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九一八”叛国内幕：他三岁登基，在辛亥大潮的翻涌中三次上下龙椅，后成战犯，再变公民……他就是中国的末代帝王——爱新觉罗·溥仪。
在长春东北角的伪满皇宫，就见证了他的第三次登基，成为伪满时期的傀儡皇帝。
伪满皇宫，占地13.7万平方米，原为民国时期负责盐务管理与运输的吉黑榷运局所在地，是溥仪充当伪满时期傀儡皇帝时的宫殿。
民间曾流传这样一句话：“小皇帝住盐仓，咸(闲)龙一条。”
一语成谶。
时下，来到伪满皇宫。除了那段被人熟知的傀儡历史，讲解员更愿意讲述种种宫闱逸事，比如马桶上批奏折的溥仪，缉熙楼里以鸦片为生的皇后婉容。
而在人们心头萦绕的是：这个傀儡政权为什么定“都”于长春而不是沈阳?长春又为什么改名为新京?溥仪粉墨登场后，为什么不称皇帝而称“执政”?
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似乎更能还原溥仪复辟梦的破灭。
粉墨登场
请愿和出山都是日本人安排的
1931年11月，溥仪是带着日本人 “皇帝”的承诺，从天津逃到了旅顺，梦想着复辟大清王朝。
日本人的这个承诺，在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有详细的记载。
1931年10月份，土肥原贤二来到天津，亲自与蜗居于天津日本租界静园中的溥仪进行“建国”会谈。
“这个新国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溥仪最关心的。
土肥原言之凿凿：“这是个独立自主、完全由宣统帝您做主的国家。”
溥仪说：“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这个问题嘛，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土肥原敷衍道。
“不!”溥仪强调，“如果是复位，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
土肥原信誓旦旦地说：“当然是帝国，这是没问题的。”
溥仪听到土肥原的保证，点点头：“如果是帝国，我可以去。”
而实际上，溥仪甫一踏上东北的土地，他就意识到自己“头已经伸进老虎嘴里”了，回不了头，原先日方允诺的帝制被改成了所谓满洲执政，并第一时间被限制了人身自由。
1932年3月1日下午，奉天代表冯涵清、吉林代表张燕卿、黑龙江代表赵仲仁、内蒙古代表苏宝麟、呼伦贝尔代表凌升、哈尔滨特别区代表葆康等六人来到旅顺溥仪的住所，递上一份恳请书，恳请溥仪出山就任伪满的“国家元首”——“执政”。
溥仪装模作样地推辞一番说，就任执政“兹事体大”，“不得如此仓促”，本人“才识学浅”、“难堪大任”等等。
六人跪在地上言辞恳切地一再请求溥仪就任，溥仪对此“严词”拒绝。六人没办法，只得悻悻离去。
3月4日，一个32人的请愿团再次来到溥仪住所，请求溥仪就任“执政”。这些人高声宣称，此来是代表3000万东北老百姓的共同心愿，如果溥仪不答应，他们无法对3000万百姓交代，希望溥仪不要辜负民众的殷切期望。
溥仪看戏演得差不多了，拿出了准备好的答词，表示“愿意就任执政一年”。其实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关东军事先安排好的。就这样，在旅顺被软禁三个多月的溥仪终于要粉墨登场了。
对于这段历史，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也有个评价，他说：“我不过是纸牌上的皇帝，不过是可以吃掉别人的牌，以赢得一笔赌注而已。”
帝王之梦
溥仪欲借日本力量完成复辟
1932年3月8日15时，溥仪的专列开进长春车站。
一走下车厢，对于那些整列相迎的日本人和伪满新贵，以及礼炮、仪仗队之类，溥仪并不觉得怎样。
当见到站台一侧扯起一面大旗，上面写着“吉林八旗旧臣迎大清宣统陛下”几个大字，旗下跪了黑压压一大片穿着长袍马褂的人，口口喊着“皇上万岁”时，溥仪哭了。
后来，溥仪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当我一眼看到那些人手里拿着前清的‘黄龙旗’向我欢呼的时候，更是使我生出了‘不图重见汉官仪’的感情，觉得自己仿佛又重新回到老家一样。”
当年的4月，溥仪就搬进了由吉黑榷运局所改建的“伪满皇宫”。
坐落在长春城北的这座“皇宫”，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气势上，都和北京的紫禁城无法相比。但就是在这个距离北京紫禁城两千里之外的“新皇宫”，溥仪相信自己已经迎来了人生当中最好的一个机会，他深信自己可以借助日本的力量，再一次复辟大清。
溥仪就任伪满执政时正值“春秋鼎盛”之年，雄心勃勃地要完成“复辟大业”，曾对陈曾寿发誓说：“将忍耐一切困苦，兢兢业业，发誓恢复祖业，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甘休。”
于是，溥仪依照祖训“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自己的“金銮殿”确定了名号。
日本阴谋
定“都”长春更名为“新京”
溥仪到东北后，关东军加紧了筹建伪满洲国的步伐。
定“都”在哪里?
日本人内部吵得很激烈，有四地进入待选：沈阳、大连、哈尔滨和长春。
最后，关东军一锤定音：定“都”长春。
长春，成为伪满“首都”后，就有了一个伪名字：“新京”。
上个世纪30年代，日本作家钝田研写过一部历史小说《满洲建国记》，其第三卷《新京》记载，1932年3月10日，刚刚成立的伪满洲国国务院召开第一次会议。
伪国务院总务厅长、日本关东军特务部部长驹井德三主持会议。
会上，驹井德三向在座的伪国务会议成员征求长春更名的意见：“有没有什么好名字呢?”
伪外交总长谢介石摇晃着又小又圆的脑袋第一个提议：“叫‘新京’怎么样啊?”驹井很欣赏，当即表示：“好名字啊!”
“叫‘复京’也不错嘛!”提出这个意见的，是伪财政总长兼吉林省省长熙洽。此人不仅投靠日本卖国求荣，且一心向往恢复大清帝国，偏爱“复”字。
4天以后，即1932年3月14日下午，又在仍由驹井主持的第四次伪国务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
驹井说：“首都怎样更名，还是4天前留下的悬案，今天一定要解决。”
这时又有人提出第三个意见：“叫‘盛京’怎么样?”
郑孝胥则抬出溥仪来达到“一言九鼎”的效果：“如果叫‘新京’，据我所知‘执政’阁下也不会有异议。”
就此决定把长春更名为“新京”，次日发出布告。
其实，在“新京”、“复京”、“盛京”三者之间，可供日本人选择的只有“第一个名字”。
因为“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军方早已为“未来的新国家”定位：它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也不是清朝的延续，因此绝不能使用“复京”之名。至于“盛京”一名早已有之，即清兵入关前的满族故都沈阳，入关后称为“陪都”，当然不可以移植这样的地名。
再走过场
第三次登基称帝
溥仪虔诚地相信，这个皇位是向复辟中国皇帝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能见证他这种信心的是伪满皇宫兴运门的建成，时值溥仪第三次登基做伪满皇帝前夕，溥仪认为自己即将成为九五之尊，便命人在其门楣上雕刻二龙戏珠图案，并亲自将其命名为“兴运门”，希望国运从此兴隆。
但是，他的这第三次登基，却当上了傀儡皇帝。
伪满康德皇帝“登极”大典共有三种仪式：郊祭仪式、“登基”仪式和飨宴仪式。
郊祭仪式即在杏花村(今文化广场)搭台祭天，由于日本人强调伪满帝国并非“后清”，不允许他按《大清会典》旧制办，所以这次溥仪争得能亲率宫廷仪仗队到搭天坛的地方——杏花村去举行登基祭天礼的机会真不容易，他当“康德皇帝”的十几年中也只有这一次!
据可靠史料，溥仪宫廷仪仗队出宫以后，经长通路、七马路、朝日通(今上海路)西行，至日本驻伪满总领事馆大使官邸前，直向大同大街(今人民大街)进发。
车队通过大同广场(今人民广场)后西行，8时15分到达杏花村顺天广场内郊祭场(今文化广场)，这里用土垒起天坛，借以举行郊祭典礼，也就是告天即位古礼。
溥仪为了这一天，甚至早就派人从北京偷偷将光绪帝的龙袍带到了长春。然而，日本人却一定要他穿“大元帅”礼服。争来争去，各让一步：祭天行礼时穿“龙袍”，礼毕换装，着“大元帅”礼服下坛返“宫”。
8时30分开始举行祭天礼，溥仪身穿龙袍，从捧玺官手中接过国玺，交给司玉官，向神案三鞠躬，退下，即告礼成。
而就是日本许可他穿戴清朝皇帝龙袍，举行登基祭天大礼，着实令他多了一番想入非非。
当天中午又在勤民楼二楼正殿举行“登极大典”，将“满洲国”改为“满洲帝国”，溥仪登极为“满洲帝国皇帝”，改年号“康德”，“执政府”改为“宫内府”。
野心勃勃
组建自己的“护军”
在与日本人的交往中，溥仪也深深地感到日本人的不可靠，想要复辟大清，就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筹划“十万精兵入中原”。
为此，他私下出资派遣自己的亲信十余人包括他的弟弟溥杰，入日本陆军军官学校，研究军事战术，以备他日之用。再者，将自己的护军共300人，加强训练，全副武装并试图扩大。
护军，原本就是溥仪的保镖。可是，溥仪来到长春后，这支伪满特殊部队的性质却发生了变化。因为溥仪心里也清楚，他要真正拿回在自己手上失去的清朝政权，就必须有自己的军队，而不是仅仅依靠狼子野心的日本关东军。扩大护军是他就此迈开的第一步。
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期间回忆说：除了我由天津带来的十几名“保镖”之外，我还在当时从内蒙古、北京等处共招来约三百名青年，编成一支分三个队的所谓“护军”。不过这种编制和过去在北京“清宫”里的“护军”不同，并不是“皇宫警察”的性质，而是一种变相的陆军。不但拥有步枪、轻机之类的装备，就是教育训练等等，也都是按照正规陆军的方式施行。当时任伪“统领”的伪上校郭文林和三个伪少校队长，其中两个队长都是拿我的亲信来充当，并且还让我的心腹喽啰头目——伪执政警卫处处长佟济煦亲自管辖着这支伪部队……
起初，日本人对溥仪身边的这几百名“保镖”并未在意，不过时间一久，狡猾的日本殖民者发现这些保镖成了他们控制溥仪的障碍，于是想方设法修补漏洞，扼制护军的发展。
日本对伪满护军的种种限制，终于酿成了数年后的“大同公园事件”，给日本关东军提供了打击伪满护军的绝好借口，以中日军人冲突为由，解散了溥仪的护卫部队。
帝宫新生
原基址建成“地质宫”
1940年6月，溥仪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日本之行，日本人藉此强迫溥仪放弃中国祖先崇拜的仪式和遵循的儒家学说，采用日本的官方宗教——神道作为伪满洲国的国教。
在归途的车上，溥仪“忍不住地哭起来”。溥仪写道，在“建国神庙”向日本天照大神祈祷，比亵渎他大清祖宗坟墓更令其羞愤，更令其厌恶。
为了抚慰伪帝，这一年，规划多时的新皇宫终于动工了，日本人提出以北京故宫为直接参照，总计占地52万平方米。
根据中国古代宫廷“前朝后寝”的传统模式和北京清宫坐北朝南的布局格调，精心设计了建设方案，把新皇宫正殿前占地约14公顷的区域，规划为至少容纳30万人的“国都广场”，作为国民遥拜伪皇帝的场所。
新皇宫东西两边南北走向的大街，分别取名叫东万寿大街和西万寿大街，溥杰的住宅即坐落于西万寿大街117号，正是新皇宫的右侧。
新皇宫正殿前面，则是广阔的“国都广场”(今地质宫楼前广场)，作为国民遥拜伪皇帝的场所。广场南横跨兴仁大路(今解放大路)的，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宽阔的顺天大街(今新民大街)，街心建有美丽的绿化长带，随着季节变化而有不同花木呈现出缤纷的色彩，大街两侧便是伪国务院和各部办公大楼。
新皇宫原计划8年建成，到1943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物资匮乏，水泥、钢材和有色金属材料更为紧张。
在太平洋战争的隆隆炮声中，不要说新皇宫的建设，连悬于旧皇宫大厅的吊灯上的黄铜、铺设在宫内的地毯及一切装饰物中的白金制品，通通作为“军需品”捐献给“大东亚圣战”了。
溥仪不停从外电广播中感受到日本帝国颓败的迹象。
1945年8月11日，原子弹在日本长崎扔下的第三天，溥仪和弟弟溥杰以及部分宫廷人员离开了寄居13年的伪满皇宫，登上了驶往通化的火车。因为苏军的空袭，火车被迫改道至通化郊外的大栗子沟。
1945年8月17日，在通化大栗子沟一处日本铁矿公司的日式住宅里，溥仪最后一次用印，颁布退位诏书，在仓皇北顾中，结束了这场持续14年的赌博。
新中国成立后，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按照中国古代建筑风格设计，在伪满规划建设的“皇宫”原基址上，兴建起一座绿色瓦顶宫殿式建筑，名为“地质宫”。原先规划的52万平方米面积，现在是长春的文化广场，与新民大街上的伪满八大部大楼遥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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