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李世民决定，借助石头，来使得昔日的六匹爱马永驻昭陵的时候，他正面临着越来越孤独的帝王生涯。

　　贞观十年(636年)，李世民沉浸在丧妻之痛中，结发二十多年的长孙皇后弃他而去了，他已经37岁，“年二十四平天下”的青春时代，对他来说，正是往事不可追返。作为皇帝的他，即使一时兴起在皇苑中追猎一只兔子，都会受到臣下以恭敬进谏的方式施行的管教，提醒他一个皇帝的本分：不可以乱说乱动。

　　李世民也尽了一个凡人都能做出的一切努力，在完成人民对一个圣明天子的期望。比如，他下令，按照皇后“薄葬”的遗嘱，对于皇后和自己的身后安排一切从俭，其中，包括利用九嵕山的天然山势作为昭陵的陵冢。这时，他还没有染上晚年的荒唐。按照他当时的想法，在山陵前安放一系列的石刻，就足以装点他和皇后的永眠之地了。据李世民自己说，当时“凿石之工才数百人，数十日而毕”，可见雕刻的规模、数量都不小。可惜的是，这些石制作品流传到今天的，似乎只有浮雕形式的“昭陵六骏”。

　　李世民没有像古罗马的皇帝那样，用千军万马的浩大场面来昭示自己的武功，虽然他一生中多次做过这种场面的主角，并且，通过那一时代的墓室壁画，我们清楚地知道，当时的艺术家完全有能力承担这种大场面的绘制。他仅仅在自己的陵墓前再现了六匹马，仿佛在说，关于他，关于他的军事生涯，这六匹马已经说明了一切，表达了一切。

　　是的，对于会看的眼睛，这六块浮雕似乎单纯的画面，却饱含了丰富的、足以意会的信息。比如，插在拳毛騧、什伐赤、飒露紫身上的箭矢，就在提醒人们的目光去注意这样一个情况：这六匹坐骑全都不披罩甲。

　　须知，自南北朝至隋，本是重装骑兵发达的时代。这个时候时兴“甲骑具装”，即骑士身穿结实的铠甲，跨下的坐骑则披罩专为战马制作的马铠，当时叫做“具装”，这样，人和马都处于甲罩的防护之下，很难被箭矢、矛枪穿透，自然临阵对抗的能力大增。也因此，“甲骑具装”的重骑兵部队就成了显示一支军队、乃至一个国家武力的重要象征。例如，隋炀帝大业七年发兵征辽东的时候，组织了类似后世誓师典礼或阅兵式的重大场面，其中的骑兵团都是人穿明光甲或犀甲，马披铁具装或兽文具装。李世民在武德四年生擒窦建德、迫降王世充，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在长安举行了盛大的凯旋仪式，也曾经“阵铁马一万骑，甲士三万人”。

　　可是，李世民自己却很少骑乘配备具装铠的马，相反，他一向采取“轻骑”的方式。这和他喜欢采用的战术有关。以我们钦佩的现代名将而论，巴顿虽然勇猛，可也不会(并且也不被允许)亲自开着坦克冲到德国人的阵地上去，艾森豪威尔更不可能坐在一辆装甲车上到德军前沿去做诱敌深入的引饵，可这正是二十来岁的李世民喜欢干的事：

　　在平薛仁杲的时候，两军交锋，李世民带领几十名骁骑直冲入敌阵当中，与自己的大军里应外合，直杀得对方大溃败，然后，他又“率左右二十余骑追奔”，搞得薛仁杲勇气尽丧，束手投降。——这个时期，他骑乘的是“白蹄乌”。

　　大破宋金刚的时候，李世民亲率精骑从敌人的阵后发起冲击。“特勒骠”正是他的跨下神骏。

　　与窦建德对阵，他竟然只带弓箭，由执槊的尉迟敬德一人相伴，到敌阵前大喊叫阵。敌人大惊之下，派出数千骑兵来追赶，李世民则一边放箭，一边慢慢撤退，直到把敌军引入己方的埋伏圈——他是拿自己当了诱饵!在这关键性的大战中，他的坐骑是“青骓”、“什伐赤”。

　　在与刘黑闼的交战中，李世民再次率精骑从敌阵后发起攻击，对李世勣进行救援，没想到遭到敌军四面合围，情况危急，幸亏尉迟敬德及时杀来，李世民才趁乱突出重围。此时背负他的，是“拳毛騧”。

　　实际上，李世民最喜欢的战斗方式，就是由自己充当前锋，在大战之中，率少量精锐部队，根据实际情况，随时捡有利的时机和位置迅猛出击，帮助主力大军掌握战局。这种轻灵、快捷的战斗方式，当然就绝不是笨重的“铁马”所能承当的。也因此，李世民的坐骑都不披具装铠，就并非偶然了。

　　骑着没有防护的马直杀入敌阵，这当然让人和马都陷入了更危险的境地中，插在昭陵六骏身上的枝枝箭羽，就是明证。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安危，很大程度都系于马的好坏上。清楚了这一点，再看身负数箭，不但不倒下，而且仍然腾蹄飞奔的拳毛騧、什伐赤，我们就能理解它们对于李世民的非同寻常的意义，或者说，一匹神骏对于一位勇士的意义。在战斗中，人和马的生命是相系于一的，其中，也许人对马的依赖还要更多些。

　　因此，李世民在昭陵树起这六匹坐骑的形象，不仅仅是因为在一次次枪林箭雨的战斗中，它们的神勇使他得以生还并取胜，也因为它们是他的勇敢和战斗力的最好见证，他在每一次冲击敌人时所感受到的兴奋和恐惧，所经历的危险和考验，它们都同样地感受了，经历了。

　　也许，李世民不采用千军万马的大场面来作为永久的纪念，原因就在于，虽然他曾经身为三军上将，指挥大军进行了多次成功的大战役，但是，本质上，他仍然是一个渴望敌人鲜血的孤胆英雄。当李世民表示，要为了这六匹神骏曾经“济朕于难”而刻石纪念时，他当然清楚，他身陷其中的一次次的危境，正是自己所选择的。这冒险的天性，恰恰成就了他独特的战术战法，成就了他的赫赫功业。六匹没有罩甲的骏马，轻捷神勇，带着天纵的自由，还有什么更好的象征，可以体现李世民灵奇的战术，他超绝的武艺，以及他战士的天性?

　　人们当然不会不注意到，六块浮雕中，只有一个人物形象，那就是将军丘行恭。显然，有一种经历让李世民如此难忘，以至他感到仅仅展现坐骑的形象已经不够了。当然，他是对的，这块浮雕所展示的史实，是人类所能创造出来的关于战争，关于胆略和忠诚的最精彩的故事，创作者是两个勇士，一匹马。

　　实际上，李世民最喜欢做的事情，是带着少数骑兵亲自侦察敌情，他侦察的方式也很特别，就是带着这些轻骑去“冲阵”，从敌人阵地中杀过去再杀回来，用自己的性命和肉体，来感受敌人兵力的虚实强弱。

　　在与王世充对阵的时候，他又这样来了一回，带着几十名精骑冲入敌阵，一直突击到了敌人背后。可是，一道长堤的突然出现，使这些冒险的侦察兵陷入了困境。前进的路没有了，身后就是敌人的大军，更糟的是，在冲杀中，几十名随行者都跑散了，只有将军丘行恭还追随着李世民。这时候，有数名敌骑赶了上来，并且放箭射伤了李世民的坐骑“飒露紫”。丘行恭“乃回骑射之，发无不中”——调转马头向着来敌放箭，箭箭精准地射中对手。慑于他的箭锋，敌人们一时不敢上前，趁着这短暂僵持的一刻，丘行恭跳下自己的马，动手给“飒露紫”拔去身上的箭矢。

　　因此，不要误以为，画面上是军人在战斗结束后的平静中给伤马疗创，非也，此时，一面是长堤，一面是敌阵，几名敌骑就像随时准备扑上来的狼群一样在附近眈视着。画面上，丘行恭在敌人的注视下固然是从容沉着，具有压倒泰山的雄强气势，那骏马三蹄稳立，安静地接受人类的救治，只有一条后腿微微蜷曲，流露出拔箭之苦的难忍，则显示着马是一种多么通灵性的生物啊。

　　丘行恭在为飒露紫拔箭之后，先请李世民骑上自己的马，然后，他步行在飒露紫之前，手持长刀，一路大步奔跃，放声呼喝着，与李世民重新杀回敌阵当中，这二人双马，竟然冲过了敌阵，回到自己人中间。正像在战事的危急中，马不曾辜负人一样，在同样的情况下，人也没有抛弃马。这行为已不止是武勇，它还传达着一些古老的道德价值，因此，即使对于经历风雨如李世民者，也成为他感动一生的记忆。

　　李世民作为一名勇士、一员战将的生涯虽然辉煌，但却短暂。随着政治对手的一一消失，他的人生目标发生了转换。从27岁起，他就陷入了与先天的性格和后天的欲望不断斗争的艰难之中，为了一个更伟大的理想：让天下太平，人民幸福。

　　李世民是高智商的人，他清楚，只要他皇帝的生涯一天没有结束，他做一个好天子的努力就不能算是成功。他的这一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事实证明，最终他果然不免也变得年老荒唐。

　　其实，他始终有把握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他年轻时代的军事上的胜利。这胜利不仅让他的青春如火一般灿烂，更重要的是，对于人民有着统一天下，四海清平的意义。因此，有一次，他在对臣下检讨不该“有自矜之意”的时候，还是脱口而出：“自谓三代以降，拨乱之主，莫臻于此。”——语气真是异常的骄傲，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就是这样的率真。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要在昭陵刻上六匹战马的形象，既陪伴自己身后千秋万岁的寂寞，也让后人不要忘记，在变成一个好皇帝之前，他曾经是军人中的军人，是马背上的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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