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屋兴宣(1888-1977)全面侵华战争的近卫文麿内阁与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东条英机内阁的大藏大臣，理财圣手，他“独创”的一系列财政经济政策不仅使日本避免了战时经济的倒退和崩溃，而且使日本军国主义者免去了进行战争过程中的财政之忧，是日本军部敢于穷兵黩武、扩大战争的坚强后盾和得力干将，28个甲级战犯之一。战后出任池田勇人内阁法务大臣。

　　出露头角

　　和绝大多数高等文官一样，贺屋兴宣的经历也很简单，从一高到东京帝大经过高文之后成为了大藏省的帝国高等文官。他天生就有一副弄钱的本领。1923年9月关东大震灾，救灾需要钱，那时贺屋兴宣还只是个刚从帝大毕业，在大藏省根本就没有说话的资格的菜鸟，但他找出来了一条弄钱的路子。

　　那时候的电话是奢侈品，考过了高文的高等官的初任年薪也就600日元左右，而一台电话机的安装权在黑市上要卖到3，000日元。贺屋经过计算之后，发现即使在东京增加一台电话也用不了1，800日元，就提出把装电话的方法改为交现钱就给装电话，正好当时就在搞救灾重建，大兴土木，捎带着就能把工程搞了，收来的钱又可以拿去进口电话交换机，有多余的还能用到救灾上，一举多得。

　　“下克上”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社会或者组织下层的日本人在相信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时候，绝不肯轻易妥协。军队的少壮派军官是这样，衙门里的少壮派官僚还是这 样。只不过官僚们手中没有武器，不会搞政变罢了。贺屋兴宣知道在自己在大藏省人微言轻，就去找了管电讯的递信省，得到了递信省的大力赞同。

　　等到递信省的报告送到大藏省后，暴怒的大藏大臣把出主意的贺屋叫去大骂一顿，说欧美各国的电话都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你怎么想出来收巨款装电话，这不是让别 人笑话吗?贺屋据理力争：实际上地震之前黑市上就已经是三千了，我的方案只是一千八，本身就对用户有利，你如果不采用这种方法就抽不出钱装电话，黑市价很 可能一直会涨到一万，这笔钱到底是该进国库还是给黄牛?到底哪种方法给人笑话?吵到最后结果到底还是采取了贺屋的构想，而这就日本普及电话的开端。

　　出谋划策

　　贺屋刚开始搞预算时候的负责的是海军预算，1927年的日内瓦海军裁军会议和1929年的伦敦海军裁军会议他都作为大藏省的随员参加了。知道弄钱困难的贺屋 兴宣当然希望日本能够接受英美提出的裁军方案，但被作为海军省次席随员的山本五十六少将狠揍了一顿，被揍出了鼻血的贺屋兴宣听着山本五十六的“再不住嘴把 海军军官全部叫来揍你”的威胁，只能住嘴，好在最后海相财部彪还是在协定上签了字，才让日本过了几年安定日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部势力肆虐日本政坛，其向外扩张的野心与日俱增、不断膨胀，以致在日本掀起了异乎寻常的军备扩张热，贪得无厌地不断要求扩大军费预算。由于大藏省掌握着年度财政预算的大权，军部再狂妄，在大藏相面前也要忍让三分，在这种情况下，贺屋认为，利用大藏省并通过大藏大臣控制军部的时机已经到来。

　　1935年，贺屋兴宣任大藏大臣高桥是清手下的主计局长。在高桥心目中，贺屋一直是个不可多得的理财能手，因此对他格外器重和信任，每每遇到棘手的难题，都免不了要与贺屋商量，请他帮忙出谋划策。1935年秋，在冈田内阁为编制1936年度预算举行内阁会议前夕，高桥召见了贺屋，就军费预算问题征求了他的意见。：“军部那帮家伙，尽提些轻率、愚蠢的要求，对这些要求当然不能理睬，不过，现在的军部是以下克上，在这种情况下，对狂妄的年轻中佐、少佐们，是给他们一点儿甜头好，还是给他们一点儿颜色看呢?从政治、财政方面考虑，你认为如何掌握适当?”

　　贺屋回答道：“对这个问题不宜采取过于缓和的态度。如果给他们一点甜头，反而会怂恿他们想要更多的甜头。因此，需要把真实情况讲明，要所有阁僚和军部的人认真严肃地来考虑这个问题，除了高桥先生，没人能做到。”

　　贺屋的一席话说得高桥心里感到十分熨帖，于是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内阁会议上，高桥从和平、国力、财政的角度，阐述了其试图调和军需与经济之间关系的主张，并得到了多数阁僚的支持。由于他的这一做法明显不适合军部的口味，使得他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排挤与压制，并最终导致他在1936年爆发的二·二六事件中，被皇道派青年军官杀害。

　　高桥遇害后，贺屋兴宣感到很内疚，并在心里为高桥鸣不平，但他在表面上，他依旧在大藏省“任劳任怨”地工作，并逐步得到新内阁的信任。倡导统制经济冈田启介内阁由于“二二六”事件的发生而倒台，其后的广田弘毅内阁是在军部的强力干预下产生的。大藏大臣由马场瑛一担任，他上任后立即作了重大的人事调整，换上了一批迎合军部的人物，原来的抑制军部派基本全被撤掉，只有贺屋兴宣保住了自己的乌纱帽。 1936年5月，贺屋兴宣出任大藏省理财局长，掌管金融政策。

　　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组建了金融室，调查发行公债的限度与编制新计划。当时日本的财政预算，每年都要依赖发行巨额公债来维持。有一种说法，“公债不管发行多少，只要能用储蓄吸收回来就可以。”贺屋对此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公债的发行限度是受其所需物资的供给限度制约的，如何确定发行的限度至关重要。”因此，他着手调查研究公债的限度问题。贺屋兴宣担任理财局长前后共计八个月，在此期间，日本军部的势力日益膨胀。为使日本经济能够适应军部的需求，贺屋开始倡导推行统制经济。

　　1936年秋编制的预算方案，似乎称之为军费预算更为贴切，因为它成了以军费为主的大幅膨胀的预算。在预算方案明显向军费一边倾斜而有可能遭到阁议反对的情况下，贺屋兴宣不失时机地提醒陆海军财务负责人说：“你们真正需要的不是钱，而是武器、弹药及其制造设备。但是，铁、铜、镍等金属和石油、皮革、木材等必需的原材料在日本少得可怜，这些东西需要大量进口。光靠大藏省纳入预算，并不能保证获得必要的资财。”贺屋又进一步地献策，“必须把重要物资需求量的增加额计算出来，才可供编制国际收支时参考。”贺屋的这套理论，后来被称为“物资预算”，并博得军部的赞赏。

　　财经原则

　　1937年2月，林铣十郎内阁取代了广田内阁，结城丰太郎出任藏相，贺屋被提升为次官。当时的形势是，人们非常担心由于军部对财政的统制而导致通货膨胀。贺屋根据其长年的经验，认为，尽管在当时的日本，官僚既没有搞统制经济的能力，民间也缺乏统制经济的承受力。然而，只要军部想继续坚持庞大的军费预算，就只有走统制经济的这一条道路，以保障日本的经济不受冲击。为此，他首先制定了实行统制经济计划的三项原则：一是与物资供需相适合;二是与国际收支相适合;三是与扩充生产相适应。这三项原则后来被称为“贺屋财政经济三原则”。

　　我们来仔细解读一下贺屋的财政经济三原则，就可以理解贺屋兴宣之所以能够在大藏省不断受到提拔和重用的个中奥秘了。贺屋提出“物资供需关系相适合”原则的理由是：日本的物资结构包括自产物资和进口物资两种，这二者既要维持最低限度的国民生活，又要最大限度地充实军备，其物资需求十分庞大，其中尤其是对日本匮乏的生产原料和矿产等物资的需求更为紧张。有鉴于此，就必须在可能的范围内明确需求限度并加以尽力限制，这是至关重要的。通过采取这一措施，努力实现物资分配在最大限度上的比例适当。就最重要的分配结果而言，其目标是要使其总和不超过进口及国内生产的最大限度。这一原则较之作为通货膨胀对策的单纯抑制总需求的做法无疑是前进了一步。 关于“与国际收支相适合”原则，贺屋认为，首先应规定进口能力的限度，在限度许可的范围内再考虑进口能力，根据各种物资需求的重要程度来确定其进口限度的分配比例方案，并据此掌握进口许可制。至于扩充生产力的具体方法，贺屋认为，这方面存在着两大问题，一是扩充什么样的生产力，二是扩充生产力所需要的技术、劳力和资材。如何最有效地使用一国的经济能力，并能够防止其出现破绽，是经济政策的根本目标。

　　然而，毕竟“财政经济三原则”在日本还是首次尝试，加之日本国内存在的诸多因素很有可能妨碍这一计划的实施，因此贺屋心里并无底数。在他看来，在当时日本国内存在着两大致命弱点，一是日本尚不具备足够的制定综合性具体方案的能力;二是国家各部门的本位主义现象十分严重。特别是陆、海军都希望能分得一块更大的蛋糕，因此内部争斗十分激烈。由于这种本位主义的作祟，仅在方案制定阶段就可能面临重重困难;退一步说，即使是勉强制定了也不可能得到很好地落实。所以，“三原则”只是制定出来了，但能否落到实处和贯彻到底，还要拭目以待。

　　助纣为虐

　　1937年6月，近卫文麿受命组阁。在大藏大臣的人选问题上，近卫曾有意安排正金银行的总经理儿玉谦次担任，但遭到儿玉的拒绝。于是近卫想到了贺屋兴宣。贺屋便向近卫提出了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如果他出任大藏大臣，内阁必须保证实施他所提出的“财政经济三原则”。贺屋自信地说：“既然军部不愿将预算后退到高桥藏相时期的水平上，要维持日本的经济，只有实行我所拟定的‘财政经济三原则’，否则财政经济必将崩溃。”贺屋提出的第二个条件是，把全体阁僚候选人召集起来，由他亲自宣讲“财政经济三原则”，如果能够得到他们的理解与合作，他便同意出马就任大藏大臣。 尽管近卫对贺屋信任有加，并充分相信贺屋有这个能力挽日本经济于既倒，但仍觉得贺屋提出的第二个条件未免有违组阁程序，所以面露难色。老谋深算的贺屋对此自然是早有心理准备，向近卫文麿提出变通办法，至少有必要先把商工大臣候选人的思想做通，因为在实行“三原则”的问题上，商工大臣较之大藏大臣更具有核心作用。

　　近卫觉得贺屋言之有理，于是立即与贺屋商量，是否可以选时任东北振兴总裁的吉野信次为商工大臣候选人。二人一拍即合。确定人选之后，近卫决定在东京紧急召见吉野，吉野匆匆从中国东北赶来，由贺屋向他说明了此次计划的核心内容。在吉野表示赞同后，近卫遂确定由吉野信次出任商工大臣。重要职务人选内定之后，近卫内阁开始组阁，并在组阁后不久的一次内阁会议上，做出了实行“财政经济三原则”的决定。尽管对此无人提出异议，但从广田内阁时起就高喊要搞统制，而到底为什么要搞统制，统制之前需要做哪些计划，人们却毫无准备，也一无所知。

　　面对这种被动的局面，贺屋不遗余力地四处演讲，解释他的统制经济：“我是想实行一种‘自由经济’，运用民间创造性的方法，经过多方综合考虑，最后既要使经济力得到发展，又可适应国民的福利。但是，对放任自流的自由经济的许多弊病，必须加以各种制约，我的主张可以说是修正了的‘自由经济’。但最大的问题是，要预计到用相当长的时间来制订计划。究竟计划期限以多少年为适当，要根据时势的变化而异，至少依据对数年、乃至十几年的展望，设想出弊害少、效果大的计划，并且尽可能在不施加政府、权力、行政干涉的情况下实现计划。这就是有计划有统制方法的经济政策。”在贺屋的大力宣传下，人们逐渐接受了“财政经济三原则”。

　　战后，《日本经济新闻》的记者一次在采访贺屋兴宣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日本的国家预算从1941年的86亿日元到1945年飞涨到了235亿日元，这个预算是怎么做出来的，从哪来的钱?”贺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淡然：“哪来的钱?印呗，只要印刷机没问题，你要多少钱都有。”“那不会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吗?”

　　古怪的是在贺屋兴宣任上还真没有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因为“通货膨胀”在字面上的表现是物价飞涨。从理论上来说在滥发通货而同时物资严重匮乏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通货膨胀，但在统制经济的条件下做到不使物价上涨也非常简单：只要不让消费者手中有钱就行了，没有了通货，也就没有了膨胀，只要能够把滥发下去的那 么多纸币吸收回来就行。一开始有人提出来的方案是加强租税征收，把发下去的纸币再强行收回来，但贺屋从心理学的角度不同意这种做法，这种做法无异于抢劫， 会伤害士气。

　　贺屋的方法是开展一个“爱国储蓄运动”，让所有人把剩余的钱都存到银行里去支援“大东亚圣战”，这样让大家既有了拥有金钱的满足感，还能为支援了国家而感到自豪，最重要的是这笔钱已经从市场上消失，不用再担心通货膨胀了。问题是，这种只是通过搞国民储蓄而减少市场上的通货总量的方法有一个根本的问题：通货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减少，只是暂时从市场上消失，有朝一日还会回到市场上来，到那时候怎么办?

　　贺屋在回忆录里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让人吃惊的：“我在1942年左右做过一个试算，日本在战争结束时候国债总额会达到一个无法想象的数字，这笔国债是无法偿还的。但是战争总会有一个结果，如果日本胜利的话，日本能请求战争赔偿，如果日本失败了的话，那么全体国民够应该均等地负担所应该承担的”。

　　贺屋兴宣辞去大藏大臣一职后，转任大藏省顾问，并当选贵族院议员。1939年，贺屋就任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总裁。他对中国华北地区丰富的物产资源垂涎三尺，认为大有开发前途。但由于已经进入全面侵华战争阶段，通货膨胀逐渐发展，巨额资金难以筹措，他自认为连他这位能人似乎也已回天乏力了，所以尽管近卫又两次邀他入阁，均被他拒绝。 然而，华北丰富的资源对他太具诱惑力了，尽管辞去了大藏大臣职务，但仍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华北与东京之间，为日本开发中国华北筹集资金。1938年6月，他亲自策划成立“华北开发会社”，打着和中国资本家合股的招牌，将华北的矿山、煤炭、发电等重要经济行业控制在手中。以此为样板，贺屋兴宣又在上海成立了“华中振兴会社”，完成了对华中地区铁路、水电、航运、电报电话等经济部门的垄断。直到1941年10月，当他再次为筹集开发华北资金回到东京时，恰值东条英机受命组阁。17日夜，东条通过电话力邀贺屋再度出山。这一次，贺屋仍未马上答应，原因倒不是因为对他避免日本出现经济危机失去信心，更主要的是担心日本一旦对美国开战，日本经济则有可能被拖进崩溃的深渊。此时出任大藏大臣，无疑是充满了风险。于是，他当即要求与东条英机见面，并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两个问题：“你是否打算对美开战?政府经常以不扩大战争为方针，但军部总是一意孤行，不断扩大战争。如何控制军部我行我素的做法?”老奸巨猾的东条毫不含糊地回答：“我将竭尽全力进行日美谈判，避免开战。另外，只要我兼任陆军大臣，就能控制住军部。”

　　得到东条肯定而明确的答复后，贺屋接受了东条的邀请。尽管贺屋在思想上似乎不愿意日本发动战争，但他在行动上，即他“独创”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太平洋战争打开了方便之门，提供了可靠的财政支持与物资保障，因此，他罪责难逃。

　　甲级战犯日本战败投降后，贺屋兴宣作为第一批被逮捕的甲级战犯接受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他的正义审判。在审判过程中，贺屋兴宣的认罪态度相对其他死硬分子而言算是比较好的，承认正是由于他推行的财政金融政策，才使得日本的战时经济得以维持下来，从而在客观上为法西斯军部不断扩大对华侵略战争直至发动太平洋战争提供了财政与物资保障。

　　贺屋兴宣在审判中供认：“我虽曾经努力回避战争，但最后仍参加了开战的决定。我决不能逃避政治责任。”然而，这一认识与反省显然来得太迟了。1948年11月12日，贺屋兴宣被最终判处无期徒刑。这一天，贺屋兴宣由于病重正在住院接受治疗，因此其本人未能到庭，由其美国辩护律师列克里代为接受了判决。

　　在押的日本战争犯罪嫌疑犯在被美军交还给日本政府之后，伙食一下子差了下来。战犯们提抗议，可回答却是“没有钱，大藏省不给预算”。贺屋兴宣亲自找大藏省交 涉，得到的回答还是“真没钱，做不出来预算”。贺屋兴宣大怒：“把预算案拿来，看本官做给你看”，结果大藏省还真把预算草案拿到巢鸭让老长官过目，这位也真就在巢鸭里以罪犯之身帮大藏省做起了预算来。

　　东京审判结束后，美国占领军很快改变了其对日政策：1949年10月19日，麦克阿瑟宣布对乙、丙级战犯结束审判，不再逮捕、搜查战犯嫌疑犯;1950年3月7日，又颁布了“第五号指令”，规定所有根据判决书仍在日本服刑的战犯都可以在刑满前按所谓“宣誓释放制度”予以释放，这实际上已经完全破坏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同时更是为战后日本扭曲的历史观的形成留下了巨大的隐患。1958年4月7日，包括贺屋兴宣在内的最后在押的10名甲级战犯被赦免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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