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不能发挥本身力量，不能引用军事科技非只表现于一时一事，而有官僚组织及社会状态为背景，积习已成，1619年无非一朝弱点无情的暴露。
1618年至1619年(明万历四十六年至四十七年)的辽东战役是明代生死存亡关头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几度损兵折将之后，明帝国在东北地区的藩篱尽失，自此再也无法获取主动，以后增兵增饷、计亩加派再也无法遏止。内部则农民暴动，朝中党争愈烈。至朝代覆亡为止，当中只有每况愈下，从兹更无复兴的趋向。
努尔哈赤逝世，庙号清太祖(明人则斥之为“奴酋”)有远谋深见。他远在1587年(万历十五年)即在辽河流域扩大地盘，侵蚀其他部落，引起巡抚顾养谦提议征剿以免养虎遗患，但监察御史王缄主抚，两方争执之后，其他监察御史亦参劾顾养谦，称其“贪功徼赏”。以后《明实录》即未提及下文，想已不了了之。注意此事发生于辽东战役前32年。努尔哈赤之有机缘创建千秋大业，首先即得助于明廷文武官僚不能和谐，他也仍在此事之后，于1590年及1593年亲来北京纳贡。建州最后一次贡使于1615年始离北京。从以后发表的谈话看来，他已尽知中国虚实。当时明廷饬令所有机密军事文件不得辗转传抄，看来此也是徒有具文，通令只表示机密经常外泄，包括上述主剿、主抚的争执。
1618年他发难时首先计取抚顺城。当年五月八日传闻有建州夷人(建州为永乐帝赋予之名号，满人用“满洲”名号始自1635年)3000名即来抚顺城外互市。当居民纷往城郊之际，努即乘机挥军入城，并杀死明军千户。总兵张承胤提兵往剿，建州军即退出抚顺，但张追击时努又回师反扑，使总兵及随从兵马一时俱没。至此努尔哈赤方始发布其“七大恨”，其实恼恨虽称七宗，要旨不外三点：一为先年明军杀害其父及祖，年幼时其父及祖为明军内应，但在明军讨平各部落时被误杀;次之此时明方已割分建州疆界，但汉人不守承诺，仍往其领域耕种渔猎;三则中国人惯用以夷制夷之计，并干预各部酋长之婚姻。当时努已统一女真各部落，只有叶赫及海西两部尚受明方庇荫，染指于此两部势必与明帝国全面冲突。看来努尔哈赤已下此决心，“七大恨”无异于宣战文书，但明廷如欲避免战争，努传话可用和平方式解决，其条件包括割地赔款，赔款部分包括金银绢布如传统“岁币”模样。此等要求预计明廷无法接受，所以自1618年夏季始，明帝国与未来之清朝开始长期斗争状态。
当时明廷认为奴酋“务期歼灭，以奠封疆”已义无反顾。杨镐以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军中宿将尽指派于其麾下。增援兵马抽自西北宣府、大同、延绥、甘肃各镇，又调集云贵各土司，募兵及于浙江、四川，亦即全国总动员，对外宣称总兵力47万。所有经费统由新设之辽东饷司专理。其征派除贵州外及于全国田土，概在正赋外，每亩加征银三厘五毫，预计可得银200万两。仍由各地库房将现存款项扫数解饷司，以后征得垫补。1618年冬至1619年春季诸事准备停当，即本文承续检讨此转折点之展开。
(一)双方兵力概况及战略指导
杨镐兵力47万全系向努尔哈赤恫吓之辞。1619年战事前夕明兵部尚书黄嘉善言，辽东所有官兵共20万人，此数仍不可靠。所谓20万人，系在辽东镇原额9万之外又加由关内新调往11万。辽东编制数94,693员名载在《大明会典》系国初底数，16及17世纪曾未如额。即张居正执政时代经过极端整顿，时人谓之为“掊克”，犹只能维持至83,000人，况至此又已40年，又承新败之后，即不可能接近此数字。内地遣往之11万人亦多虚员。当明军刚一与满军接触，杜松立即惨败之际，大学士方从哲即向万历帝建言：奴酋之兵据阵上共见约有10万，宜以十二三万方可当之，而昨之主客出口者仅7万余，岂能相敌?
但满洲资料因袭明方传言，亦谓对方有兵力20万。彼方以弱敌强，以寡胜多，即照一般习惯亦乐意夸张敌方兵数。萨尔浒战役，满方称杜松率众6万，但当时明廷派往该路之监军御史呈奏杜松所领只25,000余员名。如以同样比率加诸所谓20万，则杨镐所率兵只83,000人。即再加朝鲜所派兵及叶赫一部参战兵员，其总数亦只能在10万上下，不可能接近20万。
努尔哈赤亦自称八旗兵马10万骑。以后杨镐各路兵败之后，满军于当年七月攻占开原，用兵4万，此为满军首作攻城战，系全力以赴，此4万数可以表现其兵力概况。又在击败杨镐军后，努曾以犒赏加诸220个“牛录”(骑兵连)。按每一牛录有编制数300名，220牛录应共有最大之战斗力66,000人。萨尔浒战役展开时满军仓促动员，兵马到达时随即加入战斗。所以从以上情形看来：在战斗最高潮时，可能投入5万至6万人，但并非经常如此。所以在纯粹数字上，明军仍占优势，但不如外传之甚。
以下尚要说明：在战场上满人集中兵力，常保持局部数量上之优势，但其记录经常高度估计对方兵力，而低估本方兵力，大概炫耀战功，不能放弃以寡敌众之立场。
杨镐之攻略计划，自北至南兵分四路，马林、杜松、李如柏及刘綎各称“主将”，出边各有出发城堡地点，但未指明每路之攻击目标，只称其任务分别为“攻奴酋之北面”、“攻奴酋之南面”等。马林原定由三岔儿堡出边，经彼呈请改由靖安堡出，但攻击发动之前夕，马又请求仍依原案由三岔儿堡出，亦经批准，因此日后马林两路遇敌时，彼此相去不过数公里，但为浑河阻隔，杨镐未派前锋，未控制总预备队。但明军后方重镇如辽阳、广宁仍有专将专兵把守。
从军事眼光看来，杨镐之攻略计划甚鲜成功希望;统帅未遣派搜索部队，敌情始终不明;亦未指明左翼主攻、右翼辅助，而系平行并进，四路主将各不相属，战线广袤300公里;自部队开进后主帅即失去掌握，至兵败之后，杨镐始悉部队已与敌军接触。
明军攻势可谓“外线作战”，显然以敌都赫特阿拉为目标。此时努尔哈赤如采取被动，明军可望合围，否则即集中兵力兼程猛进，不顾对方野战军之出处，先以雷霆万钧之力夺取此牙城，亦或仍可奏肤公。再不然则依赖数量上之优势，不计时日，各路稳打稳扎，一面以守作攻，逐渐缩小其包围圈，亦应向各主将剀切表明统帅企图，指定中间预定之到达线。倘或其目的不在攻城，而在捕捉、歼灭敌之野战军，更当加强纵深配备，注意侧翼行动，不能赋予某路任务为攻奴酋之某一面。
看来明军缺乏参谋业务，只依袭故智，一面夸张兵力，一面构成张布罗网、四面合围之形象，希望对方未战先怯，望风瓦解。但努尔哈赤久经征战，非杨应龙可比拟，亦非丰臣秀吉手下诸将所能比拟。
满洲资料表示，努尔哈赤见到明军燃点火炬，夜间行军到达攻击准备地点，即利用满军骑兵之机动性，无时无地不造成局部的及暂时的数量上之优势，遂行各个击破，实际以攻作守。终全战役，其都城以极少之守军防御，有时无守兵。
明军纠集之兵员出自五花八门，来自南北，征派者有之，雇募者有之，此在统御经理上发生无数问题，况又千里裹粮，先已尽极劳惫。从其装备看来，此远征军准备以诸兵种协同之姿态作战，但从战役过程中之记录看来，其兵员甚少如是之训练。杜松与刘綎均以个人之武艺驰名，所恃者“家丁”。可见得其未放弃传统战法：主将出阵，家丁护卫。其他兵卒胜则蜂拥上前，败则部队瓦解。当刘綎到达辽东战场时，携有家丁736人，最后与之同殉难者有“养子”。
北京政局亦影响杨镐之决心。此时万历帝已多年不临朝，奏折留中(即拂意者不加批答)，六部堂上官遇缺不补，内阁大学士只有方从哲一人，此人成为众怨之尤，被攻击指摘无余力，希望迅速图功。传统历史学家谓其“发红旗日趣杨镐进兵”，想系事实。
满方将领亦亲临前线，但彼等专恃骑兵，组织单纯。从满洲资料看来，不仅努尔哈赤亲率坐骑一千独当一面，而且子洪台吉(皇太极)、安巴贝勒(大贝勒)、侄阿敏台吉均为高级将领，宜其在战场上指挥如意。
(二)杜松之覆没
杜松有勇无谋，为人暴躁鲁莽，他曾遇事不如意即自毁甲胄，声称准备削发为僧，努尔哈赤称之“杜疯子”。
他于四月十四日在苏子河汇入浑河附近渡河。当时浑河水势湍激，随从之炮车营未及渡河，他亦未察觉。渡河之后，明军连克满人所设栅寨二处，俘敌14名，尚在继续前进中突然遇伏。仓促之间将士拟占据当地山巅，不料清兵亦于附近设伏，因此失去主动，双方鏖战之后，此路主将及副贰人众等全军覆没。
以后杨镐至北京之报告将“违律丧师”之责任完全推付于杜松本人，称其冒险贪功。《明史》亦根据官方解释，谓其行军“日驰百余里”。渡浑河时水深流急，“松醉趣之，将士多溺河中”。
杨镐给予各路之通令，尚存《明实录》中，内称“各地信地距奴地城寨计道远近定出兵日期。如违日期者，明系逗留，主将以下领兵官皆斩”。当官兵于三月二十六日在辽阳集合誓师时，即推出去年作战“在阵先逃”之指挥一人(有如今之旅长)当众枭首，所以统帅之行动先已造成迫不及待之气氛。杜松所授予之行军日期为四月十四日。所部于十三日夜间启程，翌日军覆。所以《明实录》编者加注“师期已泄，奴备我矣。先期与如期皆败道也”。至于浑河水急，“将士多溺河中”，则当日此路全军数万人均已涉渡，作战于浑河之南。
杜松亦被指摘将炮车置放于浑河之北而背水作战，但日后调查时即炮车营长亦自承将炮车置放北岸系彼决心。因炮车无法徒涉，火药必被浸湿。但杜松疏忽于派遣斥候，侦察地形，本人随先行部队到达南岸，未注意后续部队，亦未指定副贰管制渡口必为事实。
满方文件对战役报道比较详确。当杜松渡过浑河时，满军在萨尔浒者为步兵15,000人，其装备不全，正在筑构工事。及见敌军来临，即迅速避入苏子河东之吉林峰，不久他们即为明军2万人包围。但满军尚有骑兵400人藏匿于谷地深处，他们出敌不意，于界藩附近突袭明军之背，且立即与吉林峰之步兵会合。当日午前又仍与步兵协同，向敌方攻击一次，斩获约100人。此时行动并无决定性之效果，但已能争取时间，使努尔哈赤从容调度。
资料未叙明当日清晨努之出处，但称此时南北同时告警。努之判断：南方刘綎一路实系佯动，只派骑兵500人前往监视。此与日后朝鲜文件之报告吻合。正午或稍迟时，努尔哈赤即已到达萨尔浒战场。满军部队亦陆续到达，他们至前线接触约10里处开始批御盔甲。此时萨尔浒一带山地亦为明军占领。
满军首一行动在解吉林峰步兵之围。为节省兵力，只用骑兵1000人从侧翼投入。他们不久即达成任务，已与作工之步兵会合。
当时努与部下将领集议，众意以八旗兵对分：四旗用于苏子河东，四旗用于河西，但努决心以五旗兵力先消灭萨尔浒之明军，东岸三旗暂取守势。所以从叙述看来：萨尔浒战役实为典型的遭遇战。明人未料及对方可能以全力出击，才称杜松一被制于埋伏，又再受害于埋伏。
满军人数迄未见于任何文件。只因其八旗俱在，又准备生死存亡在此一战，必具数量上之优势，且除原所谓“作工”之部队外，增援者全系骑兵。
苏子河西满人冲锋系由山麓至山巅，如此时明军纪律严明，阵容齐整，似仍可将之击退。我们可以想见杜松一军见满洲铁骑漫山遍野而来，早已心寒，记录未提及杜松之出处，只称其中箭多处。以此人之好勇，想必在东岸，亦即最初明军取攻势企图围击满兵处。满军提及明军曾以“炮”抵御。杜松之炮车既留浑河之北，此间满人所谓炮，可能为明军使用的一种原始型之手榴弹，以竹管内置炭硝，点火向敌掷去，其爆音能震骇对方人马，但杀伤力微。再则亦可能为朝鲜派出之鸟铳手。朝鲜曾派鸟铳手3000人，隶属于本军参与刘綎一路，又因杨镐征派，另遣鸟铳手300人，于役杜松军中，他们多于此役罹难，日后极少幸存返韩。
关于战斗行动，满文所载至为简短。“我们跑马向他们阵地中去，一路箭射刀砍。”萨尔浒之明军逃避至硕钦山。苏子河东部分，三面被围，一面背水，又承受全部满人八旗之杀戮，其处境必更凄惨。
(三)马林之被击溃
继杜松之后，马林之一路亦于翌日(四月十五日)被击破。明军统帅部自巡逻后方之士卒及一逃回之传令兵始获悉马林兵败，因此《明实录》载：杜松全军覆没消息，当夜传入马林军中，以致军士震恐，主将提兵后撤，独有监军文官潘宗颜等挺身杀贼，鏖战之后殒身。
看来此项记载亦系文官推卸战斗指导之失误，而将战败责任卸及武将之辞。满文记载当日清晨马林一军4万人尚以堂堂阵容应战，迄至黄昏方始溃败，潘宗颜之死亦经查出箭由背入。此间值得注意者：马林兵败之后，径北撤扼守开原，明廷对之仍须倚重。但3个月后努尔哈赤攻占此城，马林死难，其情形亦如杜松，生前行止已无可分辨。
满文记载，四月间其部队被击溃之地区为尚间崖。当两军相遇时，马林行军向东。努尔哈赤之部队于十四日夜渡过浑河，置杜松之炮车队未问，军行向北，两纵队成T字形。但马部发现满军北上，立即西撤，据占昨夜宿营之地，排成正方队形，四面有三道壕沟，沟前有鸟铳手，后携有火炮。壕沟后之骑兵，则已下马准备作徒步战。满军正考虑行动中又发现另有明军一机动部队，处于其营地之南、满军之西，其兵力判断为1万人。明军主力之后，又有另一方阵，两方阵相去约2公里，其兵力亦判断为1万人。
似此努尔哈赤估计马林一路之总兵力6万人，无疑已高度夸大。本文根据明廷内部文件判断，杨镐之总兵力无逾10万人，则马林不可能掌握6万，且侧翼之机动部队亦不宜多至万人。至于后方之方阵，似为潘宗颜所辖。
我们判断马林兵力亦如杜松部，应在2万人至3万人间。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之损失有限，应仍在数量上占显然之优势。
两军近接时，努尔哈赤亲率1000骑应付马林之机动部队。此时明军已将藤牌车辆等构成障碍物。满方骑兵则分作两部，一部500人下马拆除障碍，此任务完毕后，另部500人立即冲锋。满文资料仍保持其一贯作风，对战斗经过之细部详情，甚少缕述，只称明军侧翼机动部队经此冲击已不复存在，正午之前，明军给予满军之侧翼威胁即已扫除。
努尔哈赤冲锋之后，正重新收拾其兵马，预备聚集于附近一小山岗，得以将骑兵由上坡至下坡之冲力再度予敌打击。但明军主力亦开始移动，并变更队形，壕沟后之徒步骑兵亦已向前推进。
安巴贝勒以时机紧迫，在战场上大声呼叫，促使乃父注意，勿为敌方所乘，本人即立率两旗兵力，冲向正在移动之明军，其他六旗又立即构成第二道攻击波，使敌方无暇整顿。如是马林所部溃不成军，被驱入附近一沼泽地区，容战胜之满军从容宰割。至此，对付明军后卫更不成问题。
以后满方文件坚称他们以骑兵1万人击灭明军6万。明方虽承认战败，但称有一万骑终能退出战场回归原部队。满人认为，其成功得自较优势骑术及弓箭术与安巴贝勒之领导力量。
(四)刘綎殉国之谜
经过整二日无休歇的战斗之后，努尔哈赤至此已能轻松地呼吸。杨镐之所谓47万人总攻击已被凿穿，北方之两路兵马业已击溃或消灭，自此他可以从容将事。四月十六日满军休息整顿，努本人在尚间崖宰牛祭天，感谢上帝恩德。对付南路敌人，他先遣派蒙古部队，十五日他已遣去2000人，十六日又遣1000人，缘在此数日满人与杜松、马林激战时，赫特阿拉防御空虚，人心惶恐。至十六日夜，努尔哈赤始决定自己率骑4000防御都城，以备万一李如柏乘机扑人，从此终全战役他不再往前方。南路刘綎之敌由子侄安巴贝勒等应付。满军主力自北行军向南，四日后与刘綎部接触。据此他们与刘交锋时，最早应为四月二十日。
杨镐之四路中，李如柏之直线距离去敌牙城最短，但山势险阻，古木葱蓊(据说今日已不复如此)，行军不便。努尔哈赤只派200骑前往监视，终战役两军亦未在此路接触，是亦杨镐不知兵之明证。他的攻略计划无重点配备，以致紧要关头大部兵员与武器闲置。
刘綎一路去赫特阿拉最远，其部队指定四月九日出发，称3万人，实际可能远低于此数。姜弘立率领之朝鲜军13,000人于四月五日渡鸭绿江。两方集合后，自宽甸与怀仁间北进，不久遇敌，刘綎给予杨镐唯一喜讯，他之塘报云：“斩获真夷八十五级，生擒夷汉八十八名。”明军一游击亦云：“夷贼精兵五百余骑，直逼对山应战，连诱连退。”此节与满洲文件吻合。当时努尔哈赤派往之部队，为500骑，其任务为迟滞刘綎之进展。此500骑中牛录3人(此处“牛录”用作官名，有如连长)，2人战死，当时满军后方空虚，如中、韩军兼程急进，甚可能改变战局，至少亦当迫使努尔哈赤同时两方应战。此战机逸失，联军之不能和谐，可能为一大主因。
双方文件看来：彼此推诿责任。朝鲜人尊北京为“天朝”，称明军为“天兵”。但除此外貌之尊敬外，实际对之轻蔑鄙视。文中指出明军大量缺员，兵器窳朽。姜弘立奏光海君云：明人轻重器械全无，纯赖韩国军实。罗荣邦教授之《刘綎传》引用中文资料则又称韩军装备低劣，一部藤牌纸甲。李民寏之《栅中日录》则称道路泥泞，朝鲜步兵无法跟踪明方骑兵，而且在国境之外作战，粮秣仍须本国供应，不时运输不及，将士饥馁。韩人又称明军抢掠居民，争割敌尸首级请赏，因之行动淹迟。
刘綎与安巴贝勒决战之处为阿布达哩山，但以附近之牛毛砦著称，去赫特阿拉约60公里。当杜松与马林两路兵败后，杨镐曾以令箭制止李如柏及刘綎继续前进。杨致万历帝之奏疏载在《明实录》，内称李如柏已遵令回师，但刘綎仍与满兵交锋。以后北京传闻：此令箭为努尔哈赤所得，他即令军官乔装杜松军使，持令箭邀刘迅速北进会师。刘不悉杜松已战死，于是轻装急进，于山谷中遇伏死，罗著《刘綎传》即采用此说。
但《满文老档》对两军交锋情形叙述较详：当时明军取防御态势，盛陈火器;八旗兵攻击数次，未显功效。于是安巴贝勒占领东部山岗，又派出支队抄袭明阵地之西南角。蒙古部队则渗入敌方前、后部队之间遮断其交通，至此刘綎军始见动摇。随之洪台吉又攻其东北角，最后安巴贝勒遂行中央突破。至此明军三面被围，才全面地溃乱。满人并称刘綎并非战死，而系被俘后被满人斩杀。《老档》不动声色地述及：“将他杀了。”
但后方之明军及朝鲜军仍继续抵抗，他们的火炮及鸟铳排列具有纵深，文件未提及持续时间，但最后天候干预。大风突起吹向防御者之阵容，火器全部不能使用，此部队估计为2万人才因之被歼。后列之朝鲜步兵至此投降，他们并将明兵捆缚交满洲军。
朝鲜文件称此中、韩联军分作三部。前列明军由刘綎亲自指挥;中层为韩国部队，内有鸟铳手3000人;后卫则为朝鲜步兵，由姜弘立控制。最后姜与其部下4000人降。文件证实满方所谓大风突起火器失效。
韩方对刘綎之殒身另有说法：他见局势已无可如何，乃与部下将领数人点燃火药自爆焚死。
中国编修《明史》时已在康熙年间，内中《刘綎传》关于牛毛砦战役一段大致摘自《满文老档》，但不称綎被杀，而系“战死”。
刘綎死事日期所叙亦有差异。韩国文件称四月十七日，《满文老档》未具月日，但从安巴贝勒行军日程看来，应为四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安巴贝勒于四月十五日尚活跃于尚间崖战场，十六日应已参与努尔哈赤之宰牛祭天，不可能又于十七日奋战于200公里外之牛毛砦。
今日事隔380年，无人能断然地坚持何说为真。我们只能比较消息来源之可信度。当中以明方资料最差。其官场文字经过吏员修饰，上供御览，下避监察官纠弹，即难能存真。战败之后，其原始资料得自逃归之士卒，亦不能使读者综览全局。所以一军惨败，动辄即谓遇伏，可能撰史者亦如当事人，始终暗中摸索，才用此种粗率说法。
韩国资料大概根据李民寏。因他除私人著有《日录》外，尚为姜弘立之幕僚，其文墨亦可能见诸官方文牍。从朝鲜资料看来，其症结在韩国君臣对明人无信心，只因奉明正朔，且20年前日本关白丰臣秀吉犯境又赖杨镐、刘綎等人撑持，所以勉强从事。姜弘立已渡鸭绿江，犹且向国王光海提出辞呈，即表示对战事前途怀疑。外间盛传努尔哈赤赠光海貂皮500张，彼此先有默契。4年后光海君被废，新朝廷公布其本身宗旨在拨乱反正，至缕述光海无人君资望时，当中一端即为辜负明廷，为人不忠。有了这些复杂背景，则在各人作见证时，亦影响其左右取舍。
韩人对姜弘立之降满不能无介于怀。李民寏在《栅中日录》提及当时他竭力反对，及见事实无可挽回即准备自尽，只因长刀短刃同被爱侄与忠仆夺去。但即《光海君日记》亦指斥其不实。《日记》指出李民寏为唯一可以左右姜之决心，事实上他赞成投降。
此种背景如何影响史料?虽说此端尽属臆度，但外传刘綎行军迟缓坐失战机乃朝鲜军拖延之故，则将交战日期提前或可避免此种指责。“天兵”主将如战死或被满人杀戮，韩人见死不救为可耻，则称其自尽，至少可以稍释罪咎。
满文资料亦有不能尽信之处。其夸张八旗战功逾越常情，例如全战役双方参与者逾10万，又鏖战南北，苦斗镇日，而满方战死者“不及二百人”。满方高度估计对方兵员数，既为以寡敌众，又能包围对方。但除此类瑕疵外，其战史以胜者姿态写出，努尔哈赤及安巴贝勒之口语，无官僚集团之忌顾，无责任问题之推诿，亦无不可告人之阴私。其所叙战场情景虽仍不能符合现代要求，但提及部队投入程序、重点主义、中央突破、侧翼迂回已较对方之所提供，职业化多矣。
(五)战役之后果
杜松与刘綎已在当年四月死于战场，马林亦于3个月后捐躯，明军主将四人已失其三，仅有李如柏始终未遇敌，但在战役之后数日即为监察官纠劾。缘李如柏之父李成梁绾兵符于辽左时，努尔哈赤之父及祖为明军误杀。成梁以努年幼，视之如子侄，给予赡养，是以努与如柏兄弟“有香火情”。“何以三路之兵俱败?何以如柏独全?”至此已有通敌嫌疑。当时万历帝仍未置可否。又一年半后辽事更坏，此事再被提及，李如柏自杀以明志。
杨镐兵败之后立即引咎辞职。明廷仍“姑令策励供职，极力整顿以图再举”。但旋踵之间既失开原又失铁岭，杨镐终被拘押。此人在狱十年，不死于万历朝，亦不死于泰昌天启朝，而于1629年崇祯帝治下弃世。以后继杨为经略者二人死罪，一人死于战场。死罪之中之熊廷弼不仅咎在主持辽东军事，而且因其地位，触发而加紧明末北京之党争。
萨尔浒、尚间崖及牛毛砦战事失利消息传至北京，都城米价立即陡涨，识者已预料围城。虽说以大明帝国尚能挣扎四分之一个世纪，虽说努尔哈赤蔑视火器，以后尚要在宁远战场负伤死，明朝之厄运已无可挽回，我们可以肯定地说，1619年它已度过生死存亡中的一个转折点。从以上简短的叙述看来：明朝不能发挥本身力量，不能引用军事科技非只表现于一时一事，而有官僚组织及社会状态为背景，积习已成，1619年无非一朝弱点无情的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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