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灭亡：元朝（1271年—1368年），由蒙古族建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帝国。元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大过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那么元朝的灭亡是什么导致的呢？

　　1.永不停歇的战争机器：战争打的就是钱和粮

　　无论元朝是建立于1206年(蒙古汗国)还是1271年(国号大元)，到1368年灭亡之前，整个元朝没有战争记录的年份仅22年。

　　元朝的战争大约可分五个阶段：1206-1253年为灭西辽、西夏、金国、吐蕃、大理等国的阶段；1253-1279年为灭南宋的阶段；1280-1284年为镇压复宋起义的阶段；1285-1349年为对内镇压起义、对外侵略扩张的阶段；1351-1368则为元末农民起义阶段。在整个元朝历史中，没有战争记录的22年可怜巴巴地穿插其间，其中连续没有发生战争的时间最长都没超过三年(1303-1305年)；仅1280年统一中国后，有记录的元朝战争就已多达近230场，如果再算上1280年之前的战争，则肯定是多得数不清了。

　　自1280年元朝统一中国后，元朝并没有、也无法象其他初立朝代那样施行“休养生息”政策。1280-1284年间，元朝除了对日本、安南、缅甸等征战之外，它还要耗费大量精力对付国内此起彼伏的“抗元复宋”起义，“抗元复宋”最后以镇压了黎德起义告终，元朝在这期间的用兵规模一如之前的“元灭宋”战争差不多。在其后的几十年间，全国各地几乎每一年都有起义，加上元朝内部的各种内讧战争，元朝的“一生”似乎专为战争而存在，可谓是不折不扣的“战争机器”。战争打的就是钱和粮，不过一直以来，元朝政府似乎从没为战争消耗发愁过，即使它“打到哪烧到哪”，它也没有因此自绝了后路。在1206-1280年间，元朝的大多数战争实施的都是“三光”政策，打到哪破坏到哪，仅云南等少数地区例外。想当初，汉武帝、唐太宗等人在进行大规模战争前无不需要事先勒紧腰带、做好充分准备，元朝却从没这样做过，它只是不断习惯性地打呀杀呀，“战争”就是它的本能，“机器”就是它的本质，它就这样“惯性”地前后征服了四十多个国家，成为了空前伟大的中华帝国。

　　从这角度上说，元帝国依托“战争机器”而存，其真正实力其实是强大可怕的。如果从1271年算起的话，到1351年爆发大规模元末农民起义之前，元朝实际上一直就是个很经得起折腾的“壮年汉子”；即使1351年后它已算得上是“内部创伤”了，但面对元末农民起义的轮番轰击，它还是能奇迹般坚持了近二十年。对于这样顽强的战争机器，我们能说元朝是“徒有其表”吗？可以说，我国历史上没有任一朝代能在战争的持续消耗上与元朝相比较，元朝最后的覆亡，其实是典型的“趁它病取它命(内部政变)”或“群蚁咬死象”的过程。真正消灭元朝的不是实际意义上的战争，而是元朝自己的疏忽。有史学家曾分析说，如果1276-1279年间的南宋小朝廷以及1644-1662年间的南明政权可作为王朝延续的话，那么元朝的最后覆亡时间应延至1399年(北元)。如此算来，蒙古人建立的这段政权前后也有193年之久了，而不再是我们传统印象里的“98年(1271-1368)”。

　　正是得益于这样的战争机器，我国的西藏和云南地区才第一次被纳入了中央行政管理范围，我们今天的大中华版图是离不开元朝的奠基的；当我们中的许多人以“大汉民族”心态排斥元朝政权时，我们不妨自己想一想，貌似强大的“汉、唐、宋”是否曾正式有效管辖过西藏云南呢？不是刘彻、李世民和老赵们不想，而是因为他们的战争机器远不如元朝好使。从这一点上，我们是应当肯定元朝这“战争机器”的某些积极作用的；战争的表象虽然是不断的杀杀杀，但世界上哪个伟大政权不是这样“杀”出来？当我们在为成吉思汗自豪的时候，我们其实应同样为庞大的元帝国感到自豪。

　　2.镜花水月般的短暂繁荣：虽短暂却真实

　　前面说过，元朝是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下的，不过局部地区的战争似乎并不妨碍元朝曾出现短暂的繁荣。由于元朝的版图实在太大，许多局部性战争对它来说，或许只如人的脚趾头被轻轻踩了一下，这对人的正常生活享乐是毫无影响的。话虽如此说，不过在连年征战的状态下，元朝要真正做到“忘却小恙”去发展经济，这中间却真的需要大魄力和大智慧。由于元世祖忽必烈正是这样一位有作为的君主，因此元朝出现过短暂繁荣就并非偶然了，这也是一个朝代是否强盛过的真实体现。

　　元朝的繁荣状态是明显有别于其他朝代的，最突出的莫过于棉花的推广种植以及棉纺手工业的发展。农业上的《农桑辑要》、手工业上的棉纺丝纺制瓷等，都是元朝大力发展经济生产的有力举措之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加上开放的对外政策，这必然会间接推动商业的繁荣，元大都就这样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世界著名的商贸中心城市。且不说《马可波罗行记》里的记录是否真实可信，但元大都在当时蜚声国际却是不争的事实，否则《马可波罗行记》的传奇也就无从而来了。这就好比我们曾经向往香港，因此我们都会相信关于香港的美好描述一样，元大都就是当时世界人民心目中的“东方之珠”。一个很让我们大跌眼镜的事实是，西方人对“元大都”的认知度竟然要比长安、洛阳等要高得多，我想，若非元大都真正具有如此实力的话，光一本《马可波罗行记》是不足以引起元大都如此广泛的国际影响的。

　　经济商贸的繁荣若没同时伴随科学文化的发展，那样的繁荣就只是昙花式的虚无。所幸元朝的繁荣并非没有根基的浮台，“元曲、元剧”、“赵体(孟頫)书法”、“金属活字及套色印刷”等，无一不见证着元代文化科技的繁荣兴盛；而这些文化科技的繁荣并非仅局限在民间，元政府主导的《大元一统志》、《农桑辑要》等，也体现了元朝对文化科技事业的大力支持。由于元朝的统治思想没有以往根深蒂固的汉儒禁锢，因此其文化兼容度之高在中国历朝历代中是前所未见的，我国著名国学大师陈垣曾说：“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这就是当代学者对元文化多样性、务实性的充分肯定。“科技文化实力基于厚实的经济基础”，这是我们今天的说法；从元朝的繁荣中，我们看到的同样是一个基于强大战争实力和厚实经济基础的帝国，这种强大是无需用枯燥的数字去论证的。

　　元朝的繁荣非常实在，今天我们之所以说它是“镜花水月”，其实那只是相对元朝“寿命短暂”的说法。“镜花水月”是美丽的，这是对元朝经济文化的肯定；“镜花水月”又是短暂的，这就是我们对那段短暂美丽所产生的遗憾。在元朝长期的战争背景下，用当代的美学术语来说，元朝“镜花水月”的繁荣已有点“暴力美”的精粹了；我们想像一下，一头正在杀声四起，一头却正“西厢情绵”(《西厢记》)，那是多么强烈的对比！在元朝几十年的历史当中，我想这样的强烈对比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就好比人们每天在赏花赏月，一旁报纸上的每日新闻却都是战争报道一样。这样的奇特社会形态只能在实力强大的政体中才会泰然而在，这恰好证实了元朝并非“徒有其表”，相反，它很能折腾也很会“过日子”。我们可以不认可这种连绵征战下的繁荣，却不能因此就认为“元朝已被战争挖空了底子”。

　　3.自制混乱的不肖皇帝们：第一次让义军有了站稳坐大的机会

　　许多大家族里经常出现过子女为争家产斗得头破血流的事情，为何这样的事偏偏只发生于大家族里面呢？原因自然是因为这家族“斤两足份量沉”了。如果将元朝比作这样的家族的话，它也发生过一系列这样的内部争斗。史学家常说，元朝中期的政局动荡就是其全面走向下坡路的表现，我却说，正是因为元朝中期国力达到了鼎盛，这才导致了一系列动荡。试想一个落魄颓败的国家，又怎会引致不肖后代们争先恐后的争权夺利呢？“临死锄一把”显然并非那些不肖皇帝们的本意，他们这么做的意图无非是为了争夺一块眼馋夺目的“肥肉”。

　　元中期的政局动荡表现在，1295-1368短短的七十年间，元朝的帝王世系中就出现过十位皇帝，如此频繁的帝王更迭对一个统一性大国家来说自然不是好事情。再看看1295年是什么环境？1295年正是忽必烈刚去世的时候，其亲手打下的基业正是厚实之时。那一年即位的元成宗就好比乾隆接过了康熙雍正的基业一样，那时的元朝江山正是这么一块大肥肉。元成宗是忽必烈钦点的储君人选，如果他不是那么短命的话，忽必烈的治国方略或许还能长年延续下去，可惜元成宗仅在位13年就死了。成宗死后，武宗继位，并立了弟弟(仁宗)为储君，约定弟弟死后再归位给武宗子嗣。不过元仁宗最后违背了誓约，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后代，这就引发了元中期一系列的血腥政变，其中就有刺杀事件(南坡政变)、两地自立为帝事件(两都之战)、毒杀事件(上都兵变)等。虽说帝王争权经常打的是“正嫡”口号，但内心里谁不是为了权力江山呢？

　　中国许多皇帝在即位后往往要花上好一段时间才能稳固自己的权位，元朝如此频繁地更迭帝位，这就无形中削弱了其内部的凝聚力－－各派系势力一时不知该何去何从引致了内乱，这就好比一直紧握的拳头终于松开了一样。对一个难以击倒的人来说，他拳头松开的片刻就是对其发起致命进攻的绝佳时机，于是1351年，刘福通趁机第一个竖起了推翻元朝的义旗。其实那时候的元朝还是非常强大的，刘福通不过是充分利用了元朝内部各自为政的时机(伯颜专权)，否则他起义的结局也只会和元朝以往的无数次起义一样－－仅是给元朝挠挠痒而已。很不幸地，废黜伯颜后的元惠宗不但没意识到“是元朝自己制造了致命混乱”，反而将刘福通的起义跟以往一样等闲视之，这就让元末农民起义得以迅速壮大了起来。若非如此的话，在刘福通之前还发生过上百次类似规模的起义，但有哪次没被元朝强大的战争机器给镇压了下来呢？事实上，公元1362年的时候，元惠宗尚有足够的实力和机会彻底平定刘福通的红巾军起义，可惜太子(后来的北元昭宗)正在夺老子的权，元惠宗只好将精力放回朝廷内部上，最终让元末义军形成了燎原势力。

　　4.“咬死大象”过程中的群蚁：元朝的民族分化政策使蒙古人彻底被孤立

　　无论是刘福通的起义还是朱元璋的起义，义军队伍都是由各色人等组成的。和中国古代其他起义很不一样的是，元末农民起义队伍中的阶层品流尤其复杂，实际上，它们已超越了普通“农民”起义的范畴。

　　原来，元朝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统治，将全国人口不分民族种族进行了强制性的分化，蒙古人为一等人，西域各地居民则为二等“色目人”，原金国境内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以及曾作为元后方根据地的云南人就为三等的“汉人”，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人口则不分种族均为“南人”或“蛮人”。这样的人口划分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呢？当最高层的蒙古人与最底层的南人发生冲突时，且不管二等“色目人”是何种立场，由于他们远在西域，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三等的“汉人”呢，则很可能会左右观望，在局势明朗之前不会轻易靠向任一方。如此一来，冲突就成了“蒙古人”和“南人”之间的双方对峙，在人口优势上，“蒙古人”首先就会大输一筹了。由于“南人”的组成中有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小地主、知识分子等(不分民族)，因此当诸多阶层联合起来时，其蕴涵的力量是元朝政府始料不到的。换句话说，元末的“农民”起义实际上就是“南人起义”，其实质就是两大人口等级的正面对抗。其实元朝一开始就犯了个错误，它实在不应该将人口最庞大的整个群体都定义为“四等人”，这等于是为自己培养起最具潜力的抵抗对手。

　　传统史载说，元朝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以及蒙古人和其他三个等级人种的矛盾；不过在元末，这两种矛盾对比均已出现了变化。首先看“地主阶级”，这一阶层的人曾是元朝政府有意拉拢的对象，但由于部分“小地主阶级”可能是“汉人”或“南人”，当与蒙古人发生等级上的矛盾时，这部分地主阶层就很容易走到与元朝政府对立的一面，而不管这一面的人口是什么组成。许多手工业者、商人、知识分子等，也在等级歧视和压迫过程中逐渐加入义军队伍，由于这部分人的存在，“农民义军”就成了一支融合各社会阶层智慧的队伍，这在历史上都是很“独一无二”的。我们稍分析一下朱元璋的队伍就清楚了，他的队伍当中，似乎除朱元璋本人之外，大多数将领谋士都不是“土包子”出身。而关于“蒙古人和其他三个等级人种的矛盾”，正如前面所说，这在元末实际上已演变为“蒙古人与南人的矛盾”，前者矛盾是普遍性暗藏着的，后者矛盾则已是激化性的表面存在。无论这些矛盾对比出现何种变化，蒙古人元末战争中被彻底孤立已是无奈的事实。

　　以“群蚁”来形容元末义军是很形象的。在刘福通、张士诚、陈友谅、朱元璋等义军队伍的分段牵制、轮番啃咬之下，庞大的元朝才逐渐被蚕食殆尽，而这一过程竟也持续了近二十年－－实际上这二十年也只是将元朝赶回了漠北而已，退回大漠后的元军还曾组织过两次很有威胁性的大规模反攻大都战争；当“北元”最后被鞑靼所灭时，已是明朝建立三十年后的事情了，所以说，元朝这头“大象”还是很经“啃”的。“帝国”只是一个行政概念，和国家强大与否并无必然联系，当元朝的全国行政核心消散后，这个庞大的元帝国自然也就瓦解了，瓦解得如此迅速、如此意外。

　　5.结语：一个因历史意外“盛年而逝”的朝代

　　元朝自建立之始到退居漠北之前，其实力一直是很强大的。它灭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外族人”的身份给自己树立了太多潜在敌人，在元朝皇帝犯下了许多皇帝都曾犯过的错误时，它的敌人们就瞅准了空子一哄而上，生吞吞地将这庞然巨物分而“啃”之。元朝实际上是一个“盛年而逝”的悲壮朝代，因为它远还没到残旧老化的地步。和秦朝隋朝不一样的是，秦隋两朝都是在晚期时才爆发农民起义，进而被推翻了政权，但对于元朝来说，不断的战争与持续的起义只是它的存在常态；确切地说，元朝在这样的常态下走向灭亡只是个历史意外，而非历史的必然进程。元之后的大清正是吸取了元朝“民族分化”政策的教训，这才有了清朝近三百年的江山。

　　常规上，历史学家们多以1351年“红巾军起义”作为元朝灭亡前的分水岭，那只是元灭亡后才勉强如此定义的；若非元仁宗“违背誓约”那点意外，“红巾军起义”或许只是元朝历史上无数次的普通起义之一，因为我们迄今都没有找到元朝“立朝－－兴盛－－衰败”之间的明显分界线。严格说，元朝退出大都时，实际上只意味着元朝结束了对全国的统治，“元亡于1368年”的说法，朱元璋到死都没敢这么说过－－因为那时候还有个“北元”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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