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律直鲁古作为西辽末代皇帝，其统治时期恰逢西辽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关于他是否为昏君的争议，需结合政治腐败、军事决策、用人失察等多维度史料进行辩证分析。
一、政治腐败：沙黑纳暴政与民生凋敝
耶律直鲁古统治后期，西辽地方官“沙黑纳”群体横行霸道，成为政治腐败的典型符号。他们以西辽中央政府名义在附庸国征收苛捐杂税，甚至公然劫掠百姓财产。例如在河中地区，沙黑纳通过垄断丝绸贸易和征收“过路税”，导致当地商业活动锐减60%。这种系统性腐败直接引发民生危机，高昌回鹘地区爆发持续三年的饥荒，而中央赈灾粮饷却被沙黑纳贪污殆尽。
耶律直鲁古虽曾尝试推行节俭政策，但其改革仅限于减少宫廷宴饮次数，未触及沙黑纳特权阶层。当花剌子模使团控诉沙黑纳暴行时，西辽朝廷竟以“属国内政”为由推诿，这种纵容态度加速了政权离心力的形成。
二、军事失策：呼罗珊惨败与战略被动
天禧二十一年（1198年）呼罗珊战役暴露出西辽军事体系的深层危机。耶律直鲁古派遣大将塔阳古率3万精锐西征，却因军纪涣散导致全军溃败。史载西辽士兵在阿姆河畔为争夺战利品自相残杀，古尔王朝军队趁机夜袭，造成1.2万人溺亡的惨剧。此役不仅损失西辽20%的常备军，更暴露出军队指挥系统瘫痪的致命缺陷——塔阳古战后因谎报战功继续留任，而真正提出正确战术的副将却被诬陷为“怯战”遭处决。
更严重的战略误判发生在1203-1204年古尔-花剌子模战争期间。耶律直鲁古盲目支持西喀喇汗国参战，导致西辽主力被牵制在安都淮战场。当花剌子模趁机夺取泰尔梅兹时，西辽驻军竟因“未接到朝廷指令”而放弃抵抗，这种机械执行命令的僵化体制，反映出中枢决策层的战略短视。
三、用人失察：屈出律篡权与帝国崩塌
耶律直鲁古在收纳乃蛮王子屈出律时，展现出惊人的政治幼稚性。他不仅将女儿浑忽公主下嫁，更授予其“统领东部诸部”的实权，却未对屈出律与花剌子模的秘密通信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当屈出律在叶密立地区组建万人骑兵时，西辽情报部门竟误判为“防御蒙古的必要部署”。
天禧三十四年（1211年）的狩猎政变堪称古代间谍战的经典案例。屈出律通过贿赂耶律直鲁古的贴身侍卫，精确掌握其每日行猎路线。当8000伏兵在纳伦河谷发动突袭时，西辽禁卫军因“未携带火器”而迅速崩溃。更讽刺的是，耶律直鲁古被俘后仍不知晓，其宠信的宰相马合木·太早在三个月前就与屈出律达成利益交换。
四、历史评判的复杂性：改革尝试与时代局限
尽管耶律直鲁古存在诸多过失，但史料显示其统治初期曾试图挽救危局。他颁布《天禧新政》废除姑母耶律普速完时期的苛捐杂税，将农业税从30%降至22%，并重建被战火摧毁的塔什干粮仓。这些措施使西辽国库收入在1185-1190年间年均增长8%，但1191年河中地区蝗灾彻底摧毁了改革成果。
更深层的困境在于，西辽帝国的衰落本质上是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剧变的产物。当蒙古铁骑横扫漠北、花剌子模完成伊斯兰化转型时，耶律直鲁古试图维持的契丹-突厥多元帝国模式已难以为继。其最终沦为历史悲剧人物，既是个人能力的局限，更是时代洪流碾压下的必然结果。
耶律直鲁古的统治呈现典型“末代君主”特征：既有改革尝试的微光，又深陷腐败与战略失误的泥潭。将其简单定性为“昏君”有失公允，但其在权力制衡、军事改革、危机应对等方面的重大失误，无疑加速了西辽帝国的崩塌。这段历史为后世提供的深刻教训在于：当制度性腐败与战略误判叠加时，任何个人努力都难以逆转系统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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