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是一场意志的较量。恐惧、自尊与仇恨交织而成的力量，让苏联人在最血腥的对决中坚持到了最后。

　　近日，一本名为《斯大林格勒协议》的新书在德国发布。以参战军人的记忆为载体，这部专著载着读者穿越时空，重返伏尔加河河畔那座血火交织的城市……

　　1943年1月31日拂晓时分，苏联士兵在德军第六军团高级指挥官的藏身之处——Univermag百货公司的地下室里，将军团司令弗里德里希·保卢斯等一批德军将领俘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血腥的篇章——斯大林格勒战役终于落下帷幕。

　　长久以来，对于这场改变了欧洲战场形势的“转折之役”，坊间存在许多传言，譬如：苏联红军之所以奋不顾身地英勇杀敌，以弱胜强，主要是因为斯大林在队伍中安插了许多“督战官”——秘密警察，如果发现谁畏战，就会将其“就地正法”。

　　这是否是被刻意隐瞒的真相?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近70年后，德国学者约亨·赫尔贝克怀着对那段历史的好奇，对苏联人自己记录的秘密档案进行了详尽的解读。

　　亲历者记述曾被打入冷宫

　　斯大林格勒战役于1942年7月17日打响，1943年2月2日结束，给苏德双方均造成惨重损失。对纳粹德国而言，这场战役的失败，不仅终结了其“南方集群”自1941年以来保持的攻势局面，而且直接使其在与苏联的军力对比中落于下风。

　　对听惯了捷报的德国民众来说，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失败也是一个重大的心理转折点。“……消息传来后，德国人民都感到无比震惊。”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在1943年2月4日这样承认。英国已故左派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则如此总结彼时的形势：“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每个人都意识到，德国战败只是时间问题。”

　　那么，作为胜利者的苏联红军，对这场命运之战又有怎样的感受?实际上，二战还在进行过程中，便有苏联学者着手把它们变成文字。这便是伊萨克·伊兹赖列维奇·明特斯和他领导的“爱国战争历史委员会”所从事的工作。这个1941年经官方许可成立的组织，目的是让所有曾经在战场上浴血拼杀的苏联军人——从士兵到将军，从飞行员到坦克手——都能毫无掩饰地表达自己对战争的想法、认识，特别是切身体验。

　　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不久，“爱国战争历史委员会”的特派员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采访了20多名见证保卢斯被俘的苏军士兵。后来，该委员会又与驻扎在斯大林格勒的215名军人进行谈话，受访者并不掩饰对战争的反感，甚至批评上级的决策。

　　由于某些说法太过直言不讳，与莫斯科方面的“宣传基调”多有不合，苏共中央经反复研究，只允许公开其中一小部分。1945年后，官方不再有兴趣强调普通军人的英雄故事，转而宣传“伟大领袖斯大林在这场英雄史诗般的战役中的光辉形象”。这样一来，“爱国战争历史委员会”整理的大约5000份档案，便深埋于苏联科学院的资料库内无人问津。

　　直到2001年，当时在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任教的赫尔贝克偶然听说了这些珍贵的史料，此后10年间，他多次奔赴莫斯科，希望让苏联军人的真实心声重见天日。

　　政治鼓动比督战官更管用

　　赫尔贝克努力的成果，便是《斯大林格勒协议》一书。其中包含了参战苏联军人的照片，他们的受访记录及相关背景。这些第一手资料，当然不会改变史学界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评价，但确实修正了某些流传甚广的观点，首当其冲的便是前线“督战官”的传说。

　　毫无疑问，在战役进行到生死关头，双方都杀红了眼时，的确有苏联军人被同僚处决。时任苏军城防部队最高统帅瓦西里·崔可夫中将，便向“爱国战争历史委员会”承认，他亲自解决了几个“懦夫”——“9月14日，我开枪打死了一支部队里的指挥官和人民委员，之后又毙了另外两个旅的指挥官和人民委员。其他人见状，全都吓傻了……”

　　不过，按照赫尔贝克的说法，“阵前处决”的范围被高估了，这与纳粹德国进行的反苏宣传有关。仅就目前的资料而言，确定因“怯战”而被处决的苏联军人约为300名。

　　《斯大林格勒协议》揭示的情况是，苏军士兵甘于牺牲，“比德国人更可怕”的督战措施仅仅是次要原因，无处不在的政治工作对确保部队士气发挥了关键作用。配置到每个连队的政治委员，夜以继日地向士兵们喊话，要求共产党员身先士卒。

　　于是，尽管伤亡惨重，1942年8至10月间，苏军前线部队中正式党员的数量，还是由2.85万人猛增至5.35万人。政委们还利用战斗间隙，到处分发描绘“当日英雄”事迹的传单，上面有受表彰者的大幅照片。有时，他们还会把获奖者的肖像寄给他们身处后方的亲朋好友。

　　“必须承认，就整体而言，当时的苏联红军是一支高度政治化的队伍。”赫尔贝克写道。

　　除了在战斗时士兵鼓劲，苏军政工人员的另一项常用技巧是一对一谈话。“到了晚上，战士们更愿意敞开心扉，政委就可以抓住机会走进他们的灵魂深处。”苏军第64集团军步兵第38师政治委员伊泽尔·雅岑伯格回忆说。他总是带着“鼓动皮箱”在战壕间穿梭，箱子里除了宣传用的小册子和书籍，还有跳棋、多米诺骨牌等娱乐用品，目的是“让战士们不再受到恐惧驱动，而是要让他们懂得，要凭借自己的政治觉悟战胜痛苦。”

　　投入巨大的政治鼓动，成功地让苏军士兵相信，比起德国人，自己在政治上和道德上更加坚定;而只有相信自己是在为更崇高的目的奉献的人，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因此，当被俘的德军士兵纷纷声称对政治不感兴趣时，苏联人反而认为那是软弱的表现。

　　“仇恨让我变成了野蛮人”

　　政治宣传的作用固然不可忽略，但赫尔贝克在研究中发现，越是普通的苏联士兵，对“爱国主义”、“崇高理想”等主题相关的言辞提得越少。驱动着他们在战场上生存下去、拼死抗击一度占优势的德军第六军团的，更多的是一种最原始的情感——仇恨。

　　德军在苏联土地上烧杀掳掠，点燃了几乎所有受访者的怒火。“看到年轻女人、孩子被吊死在公园的树上，这一幕给我们的冲击太大了。”上校皮奥特·扎耶切夫斯基说。他对一个德军弃守的据点印象深刻——一具战友的尸体横陈在面前，右手的皮肤和指甲被拔光或撕掉，双眼被戳瞎，左太阳穴上有个烙铁造成的伤口，右脸则被易燃液体烧得变了形……

　　即便是意识形态上的死对头，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很多苏联人视德国为文化之国，对后者独特新颖的工程技术也相当钦佩。正因如此，接受“爱国战争历史委员会”调查的苏军士兵表示，在战场上与德国人遭遇时，对方表现出的残暴让他们深受震动。

　　一名审问过战俘的军官在记录中强调，德军士兵不断攻击平民，并且“盗窃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时，他们竟会毫无愧疚地跟我们谈起这些事情。”

　　侵略者的倒行逆施，为苏军的宣传工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结果，“每个苏联士兵都极度渴望尽可能多地杀掉德国兵”。狙击手阿纳托利·契科夫向“爱国战争历史委员会”描述了他开枪杀死第一个敌人后的心理变化，“最初的感觉糟透了，我竟然杀了一个人……但紧接着，我便想到了受难的同胞，开始无情地向德军开火。我变成了一个野蛮人，我杀他们!我恨他们!”接受访问时，契科夫已射杀了大约40名德国士兵，多数是一枪爆头。

　　复仇狂热遮蔽了对死亡的恐惧，但这种遮蔽总归是暂时的。电影《兵临城下》主角的原型、“苏联英雄”瓦西里·扎伊采夫累计消灭了242个敌人。他在战役结束后的一番话，却流露出不安和动摇：“你会永远记住，记忆具有强大的冲击力。现在我的神经不稳定，还会不停地晃动。”他的一名战友则补充道：“在斯大林格勒待5个月，等于在其他地方待5年。”

　　德国人的声音无缘被记录

　　“爱国战争历史委员会”的工作，让苏联军人的喜怒哀乐得以流传后世。相比之下，作为战败方的德军官兵就没那么幸运，多数人连倾诉的机会都没获得，就投入了死神的怀抱，或者是西伯利亚的劳改营。

　　在70年前的那个严冬，本来处于进攻位置的德军遭到苏军反包围，只能由空中获得微薄的补给。德军士兵忍饥挨饿，也没有足够的衣服抵御寒冷。尽管第六军团司令保卢斯一直勉励部下，“哪怕再多坚持一天就有希望”，他们试图突围的“冬季风暴”行动还是以失败告终。

　　1943年1月的最后一天，弹尽粮绝的保卢斯及同僚成为苏军的阶下囚。第一个在百货公司地下室里发现保卢斯的是利奥尼德·维诺库尔：“我进去时，他就躺在床上……”这位苏军中校看到，“他的胡子大概足有两个星期没刮，看上去勇气尽失。”

　　这位德军最高指挥官的藏身处就像个公共厕所。“污物、排泄物，还有一堆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堆得齐腰高，污秽得难以想象……”在“爱国战争委员会”的记录中，另一名苏联军官阿纳托利·索尔达托夫如是说。

　　双方对视了十几秒，形容枯槁的德国人抛下了武器。其实，他们要自杀很容易，但保卢斯和其他高级军官没有这样做。就在此前几天，希特勒还授予保卢斯元帅军衔，这当然不是因其在战场上的“卓越表现”，而是在暗示重围中的后者“杀身成仁”。

　　希特勒失算了。走下战场时，这些俘虏收获了苏联军人鄙夷的目光。在率部为斯大林格勒战役划上句号的伊万·布尔马科夫少将看来，“他们没有死的勇气，尽是些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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