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在中山大学时曾受到校长戴季陶和校务委员朱家骅的重用。但由于家在北平，他工作起来总不安心。一次，顾颉刚在南京遇到中大校长戴季陶，就向对方辞职。戴季陶极力挽留，他对顾颉刚说：“我们这辈人，像树木一样，只能斫了当柴烧了。我们不肯被烧，则比我们矮小的树木就不能免了。只要烧了我们，使得现在矮小的树木都能成长，这就是好事。”
顾颉刚听了这番话很感动：“因为我自己学问虽浅薄，但我懂得我们要研究学问应采取何种方法，研究一种学问应取哪几种常识，在这举国兴办大学而大学教授大都不悦学或自己有了某种学问即排斥他种学问之时，我如能多留中大数年，必可使君增高些知识热，能作专门的研究而又能宽容他种学问，如此，我自己虽毁弃了而能使诸君成就，亦属得失相抵。”于是，顾颉刚又收回了辞呈。
可是，一到北平，顾颉刚就忘了自己对戴季陶的承诺，死活不肯回中大去了。“一到北平旧宅，开了我的书箱，理了我的旧稿，我实在不忍再走了。诸君，这不是我的自私自利，甘于和你们分离，只因北平的许多东西是我的精神所寄托的，我失去了三年的灵魂到这时又找着了，我如何舍得把它丢掉呢?”
顾颉刚这番辩白可谓此地无银三百两。所谓“精神寄托”，所谓“失去了三年的灵魂到这时又找着了”，不过是动听的托词罢了，说白了就是不愿“斫了当柴烧”，不愿离开北平舒适的窝。当然，顾颉刚有选择的自由，但他如此朝三暮四，既对不起戴季陶，也会让别人对他产生信任危机。孔子说，人无信不立，顾颉刚如此随便承诺，又随便毁约，别人怎么会相信他呢?
顾颉刚在其《自传》中曾说：“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的过不去。”那么，鲁迅为什么要和他顾颉刚“过不去”呢?顾颉刚女儿顾潮在《历劫终教志不灰》有过两种推测。
背后造鲁迅的谣，当面拍鲁迅的马
1926年，陈源在报刊上撰文，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鲁迅于当年2月1日发表《不是信》，对陈源作了有力反击：“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
随着《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中文译本面世，关于鲁迅抄袭的谣言不攻自破。陈源因为理屈词穷而颜面扫尽。其实，陈源这回吃了哑巴亏，因为，最早说鲁迅抄袭的不是他而是顾颉刚，他不过公开发表了顾颉刚的看法。对此，顾潮女士在《历劫终教志不灰》有详细的交代：
“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亦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1926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
当鲁迅与陈源因为所谓的“抄袭之嫌”而大打笔仗时，挑事者顾颉刚却躲在幕后捏着鼻子不吭声。这一方面表明了他的怯懦——自知不是鲁迅的对手，只敢在背后说几句捕风捉影的坏话，倘当面锣对面鼓，他就不敢了;另一方面，也显露了他的不仗义——陈源是因为发表了他顾颉刚的看法而遭鲁迅痛击的，倘若他能站出来承认这一点，至少也可以分散鲁迅的火力点，让陈源保住一点可怜的脸面。事实上，顾颉刚对此一直讳莫如深，如果不是其女儿顾潮在书中披露了这回事，几乎所有的人都被蒙在鼓里。顾颉刚的“深沉”耐人寻味。
1927年，顾颉刚与鲁迅都在厦大任教，成了同室办公，同桌用餐的同事，这时候的顾颉刚恐怕早就忘了一年前他对鲁迅有过一次恶意中伤，他不仅像没事人那样和鲁迅交往，且涎着脸和鲁迅套近乎。顾潮这番话便是明证。
“当时，父亲与鲁迅之间还是很客气的。父亲所编《辨伪丛刊》之一的宋濂《诸子辨》出版后，曾赠鲁迅一册(见鲁迅日记，1926.9.8);那时胡适来信嘱父亲撰《封神榜》序，父亲在复信中说：‘《封神榜》的序，接信后即从事搜集材料，并将本书看了一遍。只因到厦门后参考书太少，尚未下笔。鲁迅先生已为我函日本友人，嘱将内阁书库所藏明本之序文抄出，因看书目上有‘明许仲琳编’字样，序文必甚重要。两星期后，必可得到复书。’”
赠书给鲁迅，当然是在讨鲁迅的好，而鲁迅也被他的“假象”所迷惑，居然为他“函日本友人，嘱将内阁书库所藏明本之序文抄出”。不难想象，顾颉刚给胡适写这封信时，内心是十分得意的，背后捅了对方一刀，还能让对方为我所用，如此本领，几人能比?不过，纸终究包不住火，搬起石头的人一不留神就会砸了自己的脚，一旦鲁迅认清了他的本来面目，他对顾颉刚的印象也就刻骨铭心了。
顾颉刚在其《自传》中曾说：“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的过不去。”那么，鲁迅为什么要和他顾颉刚“过不去”呢?顾颉刚女儿顾潮在《历劫终教志不灰》有过两种推测。
“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的过不去”
顾颉刚在其《自传》中曾说：“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的过不去。”
那么，鲁迅为什么要和他顾颉刚“过不去”呢?顾颉刚女儿顾潮在《历劫终教志不灰》有过两种推测。
顾潮在书中提到，1921年底，鲁迅作《阿Q正传》，其中说到“阿Q”之名为“桂”或为“贵”，只有待于“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之门人”的考定了;顾潮认为，鲁迅这句话“便是讥讽那年春天胡适著《红楼梦考证》而父亲助其搜罗曹雪芹家世等史料之事。”
顾颉刚在日记里也提到了这件事：“而彼所以致此讥讽者，只因五四运动后，胡适以提倡白话文得名过骤，为北大浙江派所深忌，而我为之辅佐，觅得许多文字资料，助长其气焰，故于小说中下一刺笔。”顾潮根据以上两点，得出如下结论：
“由此看来，父亲的师承关系注定了他以后是逃不脱鲁迅的攻击的。”
我认为顾潮的推测不能成立。倘鲁迅因为顾颉刚的“师承关系”而注定要攻击顾颉刚，那么，1927年在厦大，鲁迅不可能接受顾的赠书，更不可能为顾颉刚“函日本友人”。
前文曾说过，是顾颉刚在陈源面前说鲁迅抄袭了日本人的文章，后者将这一看法公开发表，遭到鲁迅痛击。顾潮的另一种推测是：“为了这件事，鲁迅自然与父亲亦结了怨。”顾潮这一推测更为离谱。因为关于“抄袭之嫌”，鲁迅一直认为是陈源对自己的恶意中伤，他根本不知道，谣言的制造者是顾颉刚。否则，以鲁迅的脾气，决不可能只对陈源不依不饶，而对顾颉刚网开一面。而且，倘鲁迅知道顾颉刚在陈源面前造了自己的谣，他会在厦大与顾“同室办公，同桌进餐”吗?会“函日本友人”为顾颉刚找资料吗?
顾颉刚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曾说：“这四个月中，我的生活不安定极了。去年我初到厦门时，曾劝语堂先生不要聘川岛，熟知这一句话就使我成了鲁迅和川岛的死冤家。”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自然不能听顾颉刚的一面之辞，要想弄清问题的真相，我们还是让史料说话吧。以下材料，或出于顾颉刚之口，或出于顾潮之文，其真实性、权威性自不待言。
虽然顾颉刚“曾劝语堂先生不要聘川岛”，但语堂先生没听他的话，反而决定聘用川岛。顾颉刚失望之余，向胡适大发牢骚：“川岛要来了，这使我很怕;这种人的挑拨，未能成毫末之事而失败邱山之功。语堂先生不察，引为同调，徒然自取咎唳而已。我好在不管事务方面，且不预备久居，和他不生关系;但惜陈嘉庚先生辛苦得来之钱所经营的事业将为他而减少效果耳。”
顾颉刚在其《自传》中曾说：“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的过不去。”那么，鲁迅为什么要和他顾颉刚“过不去”呢?顾颉刚女儿顾潮在《历劫终教志不灰》有过两种推测。
问题的关键是，川岛根本没想到顾颉刚会劝语堂先生不要聘他，因为，他和顾颉刚是北大同事，也同是《语丝》成员，他很自然地认为顾颉刚会帮自己的忙，所以，他曾请顾颉刚替自己在厦大谋个职位，关于这件事，顾潮在书中说得很清楚：
“父亲与川岛是北大同事，亦同是《语丝》成员，大概川岛曾托父亲替自己在厦大谋职，父亲尽管从工作考虑不赞成其来厦大，但从私人面子上考虑不便回绝，所以当得知林语堂有意聘川岛时便复书告川岛‘事已弄妥’，这是私人交往间常有的事，但鲁迅知道后认为父亲使出‘陈源之徒’的‘手段’(鲁迅致川岛信，1926.11.21)，或许这就是鲁迅说父亲‘阴险’的依据。而川岛抵厦大后，也常在鲁迅面前败坏父亲。”
真的应该感谢顾潮女士，虽然她这番话表述得不够流畅，但事情的来龙去脉已再清楚不过。原来川岛很信赖顾颉刚，所以托顾为自己在厦大谋职，顾颉刚“不便回绝”，也就是说答应了。但他前脚答应川岛说愿意帮忙，后脚就赶到林语堂那里“劝语堂先生不要聘川岛”，遗憾的是，“语堂先生不察”，竟然将川岛“引为同调”，决定聘用川岛。顾颉刚闻听此言，一方面给胡适写信，发泄其对林语堂和川岛的不满;另一方面也给川岛去了一封讨功邀赏的信，说“事已弄妥”。“事已弄妥”四个字在这里真的应该好好玩味一下，所谓的“事”就是指川岛托他为自己在厦大谋职的事，“弄妥”，是谁弄妥的，当然是他顾颉刚“弄妥”的，这样一来，川岛自然会对他感激不尽。一方面劝林语堂不要聘用川岛;另一方面，又写信告诉川岛，你托我的事，我已帮你办妥，如果顾颉刚是这样一种人，你还会对他有好感吗?
弄清了事情的原委，我们除了佩服顾颉刚的“处变不惊”，还能说什么呢!至于鲁迅因此说顾颉刚阴险，“而川岛抵厦大后，也常在鲁迅面前败坏父亲”，在我看来是不如此便不正常的事了。
这件事使鲁迅看清了顾颉刚的真面目，他在致许广平信里这样评价顾颉刚：“此人颇阴险，先前所谓不管外事，专看书云云的舆论，乃是全部为其所欺”。自此以后，鲁迅在文章中，总是以“红鼻”一词指代顾颉刚。有人说，鲁迅此举过于刻薄，但我认为，既然顾颉刚“阴险”在前，鲁迅“刻薄”在后，恐怕也是可以理解的。而那些对鲁迅的“刻薄”津津乐道，对顾颉刚的“阴险”讳莫如深者，在我看来即使不是别有用心的，也是很不公允的。
顾颉刚在文中还曾说过这样的话：“有一个基督教牧师坚劝我信教，他说：‘凡人都有罪过，只有信了教，才可因你的忏悔而得到上帝的赦免。’我说：‘我是一生不做罪过的，自己既不须忏悔，上帝也无所用其赦免。’这位牧师惊讶，仿佛这种人是不该有的，但我自问从小受了祖母的教训已达到了这个阶段。”
顾颉刚这番话说得实在太大了，一生都没做过需要忏悔的事，世上有几人能达到“这个阶段”?难怪牧师听了要惊讶，我想任何人听了恐怕都会惊得“舌挢而不能下”的。人无完人，孰能无过?顾颉刚一生真的没做过应该忏悔的事吗?当然做过，而且不止一件。
1923年，袁世凯派人在上海暗杀了宋教仁，全国上下大为震怒，掀起反袁的二次革命，顾颉刚的好友陈翼龙投身其中。当6月顾颉刚离京之前，陈氏把一网篮别人给他的信交顾颉刚保存，并嘱其代为作传留念。顾颉刚自然一口答应。7月底，陈氏被捕，旋即被杀。顾颉刚害怕被牵连，将陈氏一网篮的信件全部焚毁。事后，他说：“我一生没有做过对不起朋友的事情，这次竟辜负了死友的谆嘱。‘使死者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我在这句话的前面是一个彻底失败者了。”
顾颉刚在其《自传》中曾说：“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的过不去。”那么，鲁迅为什么要和他顾颉刚“过不去”呢?顾颉刚女儿顾潮在《历劫终教志不灰》有过两种推测。
说自己“一生没有做过对不起朋友的事情”，又说自己“竟辜负了死友的谆嘱”;说自己一生没做过需要忏悔的事，又说自己“在这句话的前面是一个彻底失败者”，顾颉刚的自相矛盾是不是太刺眼了一点?
做学问方面，顾颉刚极具叛逆性，但在家庭中，却是一个唯唯诺诺的温顺孝子。“即使父亲具有天生独立的、叛逆的个性和日益增长的学识，即使他在最高学府中能有批判古今权威的勇气，但是在这种封建家庭的樊笼里他只是一个无助的囚徒，对于长上只有孝敬和服从，却难以反抗。”
顾颉刚前妻徵兰生病，顾颉刚一再写信催请长辈准予妻子去医院治疗，但长辈们置之不理。不久，妻子病重，“他希望将妻子送入医院，即使无法挽救，也算尽了一份心意，却被长辈斥为‘多费’。病人怕烟怕热，他提出一些改善居室环境的建议，也被阻止。对此，他愤懑之极，也无奈之极。”顾颉刚妻子徵兰因延误治疗而于1918年撒手而去。
顾颉刚因不敢和长辈据理力争，眼睁睁地看着妻子被病魔夺取生命，莫非他在家中如此胆怯，对家中长辈如此忍气吞声?那倒也未必，关键要看对什么事，如果顾颉刚认为某事值得抗争，他发起倔脾气来，家中长辈也会惧他三分的。
徵兰是1918年8月去世的，1919年5月，顾颉刚就与殷履安结婚了。
“婚后，两人相亲、相知、相爱。按照旧俗本无蜜月之说，新娘应是‘三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的，父亲打破了这种老例，以给自己医病为名，携妻将苏州园林逐一游玩;一个多月后一同到杭州为子虬公作寿，又在西湖的青山绿水间尽情徜徉。家中长者对此颇多争议，说他破例、费钱、不知生活艰难，竟敢做其父所不为之事。但他不以为然，争辩说不如此便无法治愈自己的失眠症。”
徵兰患病，为给妻子治病，顾颉刚忍气吞声、唯唯诺诺不敢和家中长辈据理力争;新婚燕尔，为和新妇度蜜月，顾颉刚则理直气壮、我行我素，根本不把家中长辈放在眼里。顾颉刚忽软忽硬，飘忽得让人难以捉摸。
不敢违抗家中长辈的命令，没有将妻子徵兰送进医院治疗，眼睁睁地看着病魔折磨并最终吞噬了妻子，如果这件事，也是顾颉刚所无须忏悔的事，那他的一生，恐怕确实没什么可忏悔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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