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舆论都将刘斐、郭汝瑰视为决定胜败的重要“红色特工”

　　国共内战在1949年，以共产党的胜利、国民党的失败告终。对于这个战争结果，两岸政治家、史学家都进行过很多探讨，中共特工的潜伏常常被认为是国民党军事溃败的一大原因。

　　郭汝瑰毕业于黄埔军校，早年曾加入中共。他历任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厅长、国军第22兵团司令等职。1945年通过地下党任廉儒重新与中共取得联系，多次为解放军提供重要情报。1949年，郭汝瑰在宜宾率部起义。刘斐出身桂系，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作战厅厅长、军令部次长等职，有人认为他在此期间，为中共提供了大量情报。刘斐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1992 年，台湾《湖南文献》发表《读“郭汝瑰回忆录”有感》，“众所周知，郭汝瑰和刘斐，是我们在大陆戡乱军事挫败的两个关键人物。”“他们在国军中工作，都在二十多年以上，居然未能发现其行迹的破绽，这是自己的组织不够严密。”然而作者没能举出刘、郭出卖情报的具体例子。

　　军统中将文强是郭汝瑰在黄埔前后期的同学，他回忆，“1959年，全国战犯三百余人集中北京，每每分组讨论，或专题研究时，几乎一致将国民军的失败，归罪于内部出了两大叛徒，一个是蒋介石身边的参谋次长刘斐，另一个是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他们的发言几乎都是痛骂这么两个中将，是中共打入作战统帅部的匪特。”

　　在大陆方面，还没有专门文章论说刘斐为中共特工，但关于郭汝瑰的文章已有不少，这些文章大都称郭为“最大共谍”、“超级卧底”之类。如《党史文苑》发表的一篇文章评论郭汝瑰，“正因为他，蒋介石精心炮制的许多绝密作战计划，常常是还没有付诸实施，就已到了延安总部;也因为他，蒋介石在大陆经营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巩固西南以负隅顽抗的计划付之东流……”郭汝瑰的作为仿佛影响到了内战全局。

　　郭汝瑰所提供的帮助，不足以造成国军的大溃败

　　郭汝瑰曾被台湾方面视为丢失大陆的“罪魁祸首”，但事实上，一方面郭汝瑰为中共提供的情报不多，另一方面郭汝瑰没有太多机会干涉国军部署。

　　1、郭汝瑰在淮海战役期间传递出的9份绝密文件，没能送达解放军之手

　　有文章说，郭汝瑰曾和任廉儒接触百余次，且曾影响孟良崮战役的结局，但这些都没有一手材料予以证实。郭汝瑰传递情报，可确信的有两次。第一次是为中共方面提供绝密的《国军战斗序列》(据说只打印了13份)。任廉儒的妻子罗莹澄回忆，“在一九四五年下半年，郭曾通过廉儒同志与董老会面，地点是重庆市青年路。第二次是在一九四六年初，郭又与董老会见，还有薛子正同志一道。两次我都担任过放哨。由于他们会见都是很机密的，当时我不好向廉儒打听。解放后，廉儒才向我透露，郭与董老会见是交出了国民党的军事机密(可能是战斗序列表等)。

　　另一个是1947年11月，郭汝瑰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后，曾将《国军整编情况》、《国军重点进攻山东计划》和《1948年12月江防计划及国军京沪地区江防防备图》等9份绝密文件交给中共。

　　以工矿银行员工身份为掩护，实际上是民革成员、中共特工的梁佐华，他“和任廉儒早在二十年代后期就在党内工作，都受罗世文领导”，也参与了对郭汝瑰的联络。他回忆，一次“高级将领会议后，郭汝瑰把国民党作战计划等9件绝密文件交给了任廉儒，要任马上转给地下党负责人。我和任廉儒经过再三慎重考虑，决定交由民革中央军事特派员王葆真转给党。因王在上海时，周恩来曾指定杨琼与李济深、王荷真负责联系军事工作。这样，我们就把这9份绝密文件交给了王葆真，请他转给地下党负责人。这9份文件中有国民党军事布置情况，江南作战计划，太原、武汉、陕甘、西南等地病历配备情况等等详细记载。”但后来王葆真被捕，文件并没有传出去。

　　梁佐华回忆，“1949年春初，在中共领导下，在民革中央军事特派员王葆真主持下，南京、上海地下民革，策划了一次京沪武装起义……南京民革组织，被敌人破坏了，牵连上海……王葆真被捕前，抢先处理了手中的文件(即前述郭汝瑰提供的九种绝密军事文件等)，刚刚烧完，敌人即破门而入，王坦然戴上手铐。”罗莹澄的回忆也说，“解放后，王葆真从北京来信说明，他因民革上海地下组织遭到破坏，又恐国民党查出来了，牵连汝瑰、廉儒二同志，遂由他亲自将文件销毁。”这9件绝密文件既没有传给中共，当然也就不会发生任何作用。

　　2、杜聿明对郭汝瑰心存怀疑，制定作战计划时有意躲开他

　　1984年，郭汝瑰在重庆市铜梁县的干部会上讲话时说，“以后我当第五厅厅长、第三厅厅长、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都一直给党保持联系，递送情报。这不是好玩的，一泄露便有杀身的危险。”他还说，杜聿明曾怀疑他。

　　以徐州“剿总”副司令身份，指挥徐蚌会战(淮海战役)的杜聿明回忆，“我心中忐忑不安，觉得上了蒋介石的当，并认为蒋介石、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因他是军校第五期毕业生，人又矮小，所以我称他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的局面。我想质问郭汝瑰为什么不照原定计划将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见顾祝同等人都同意郭汝瑰报告的这一案，觉得争亦无益，一个人孤掌难鸣，争吵起来，反而会失了蒋介石的宠信。”

　　因为杜聿明心怀疑虑，所以后来有什么作战计划都背着郭汝瑰。比如杜聿明说到他在1948年11月14日有意全力出兵为黄百韬兵团解围时，他的想法是，“我并不愿对顾、郭二人当面说明我的企图，他们认为我对解黄兵团之围抱消极态度，表示不满。以后我同顾单独讲明我的上述企图，顾表示赞同，我并请顾不同郭讲我的作战计划，顾也同意。我的作战计划为什么不让郭汝瑰知道呢?这是因为早在一九四八年春顾任参谋总长时，我即对顾说过郭汝瑰与解放军有联系，反对郭任第三厅厅长。顾当时批评我：‘你不要疑神疑鬼!郭汝瑰跟我来徐州一年多，非常忠实，业务办得很好。’以后我对顾说：‘我指挥作战的方案，事前绝不能让郭知道。如果郭知道的方案，我就不照原方案执行。’”

　　后来，在要解救黄维兵团时，杜聿明和顾祝同讨论作战方案。他们商议已定后，杜聿明对顾祝同说：“请总长对这一案不在会上讨论。”顾祝同知道是杜聿明还是怀疑郭汝瑰，就回答：“会后我同老头子说，你同他单独谈。”

　　在正式讨论作战方案的会议上，照例先由郭汝瑰讲解战场形势，提出自己的意见。杜聿明在会上驳斥了郭汝瑰的建议，但没有说明自己的计划。在经过一阵讨论后，顾祝同对蒋介石说：“要光亭(杜聿明)到小会议室谈谈。”这样一来就使郭汝瑰没有办法获知杜聿明的军事部署了。由此可知，杜聿明在指挥徐蚌会战时，已经有意不让郭汝瑰知道自己的方案。加之蒋介石有通过手令，直接指挥战争的习惯，那么郭汝瑰也就无法给中共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了。

　　因此，杨奎松判断说，“战后初期郭还在军务署任职，1946年9月才进入国防部，任负责编制和训练的第五厅任副厅长，11月26日升任厅长。1947年3月免第五厅厅长职，接任负责作战的第三厅厅长职。但不及两个月即被调任徐州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在此前后差不多一年多与中共失掉联络。因此，除了1947年3~5月间有将近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直接接触到作战计划以外，直到1948年7月7日，郭重新被任命为作战厅厅长一职之前，他并没有能够提供给中共多少特别有战场价值的情报。而即使在郭就任作战厅厅长之后，其情报的战场价值也仍旧有限。”

　　在杨奎松看来，“对于淮海战役，无论是从已知中共所得谍报情况，还是从郭当年日记的内容看，都可以看出郭的情报价值不大。甚至，郭本人这时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也很少真会站在中共的角度去设想一切。”

　　3、纪实文学对郭汝瑰事迹进行了夸大，使其成为名不副实的“传奇共谍”

　　1986年出版《独钓龙潭：郭汝瑰将军风云录》的王钟伦，其人并无史学背景。他在这本纪实文学中详细描写了郭汝瑰与蒋介石、杜聿明等人斗智斗勇、屡屡为中共提供重要情报的故事。据他说，“就在我的小册子和他的《郭汝瑰回忆录》出版之后，《台湾日报》、《世界日报》都不惜版面，以通栏大标题，发表洋洋洒洒的长文《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败已先分》、《郭汝瑰投共始末》，怨毒之气溢于言表，硬把彼军的失败一股脑儿推在他头上，好象没有郭汝瑰，国民党就不会败走台湾。”

　　事实上，作为所谓“纪实文学”，王钟伦这本书中关于“谍战”的大多数内容，都没有依据，出自文学想象。王钟伦书中有一处有趣的“自白”，他写道，“郭汝瑰‘直挂云帆济沧海’，他为蒋介石‘运筹帷幄’——实助毛泽东决胜千里。这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爆发的大冷门。而今，身为《中国军事史》主编、离休后已成学者的郭汝瑰，却对这些事不着一墨，于是，鄙人不得不权充‘史笔’，拾遗补缺。”郭汝瑰即使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没有说到自己为在国防部做过哪些有利于中共的部署。既然郭汝瑰本人都三缄其口，王钟伦又如何能知道得如此详细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他以各种回忆公开出的片段为依据，加上自己的推论、演绎，使郭汝瑰成为了一个“传奇共谍”。

　　在“纪念淮海战役暨徐州解放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中国第二档案馆的戚厚杰提交了一篇《一位值得纪念的人——淮海战役中的郭汝瑰先生》。他说淮海战役中，黄维曾有计划突围，但他的方案到了国防部迟迟未获通过。戚厚杰曾就此事问郭汝瑰：“国防部是否您的意思?”他记述道“郭老笑而未答”。郭汝瑰这么一个高深莫测的回答，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让人对戚厚杰推论的真实性生疑。

　　后来一系列以郭汝瑰为题材的文章，如《隐蔽在“国军”决策中枢的红色特工》《一个奉命待机敌营的高级将领》之类，在沿袭王钟伦书中真真假假的故事的同时，也在发挥着自己的创造能力。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郭汝瑰沉思了一下说：‘国民党之败已成定势，蒋介石很可能要从幕前退到幕后，而把副总统李宗仁推到台前。以后的作战将是地域性的各自为阵，不可能有事关全面的大动作，因而国防部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作用……”作者“发挥”的这样一段文字，完全是不顾常识。蒋介石是在桂系的压力下，被迫“下野”，而非主动要让李宗仁出来做“代总统”。很多文章还误传郭汝瑰曾在1945年5月秘密见过董必武，事实上董必武那时正在旧金山。以这样的历史知识来写史，传播的显然都是谬误。

　　抛开文学想象，郭汝瑰的实际作用其实有限。如高华所说，“建国后论功行赏，郭汝瑰名气虽大，但未起决定性作用，并非如台湾国民党方面认为的，是导致党国崩溃的‘罪魁祸首’，所以郭汝瑰只任南京军事学院普通教员。”

　　没有确切资料证明刘斐是红色特工，其泄密行为多出自猜测

　　刘斐的名头与郭汝瑰不相上下，被很多昔日同僚视为是中共安插在国防部内的重要“共谍”，利用指定作战计划的便利，将情报传递给解放军。然而这种论断多出自于猜测，没有人能提供实证。

　　1、毛泽东没有说过刘斐是“人民解放军建树最大的人”

　　曾任西北第八战区剿共前敌总指挥、西安警备司令的盛文，他回忆说，自己因为与刘斐不合，没有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消息让国防部和刘斐知道。他回忆，“那时的国防部组织并不严密，常常有泄露机密的事情发生，所以延安之役一直到军事行动开始，他们才晓得，所以我判断攻击延安之后，刘斐一定受到共匪的责备：‘如此大的事情你都不晓得!’全世界舆论都为之震惊的大事，主掌作战的刘斐事前毫不知情，这是相当难堪的事。当然他也不是完全无所知，相信他也略有所闻，只看我们从西安到南京几次，每次必到主席官邸，他一定晓得有什么大事，但无论如何不会知道我们正计划五天攻取延安。”盛文言下之意，就是自觉保密工作做得很好。然而我们知道，中共对胡宗南攻打延安的计划早已洞悉，只是这情报不是来自刘斐，而是来自熊向晖。

　　盛文还举了一个例子，说胡宗南在攻克延安后，刘斐几次三番的在国防部建议，要调胡部的三个军去对付陈毅，以减少在陕北追击毛泽东的兵力。事实上，我们知道，延安是中共主动让出的，而不是被攻克的。中共在陕北的势力，断不会因为多了三个军的敌人就被消灭掉。

　　盛文很“看重”刘斐，他回忆，“听说刘斐投匪后，毛泽东特别对他盛大欢迎，恭维他是人民解放军建树最大的人，这点使我们想到过去他很多计划，尤其是围剿陈毅的计划完全是在替毛泽东解围，事后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假如没有刘斐的这一个计划，我敢说此后的局势绝不致如此，毛泽东在西北眼看就要肃清了。假如肃清了陕西，那么河南、河北的局势也不会如此恶化，所以毛泽东说刘斐是人民解放军贡献最大的功臣。”毛泽东对刘斐“人民解放军贡献最大的功臣”的这个评语，未见他人提及，只有盛文回忆这样一个孤证。

　　1979年1月2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对刘斐的采访。刘斐回忆了1949年4月他到北平参与国共和谈，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况。开场是一段闲聊，刘斐回忆，当时毛泽东问“‘刘先生，你是湖南人吧?’我说我是醴陵县人，与主席邻县，是老乡。毛主席高兴地说：‘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哩!’听着毛主席这亲切的湖南口音，我紧张的心情减去大半。”在刘斐之子刘沉刚参与撰写的《刘斐将军传略》中记叙说，“毛主席的这次会见和谈话，对刘斐的影响是极大的。他说：‘毛主席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深感百闻不如一见。’毛主席的谈话，“也坚定了我选择新道路的决心。”

　　中共建政后，刘斐又几次获得毛泽东接见，大都是例行公事，没有一次说到过刘斐曾为解放军提供情报。如果毛泽东真的曾公开讲“人民解放军贡献最大的功臣”，那无论是刘斐本人，还是中共官方，就都没有必要隐瞒刘斐的“真实身份”了。

　　2、至今没有一件史料能证明刘斐是中共安插在国防部的特工

　　蒋介石的私人医生熊丸在回忆中说，“我记得那时蒋先生在黄浦路官邸设地图室，地图室三巨头分别是蒋先生、周菊村与刘斐(为章)，三人在南京指挥徐蚌会战。但刘为章本身正是个中共特工，以致我方作战命令共方完全知晓，自然我每战必败。那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蒋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于是徐州当地几个重要指挥官便稍加变通，提早进攻时间，作战结果才算顺利。后来大家都认为刘为章十分可疑，蒋先生却都听不进去，也没人敢直接告诉蒋先生，故直到最后证实这一点时，蒋先生连想都没有想到。”其实刘斐的“共谍”身份一直都没有被证实。

　　如熊丸这样的猜测还有一些，大都是凭空指责，而拿不出实际的证据。无论郭汝瑰对中共夺取政权功劳大小，至少他自己承认曾为中共提供情报，而官方也没有对此进行驳斥。即使是在纪实文学对郭汝瑰事迹进行了很多夸大的情况下，官方也没有出面予以过干涉。由此可知，如果刘斐确为中共特工，在“文革”后的环境中，他是能自己出来“表功”的。然而刘斐从没说过这个经历。

　　1983年刘斐逝世时，乌兰夫在悼词中说，“他是一位著名的爱国人士，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一位卓越的领导人，也是我们党的一位真诚朋友。”刘斐至少在名义上一直都是一名“党外人士”。

　　恰如杨奎松所说，“传说自30年代即开始暗通中共，导致国民党淮海战役等作战失败的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实际上直到国民党退出大陆，都没有确实证据可以证明其与中共在这段时间里建立有秘密关系。有关刘斐与中共建立有秘密关系的情况，近年所传甚广，但根据并不充分。至少依笔者所见文献档案资料，尚未发现刘在其担任国防部参谋次长期间向中共提供过秘密情报。故笔者倾向于相信刘斐自己的回忆。刘自认为1949年在香港参加国民党军政人员联名宣告脱离国民党之后，被邀请北上参加新政协，使‘历年向往中国共产党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探求红色特工的真实作用还有赖于更多的解密档案

　　在国共内战中，共产党的情报工作胜于国民党，这是一个被普遍承认的事实。高华在《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主要原因》的长文中，专门列有一项“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上成功的情报渗透”，他列举的如张露苹、王超北、沈安娜等发挥了较大作用的谍报人员，其实是普通读者并不熟知的。

　　之所以在大陆政权鼎革后，原国府官员、国军将领会视刘斐、郭汝瑰为中共特工，并津津乐道，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切实的证据，也仅仅是出于推测。首先，这两个人在国防部任要职，有机会获知军事机密;其次，刘斐到北平一去不归、郭汝瑰在宜宾起义的结果，反推他们是潜伏在国民政府中的特工人员。

　　仅凭现在公开的史料，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为中共提供重要情报的究竟是什么人，也无法知道郭汝瑰、刘斐究竟为中共夺取政权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在片段史料和一些回忆的基础上就将郭汝瑰、刘斐视为扭转国共战局的人物，显然不妥。

　　结语

　　以郭汝瑰、刘斐为代表的“红色间谍”的作用，在两岸的历史叙事中可能都被高估了。究竟真相如何，还有待于更多档案的解密。至于国民党的失败，恐怕还须求诸己身，不能简单归咎于一二“红色间谍”。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