完成了护卫主君的职责，更以“亲兵尽殁”的代价践行了“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孙权“抽衣拭泪”的举动，既是对凌统个人牺牲的悲痛，也是对东吴“主臣相得”传统的延续。战后，凌统被擢升为偏将军，其家族在东吴军中的地位由此巩固。
三、濡须口平张辽：武勇与格局的双重彰显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凌统在濡须口与曹魏名将张辽大战五十回合不分胜负。这一战例被后世视为东吴武将实力的标杆——张辽作为曹魏“五子良将”之首，曾以八百死士破孙权十万大军，而凌统能与之平分秋色，足见其武艺之精湛。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战中凌统因坐骑中箭落马，险遭乐进所杀，幸得甘宁射箭相救，二人由此冰释前嫌。
凌统的格局在此战中展露无遗。他虽因父亲凌操之死仇视甘宁，但在国家利益面前能放下私怨，这种“以公废私”的胸襟，与《三国志》中“其爱善不害如此”的评价高度契合。濡须口之战后，凌统与甘宁结为生死之交，成为东吴军中“将相和”的典范。
四、亲贤礼士：东吴军中的道德标杆
凌统的“国士之风”不仅体现在战场上，更渗透于日常治军中。他“亲贤礼士，轻财重义”，对部下“赏罚必信”，对贤才“任人唯才”。例如，他曾向孙权推荐隐士盛宪，称其“辩才过人，笔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绝”，虽因孙权猜忌盛宪未被采纳，但此举彰显了凌统“唯才是举”的用人观。
这种品格使凌统在军中威望极高。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他受命“接纳山中之人”，沿途“敬仰欢迎者万余人”，短时间内募集精兵万余人。这一成就既是对其个人魅力的肯定，也是东吴政权“以德聚人”战略的缩影。
五、历史回响：被低估的东吴柱石
凌统的一生虽短暂（病逝时年仅二十九岁），却在东吴军中留下了深远影响。他继承了父亲凌操的勇武基因，又以“亲贤礼士”的品格突破了传统武将的局限。陈寿在《三国志》中将其列入“江表之虎臣”，与程普、黄盖等东吴元勋并列，足见其历史地位。
从军事成就看，凌统参与了赤壁之战、皖城之战、合肥之战等东吴重大战役，其“以少敌多”的战术风格与周瑜“火攻破曹”、陆逊“夷陵烧营”形成互补，共同构筑起东吴的军事体系。从精神传承看，凌统的忠诚与格局成为东吴“武将文化”的典范，其子凌烈、凌封继承父业，延续了凌氏家族在东吴军中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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