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军第一次北伐失败后，辽朝得势不饶人。于同年十月派南京留守、燕王韩匡嗣率耶律沙、耶律休哥南伐，“以报围燕之役”。宋朝的云州观察使刘延翰马上匆忙提师迎敌，崔彦进、李汉琼、崔翰等将随后也赶来赴援。宋太宗还想“遥控”战斗，派人送阵图，宋朝诸将依据“钦制”阵图分军为八阵。

　　不久，宋辽双方军队陆续到达满城，准备开战。宋将赵延进登高望远，察觉即将开打的战场地面空阔，而根据宋太祖阵图摆设的军阵，每阵相距百余步，真正打起来，各不相顾，很有被分割包围吃掉的危险。而且，辽军骑兵势猛，冲荡之下，宋军势必惊溃。于是，赵延进建议宋军合八阵为一阵，合力击敌。

　　崔翰等人知道赵将军所讲极有道理，仍旧犹豫：“万一合阵出了差错，怎么向皇上交待?”赵延进表示：“如果军遭败绩，责任由我一人担当。”崔翰等将仍旧不决，修改排阵计划是要负 “擅改诏旨”的罪责。最后，还是镇州监军李继隆(此人乃宋太宗大舅子)拍板：“兵贵适变，安可预定!违诏之罪，由我李继隆独当!”有这么一个“大头”出头，众将心定，便改八阵为二阵，前后相接。布置完毕后，宋朝诸将又派人向辽军先行诈降之计。

　　辽军的实际统师韩匡嗣信以为真，马上安排迎降。北院大王耶律休哥久经战阵，劝说道：“宋军军整气锐，不可能投降，这肯定是麻庳我们的诱降计，应该严兵以待，不能松懈。”韩匡嗣此人，其实也就一皇家 “保健医”的材料，文才武干远逊其子韩德让，认定宋军是真投降，根本不听耶律休哥的劝说。

　　辽军刚刚放松，对面的宋军忽然一齐呐喊鼓噪，尘起涨天，正要骑马以“轻裘缓带”的儒雅纳降的韩匡嗣顿时心惊，“仓猝不知所为”。大军没有统一的号令和指挥，必然大乱。眼见本来说好要“投降”的宋军红着眼抡刀挺枪杀过来，辽军士卒将领大眼瞪小眼，小眼瞪韩四眼(老韩虽未带眼镜，应该是个纸上谈兵的“知识分子”)，心理一输，全军就乱，被宋军杀得人仰马翻，大溃迸逃，逃跑途中掉入山坑悬崖摔死的就有数千人之多。宋军获得“满城大捷”斩首一万多，获马千匹，生擒辽军大将三人。韩匡嗣“弃旗鼓遁回，余众走易州，”惟独耶律休哥所统部伍不乱，边打边退，损失不多。辽景宗看见老韩狼狈而返，大怒，面数其罪，唤卫士推出斩首。幸亏景宗的皇后萧氏多方解劝，老韩才得保一命。萧皇后之所以力保老韩，估计百分之九十七也是看在老韩儿子韩德让面上，老韩窝囊，小韩玉树临风，又多文武才略，让人一见就喜。

　　转年四月，宋将杨业和潘美合兵，又在雁门(今山西代县)大败辽军。这位杨业，就是评书《杨家将》中的“老令公”杨继业。其父是北汉的麟州刺史，他自己青少年时代就以勇武闻名，颇立战功，当时有“杨无敌”之称。北汉刘钧在位，曾以杨业为“义子”，所以他与北汉主刘继元一样同是“继”字辈。宋太宗灭北汉，杨业一直力战。宋太宗喜其骁勇，让已经投降的北汉“皇帝”刘继元亲自写信招降，杨业才“北面再拜，大恸，释甲来见(宋太宗)。”忠臣良将谁都喜欢，宋太宗立授其为领军卫大将军，复姓为杨氏，去中间的“继”字，还原为杨业。后来，深知杨业久习边事，宋太宗任杨业为代州一带的全权方面大将，以抵御契丹。当时，宋将潘美为三交都部署，实际上他还算杨业的上级。这位潘美，即评书《杨家将》中被丑化为大奸大恶的“潘仁美”。其实，潘美乃有宋一代不可多得的文武德兼备的良将，自年青时代就倜傥不群。宋太祖建国后，潘美受命，单人独骑入陕，说服一向以凶悍著称的后周节度使入朝觐见，当时传为美谈。而后，讨李重进、征刘鋹、平江南、灭北汉，潘美皆有大功。北汉被灭后，潘美潜师奇袭宋辽边境战略要地固军，“积粟屯兵以守之，自是北边以宁”。潘美第八女嫁与宋太祖之子宋真宗(当时宋真宗还是王爷)，是宋真宗的元配夫人，年仅二十二岁即病死，真宗当皇帝后追谥为章怀皇后，可以想见，这位潘皇后一定是个贤淑貌美的好女子。在后来的评书演义中，潘氏倒成了“西宫娘娘”，阴险毒辣，完全是艺人胡编滥造。

　　辽军入雁门，潘美一方面派出杨业率数千骑下井陉绕至雁门之北，他自己 “秣马蓐食，”“誓众衔枚奋击”，大破入塞辽兵。杨业方面，率奇兵也“南向背击之”，临阵杀掉辽朝驸马一人，并生擒上将一名。辽军大败，宋军取得雁门大捷。此战之后，宋太宗封潘美为代国公，升杨业为云州观察使。自此一战，契丹兵十分惧怕杨业，远远看见杨业的军旗就慌忙遁走。所以，雁门之战，杨业、潘美二人同心协会，配合融洽，打了一个十分漂亮的战役。

　　太平兴国五年年底，辽景宗御驾亲征，亲至南京(幽州)，祭旗祠天，发动新一轮南侵。瓦桥之战(今河北雄县)，耶律休哥在辽景宗面前露足了大脸，跃马出阵，大刀挥处，宋朝守将张师的人头登时落地。辽景宗亲赐耶律休哥玄甲白马，夸赞鼓励。“(耶律)休哥遂率精骑渡水奋进，南师(宋军)大败，追至莫州，横尸遍野，生擒数将以归。”大喜之下，辽景宗又亲赐御马金杯，说：“爱卿你勇过于名，若人人如卿，攻天下如摧柘拉朽耳!”不久，辽景宗拜耶律休哥为“于越”，“于越”是契丹最高的荣誉勋衔，位在南、北院大王之上，“非有大功德者不授”。

　　听闻瓦桥之败，宋太宗又怒又惊，下诏北巡。“关南言大破契丹万余众，斩首三千余级”，北宋史书把虚报战功的猫腻委婉写出，一个“言”字活灵活现。估计是小规模遭遇战，小败辽兵而已。不知是何种原因，宋太宗自将而来，先前主动御驾亲征的辽景宗打起退堂，引兵而返。宋太宗稍感自己面上有光，作诗一首，其中有“一箭未施戎马遁，六军空恨阵云高”之语，想必也是自我安慰。当然，宋太宗也有过趁辽军退师的机会再进攻幽州的意思，朝廷文臣多谏劝，认为应广积储，缓用兵，太宗心知幽州难克，便下诏返军。

　　回京后，又有文臣武将议论说宋军不应回师，应该速取幽燕，太宗闻言又有悔意。左拾遗张齐贤上疏，力谏宋太宗不宜于太急用兵：

　　“圣人举事，动在万全，百战百胜，不若不战而胜。自古疆场之难，非尽由戎翟，亦多边吏扰而致之。若缘边诸寨抚御得人，但使峻垒深沟，蓄力养锐，以逸自处，如是则边鄙宁，辇运减，河北之民获休息矣。然后务农积谷以实边用，敌人之心，固亦择利避害，安肯投诸死地而为寇哉!臣闻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土，角强弱之势而已!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内安本固，则远人敛衽而至。伏望审择通儒，分路采访两浙、江南、荆湖、西川、岭南、河东，凡伪命日赋敛苛重者，改而正之;诸州有不便于民者，委长吏闻奏，使天下皆知陛下之仁，戴陛下之惠，则契丹不足吞，燕蓟不足取也!”

　　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3年)五月，辽景宗又亲征，率大军南侵。此次辽军又在满城遇败，守太尉希达里也在战中乱箭被射死，多亏耶律斜轸率部兵左突右驰，才避免了辽军更大的损失。未得便宜又丧师，辽景宗郁郁回军。同年秋，辽景宗在六州游猎途中忽得崩疾，不治而亡，年三十五。

　　闻知景宗皇帝崩逝，时任辽朝南院枢密使的韩德让“不俟召，率其亲属赴行帐”，萧皇后见到韩德让，心中顿安。很快，耶律斜轸也奔召，二人帮助萧皇后易置大臣，拥立辽景宗长子梁王耶律降绪继位，是为辽圣宗。耶律降绪当时才十二岁，凡事皆由萧太后(儿子称帝，萧皇后自然升一级成为太后)与韩德让、耶律斜轸做主。

　　萧太后初秉国权，也七上八下心不宁，向大臣泣言：“母寡子弱，族属雄壮(指契丹皇族势力)，辽防未靖(宋军威胁)，我可怎么办呢!”韩德让、耶律斜轸忙跪前表忠心，“信任臣等，何虑之有!”于是，萧太后命韩德让统掌御府禁卫军，“总宿卫事”。韩德让不仅掌领皇家宿卫大事，很快就和萧太后睡在一起，成为名符其时的“宿卫”。据野史记载，萧太后小时曾为萧家允诺长成后许配给韩德让，可能属小说家言。但是，辽景宗死后，韩德让与萧太后出双入对，这倒是铁一般的事实。不过，在《辽史》中如果按目录查索“韩德让”三个字，根本找不着，此人载于《列传第十二》，名字是耶律隆运，比大名鼎鼎的耶律休哥还排前一位，“耶律隆运”是萧太后后来赐他的名字，改为国姓，入为皇族，并“隶横帐季父房后”，位于诸亲王之上。当然，韩德让对于辽朝“功德盛大”，非一般只凭胯中物取悦女主的男宠。

　　辽朝小皇帝继位后，在萧太后操纵下，改元统和，并把国号由“大辽”更为“大契丹”，此举可能是想更好地加强对北方各游牧民族的统治。虽然幼主在位，太后主政，辽朝的政事非常平稳，忠于萧太后的韩德让与耶律斜轸分掌南、北枢密院。萧太后为了“独占”韩德让，竟派人把老小伙子的妻子勒死，由此二人可以天天卿卿我我天地一家春。这位“杰出女政治家”的魅力，由此可以窥见一斑。“妇唱夫随”，二个人起居一处，周遭有数百专门伺侯他们两个人的宫廷妇仆，大小国事，皆是两人说了算。

　　萧太后对韩德让这个汉人没有任何嫌猜，韩德让对于契丹政权也一直效忠至死。虽为汉人，韩德让倒很是条真正意义上的“汉子”，诸如：对于一位名叫耶律虎古的契丹皇族权贵，因此人先前曾得罪过自己的父亲韩匡嗣，又在朝中与自己顶嘴，韩德让从卫士手中夺过大铁骨朵，迎头把这位宗室贵族砸得脑浆迸飞。群臣战栗，太后怡然。萧太后当然心向老叉杆，其实她心中实恨背后惦记她们母子的耶律皇族;一次，韩德让打马球，有个契丹将领纵马冲撞。看见老相好大头朝下摔于尘土之中，萧太后心疼得不行，立命从人把那个冒失的契丹倒霉蛋拉出砍头。韩德让骂骂咧咧，估计也是愤恨这个契丹人差点让自己摔坏了“功能”。与这位辽朝的韩爷相比，一代不如一代，满清的汉人就差了好大一截。曾国藩削平长毛，对清朝有再造之功，不仅未获王封，他自己还吓得不行，自动上奏要求削兵，看见满清贵族也点头哈腰，十足的没有血性。

　　当然，好事不出门，萧太后与韩德让这些“秘事”，外人也有耳闻。宋朝的雄州知州贺令图、其父岳州刺史贺怀浦父子相继上表宋太宗，“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契丹人)疾(嫉恨)之，请乘其衅以取幽蓟。”奏章屡上，惹得宋太宗又动了北伐之心。其实，契丹风俗与汉族不同，国母的“私生活”一点不影响朝政，而且萧太后虽淫但不毒，驾驭臣下有方，对自己的儿子圣宗皇帝又慈孝有加，辽朝实力仍旧是处于“蒸蒸日上”的时期。

　　内政方面，宋太宗逼死了倒子赵德昭，害死了另一个侄子赵德芳，其已被贬逐至房陵的弟弟赵廷美也忧郁而卒，在统治内部可以说是清除了各种心腹之患，文治方面又编成《太平御览》(原名《太平总类》)，就差赫赫武功来洗刷昔日高梁河之耻了。

　　伐辽之前，宋太祖还遣使去渤海和高丽，约两地头领共同夹击辽国，但均无结果。高丽不必讲，辽太宗耶律德光时，就被打得向辽朝割地求和，一直贡赋不断。渤海国于公元698年建国，全盛时有五京、十六府，号称“海东盛国”，但于公元926年被耶律阿保机消灭，并以其地封其长子耶律倍，建东丹国，为辽朝附庸。由于多受辽朝贵族猜防，渤海人多次起兵造反，均被镇压。但是除东丹王耶律倍之妃是渤海大氏家族以外，辽景宗、辽圣宗都曾取大氏为妃，可以猜想，当时的渤海残余势力不会死心塌地和宋朝联合。所以，虽有“三人渤海当一虎”的勇猛，虽然他们对辽朝怀有破国杀主之恨，要他们和远隔迢迢的宋朝联合，实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当时辽朝还不是天祚帝时的辽朝，正处于强盛之期。

　　于是，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春天，宋太宗又一次亲征北伐，命曹彬为幽州道行营前军骑水陆都部署，向雄州、霸州方面推进;命米信为西北道都部署，率军出雄州(今河北雄县);以田重进为定州路都部署，出飞狐(今河北涞源)。同时，宋太宗又以潘美、杨业为正副统师，率领云、英、朔诸州宋军出雁门伐辽。辽朝方面，萧太后、韩德让等人并不慌怯，马上下令让南京留守耶律休哥率军迎曹彬，以耶律轸为都统，率兵迎击潘美、杨业的宋军。萧太后带同自己的儿子辽圣宗，亲征而行，驻跸于驼罗口(今北京南口)。

　　历史惊人的相似，雍熙北伐一开始，宋军诸路皆捷：曹彬一路攻克固安南城，田重进于飞狐北破辽兵，潘美在西陉痛击辽军，克辽朝寰州。不久，曹彬又克涿州，潘美克朔州，下应州，破云州。米信方面，宋军又于新城大败辽军。

　　由于先前吃过数次败仗，宋太宗在诸将出发前，嘱诫他们“持重缓行，毋贪小利以要敌。”不久，宋军诸路捷报继至，宋太宗不喜反忧，深恐契丹军会乘间断阻宋军补给线。忧虑成真。曹彬十万大军在涿州呆了仅仅十几天，就吃尽了军粮，“乃退师雄州以援供馈。”宋太宗闻报，大骇：“岂有敌军在前不顾而退军待军粮的道理!”他忙遣使制止曹彬，并告诫曹彬不要再向前进军，率军沿白沟河与米信宋军会兵，“按兵蓄锐以张西师之势。”宋太宗本意很好，想等潘美等人尽得山后土地之后，田重进再东下与曹彬、米信会合，全师制敌，与契丹大军决战。

　　但是，曹彬统下诸将听说潘美、田重进等部连战连捷，深耻己军无功，“谋画蜂起，更相矛盾”。老将曹彬一进也没了主心骨，便顺从诸将之意，“乃裹五日粮，再往攻涿州。”

　　当时，辽朝萧太后、韩德让、辽圣宗等人在涿州东五十里的地方扎下御营，听闻宋军来击，便遣耶律休哥轻兵疾行，阻击宋军。宋军边急行军边迎战，路上足足用了四天时间，才得以进达至涿州。“时方炎暑，军士疾乏，所赉粮不继。”无法，宋军得城不能坚守，又弃之而去。

　　曹彬先遣人率涿州百姓退走，他自己率大军殿后。由于人多兵疲，缺粮少水，宋军战斗力极度下降，连个象样的殿后军阵都组织不起来。耶律休哥率辽朝生力骑兵一路尾随，边杀边追，边追边杀，一直追到歧沟关，辽军发动总进攻，宋军大败。曹彬收拾残兵，连夜抢渡拒马河，于易山南岸扎营，准备休整一下喘口气。幸亏宋将李继宣死战，使得小股宋军逃得活命。但是，数万宋军，或被杀，或掉入河中溺死，或被俘，损失巨大，“为辽师冲击死者数万人，沙河为之不流，弃戈甲若丘陵”。

　　辽军战后打扫战场，耶律休哥“收宋(军)尸以为京观”。辽朝上下大喜，进封耶律休哥为宋国王。

　　宋太宗闻军败，愤恨不已，深责众将，认为这些人“不遵成算，各骋所见，领十万甲士出塞逼斗”，最终“往复劳弊，为敌所乘”。所以，曹彬、米信等人回朝后，皆被贬官。

　　由于东路主力大败，宋太宗合围幽州的战略意图再难实现。辽朝方面开始反扑，耶律斜轸统十万大军赶至安定西，与宋朝雄州知州贺令图相遇，双方大战，宋军又败，被杀一万多人。辽军乘胜攻陷蔚州、寰州等地。深知西路军已经无望，宋太宗下诏指示潘美，让他与杨业一起引兵护送云、朔、寰、应四州百姓内迁。

　　得知辽军已攻陷寰州，杨业建议应避辽军锋锐，分兵应州以诱辽军主力，然后以千名强弩手扼守石竭谷口(今山西朔州附近)，以保全数州军民安全。

　　潘美沉吟，但时为监军的蔚州刺史王侁大表异议，讥讽杨业：“领数万精兵，而怯懦如此!”他认为宋军应急趁雁门北川，“鼓行而往马邑。”潘美不表态，宋将刘文裕等人却附和。杨业百战边将，深悉敌情，力争道：“这样做绝对不行，一定会打败仗!”

　　王侁冷笑：“您一直号称‘杨无敌’，现在敌军在前，却逗留不进，莫非杨公有什么异志?”

　　杨业性直气刚，闻言嗔目大怒：“我杨业非畏死之人，只是现在非进攻时机，白白杀伤士卒，肯定不见成功。既然诸君怕我不死，我先带兵杀敌表个态!”于是，杨业率兵从大石路直趋朔州。

　　临行，杨业向主师潘美泣诉：“此行肯定不利。我杨业本太原降将，主上施恩不杀，待以上将，我一直想立大功报恩。现诸君责我避敌怯懦，我杨业一定战死沙场以自明!”杨业伸手，指着陈家谷口(今山西宁武)说：“希望诸君能在谷口两边埋伏下强弩手，等我率兵转战至此，诸位以强弩射敌，突出夹击敌人，否则的话，我所率兵士肯定会被杀尽。”潘美觉得杨业很有道理，立即指挥诸将在谷口设伏。

　　耶律斜轸接到情报，得知杨业率宋军前来搏战，忙派副将在路边埋伏精兵，他本人拥众近前，假装要与杨业接战。两军甫交，耶律斜轸即假装不支，掉转马头就跑。此时，一心想杀敌求死的杨业早已置生死于度外，明知辽军是圈套，硬着头皮往上冲。果然，辽军伏兵四起，宋军被围截在当地陷于苦战，耶律斜轸掉转马头，麾兵又杀个回马枪。宋军大败，退至狼牙村。

　　陈家谷口方面，宋将王侁干等了几个时辰也得不到杨业的军讯，派人登高远望，看不见任何辽军足迹，他认定辽兵败走，“欲争其功，即引兵离谷口”。潘美见王侁军没打招呼就走，无奈之余，也领军沿灰河往西南行进。不久，听闻杨业军败，潘美为保存实力，马上挥兵后撤。至此，陈家谷口已无宋军一兵一卒把守，更甭提什么弩手埋伏了。

　　杨业一路力战，自中午杀到傍晚，最终撤退到陈家谷口。看见谷口两边根本没有人影，杨业“拊膺大恸。”当时，他见手下还剩士卒百余人，便说：“汝等各有父母妻子，不要与我一起俱死!”但军士们皆为杨业忠义所激，无一人逃走，誓与俱死。杨业儿子杨延玉与岳州刺史王贵俱战斗而死。王贵七十三岁老将，为辽兵重围，援弓射杀数十人，矢尽，张空拳犹击杀数名辽国壮汉，最终被乱枪捅死。很快，杨业坐骑因连中枪刀，不支继续奔跑，老英雄再不能往来驰突数敌，便往密林中匿避，准备乘乱逃出，再伺机杀敌。不料，紧追不舍的辽将远远望见杨业袍影，张弓一箭，射中杨业。辽兵涌上，生擒了这位英雄。

　　杨业长叹：“皇上对我恩遇如山，本想捍贼立功，反为奸臣所嫉，逼令赴死，致使王师败绩，我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于是，被俘之后，杨业绝食三日，不屈而死。

　　杨业对得起宋太宗，宋太宗其实也对得起杨业。平灭北汉后，宋太祖收到不少讲杨业要反叛的“情报”，皆密封后派人转送杨业，以示不疑之心，把杨业感动得一塌糊涂。如此，不死也难。至于潘美，与杨业多年正副关系，似乎没有特别的过节和隔阂，雁门之战二人还配合得当，共立大功。如果说有“坏人”，王侁倒真算一个。其实，王侁是后周功臣王朴(给周世宗出“先南后北”战略的那位爷)的儿子，曾在宋初的对南唐征战中立功不少，还曾率军大破河西三族首领的叛乱，因军功领蔚州刺史。

　　杨业死讯传至宋廷，宋太宗“痛惜”，削潘美三级，把王侁除名流金州，刘文裕除名流登州。此时，潘美也是六十六岁的老将，转年虽官复原职，仍旧悒悒不乐，数月而卒。虽然老潘生前没有什么特别对不起老杨的地方，陈家谷口也是王侁先离开而致使缺守，潘老日后被评书艺人丑化成奸邪嫉功的大坏蛋，也真是他始料不及。

　　《宋史》传中，潘美与曹彬同传，处于列传第十七的位置，不仅仅是这两个人都生了个皇后女儿，更因为“二人皆谥武惠，皆与配飨，两家子孙，皆能树立，享富贵”，但是，如无平岭表、定江南、征太原、镇北门的大功，潘美万万不能被编于如此重要的传记位置。反观杨业，其名仅在列传三十一，排名差了许多。作为同时代的良将，对于宋朝的功劳，杨业比潘美还真的差许多。但是，劳动人民的嘴太厉害，经过评书、戏剧渲染，现在很少有人知道潘美功绩，只知道“杨家将”的事迹。

　　杨业有七个儿子，除杨延玉战死外，还有杨延昭(本名杨延朗)、杨延浦、杨延训、杨延瑰、杨延贵、杨延斌。其中，杨延昭最知名，一直在边地抵捍契丹。“在边防二十年，契丹惧之，目为杨六郎。”至于契丹人为什么称杨业长子为杨六郎，殊不可解。(如果是大排行，也不见宋人如此称呼他，辽人也不像汉人爱以大排行称呼别人)。杨延昭死年五十七。其子杨文广也是将门出将，曾随狄青南征，后又被委派至泾州、镇州为将。但杨文广三十岁左右即病死，英年早逝。至于评书、戏曲中所讲的佘太君、穆桂英和诸位“杨门女将”，史无所载，全属文艺“创作”。有一点值得一提，文艺作品中一直与杨家将为敌的萧太后，正是杨业被杀时的辽国实际统治者萧绰(小名燕燕)萧太后。

　　年底，耶律休哥又在望都大败宋军数万人。雄州刺史贺令图是力催宋太宗北伐的首谋之一，此人本性“贪功生事，轻而无谋”。耶律休哥派人持秘信见贺令图，骗他说：“我因功高震主，获敌罪于上，愿投附宋朝”。如此伎俩，小孩子都骗不过，贺令图偏偏相信，派人赠送耶律休哥贵重礼品。看见此鱼上钩，耶律休哥在军中放方言：“愿得见雄州贺使君!”傻不拉叽的贺令图闻言，忙率部下数千精骑，出城“迎降”。辽军大营洞开，贺令图一行通行无阻，行至主师帐前，贺令图下马，只见耶律休哥斜据胡床，指着他大骂：“你一直好称善于经营边事，今天竟能亲来送死!”于是，尽遣猛士上前，杀尽贺令图左右随骑，把这位贺知州当成“战利品”押回辽国。

　　自岐沟关大战后，宋军从进攻转为守势。辽军后来又不断兴兵，或大或小，侵扰宋境。端拱元年(公元988年)，辽圣宗又亲征，连下数城，幸亏宋将李继隆等人在唐河(今河北定州)附近击败了辽军，遏止了辽军的攻势。端拱二年七月，宋将尹继伦率千余骑奇袭耶律休哥数万辽军，当时，耶律休哥本人正吃早餐，慌忙弃箸而走，手臂被宋兵砍了一大刀，几乎断掉整条胳膊。此次大败，辽军死伤惨重，“自是数年不大举南下。”由于尹继伦是个黑脸膛汉子，辽兵相戒道：“当避黑面大王”。至道元年(公元 995年)，辽军又攻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均未得手，损兵折将。

　　宋太宗末年，西夏扰边，四川李顺乱起，所以宋朝无暇再与辽朝发生大规模战事，并曾派使臣向辽朝表示要恢复从前“友好关系”，辽朝不报。公元997年，宋太宗病死，死因正是高梁河之役的箭伤复发，引发内脏感染而致。

　　宋太宗伐辽失败的原因，无地利人和，诸种因素，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幽蓟之地，确实应该收取，何者，燕地不收，河北不固;河北不固，河南可危，山河险关陷于敌国，攻取无成，只能怪宋太宗时运皆太差。此外，正是由于宋朝君王对武将极其猜忌，使得大将们胜则自危，避功避权，畏首畏尾，如此将师，在关键时刻自然是想得过多，不可能集中全力去拼杀。另外一个原因，也在于宋太祖“先南后北，先易后难”方针的弊端――宋军与南兵交战，得胜太过容易，其志精，其情逸，忽然与北方辽朝魁梧的马上骑兵相遇，乍败乍胜，很容易气沮意沉，丧失必胜之气。打仗就是靠“气”，“气者，非可教而使振者也”，无知无畏无惧的“方新”之气，才是取胜关键，这些对于连年经历战阵的宋军将士来讲，尤其缺乏。宋代战争失败后，对宋朝最大的打击还是心理上的，即举国上下患了一种“恐辽症”，此种心态，和足球场上的“恐韩症”差不多，本来能赢的仗，最后关键时刻也会因心理方面的懦弱而莫名其妙地输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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