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清照是一位“女神”，宋代以来的中国文人共同参与了这场造神运动。这场运动在“五四”以后达至颠峰，妇女解放思潮为之添加了催化剂。四十多首词，几篇零星的诗文，是迄今为止李清照留给我们的一切。然而，这些少得可怜的作品却丝毫不妨碍中国文人的造神冲动。王仲闻先生说

　　，李清照的词“使婉约派发展到了最高峰，从此也没有人能够继续下去”(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后记》，P372，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黄墨谷先生也说，李清照“流传下来的词只有四十五首，却荟萃了词学的全部精华”(《李清照评论》)。这是两位李清照研究专家的评价，“最高”和“全部”两个神话语汇表露出对死者的无比崇拜。更过分的是新文学健将郑振铎，他说：“一切的诗词，在清照之前，直如粪土似的无可评价。”(《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李清照无疑是中国古代女作家中的“花魁”。但决定这一地位的，主要不是她的才情，不是她书香门第的出身，不是她琴棋书画的修养，不是她绝妙好词的创作，而是她与丈夫赵明诚的志同道合，是他们俩的夫唱妇随、同甘共苦。“女子无才便是德”，李清照的不同在于有“德”更有“才”，但“德”永远是无法动摇的根基。李清照是所有中国文人的理想妻子，构建他们意想活动的不仅是李清照的那些词，还有一篇散文：《〈金石录〉后序》。

　　此序甫一问世，即受好评，成为赵李志同道合、伉俪情深的佐证。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解读道：“东武赵明诚德甫，清宪丞相中子也。著《金石录》三十篇……其妻易安李居士，平生与之同志。赵没后，愍悼旧物之不存，乃作《后序》，极道遭罹变故本末。”(《容斋随笔》四笔卷五，P684，中华书局2005年)其后，明人郎瑛在《七修类稿》中亦踵迹其观点：“赵明诚……其妻李易安，又文妇中杰出者，亦能博古穷奇，文词清婉，有《漱玉集》行世。诸书皆曰与夫同志，故相亲相爱至极。予观其叙《金石录》后，诚然也。”(转引自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卷三，P33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金石录〉后序》的任务本应是评价《金石录》的学术价值，而李清照却把它写成一篇回忆录。这篇文章没有属于它自己的名字，它“寄生”在赵明诚的《金石录》里。

　　它的写作姿态和文体选择，本身就构成了对古代男性散文的反抗，在以边缘的地位挑战男性中心的散文霸权。回忆的内容大致以建炎南渡(1127)分为前后两段：闺阁生活与逃难生活。包括上引二则评论，历代对《〈金石录〉后序》的解读大致有四项内容：闺阁生活的甜蜜温馨，学术研究的志同道合，文物保存的曲折艰辛，以及物散人亡的悲痛伤悼。

　　然而，李清照在此序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不和谐的声音，某些词句分明是她在和丈夫唱“反调”。她并非一直与赵明诚“志同道合”，他们的婚姻其实出现过裂缝。我深深感到，一种隐性的对古代男性文化价值观的抗争贯穿了《〈金石录〉后序》。这种抗争的传达，在李清照那里可能是不自觉的。因此，对《〈金石录〉后序》可以作一种症候式分析(关于症候式分析的方法和意义，请参看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我对原序中重要文字予以摘录，并依次对其进行解读。

　　二

　　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

　　李清照18岁嫁给赵明诚，当时赵21岁，正在太学念书，尚无独立的经济来源，故经常把衣服典当出去，以之购买金石器物。这段文字描述了他们共同研究金石的乐趣，是他们志同道合的一个证据。但其中一个词一直被忽略了，那就是“果实”。原来他们从相国寺的庙会里买来的不仅有“碑文”，还有“果实”，有时令水果，有地方特产，总之，是吃的东西。真正引发李清照对这段新婚生活回忆的，不是碑文，而是果实，因为味觉的记忆是最持久的。正如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所说：“气味和滋味会在形销之后长期存在，即使人亡物毁，久远的往事了无陈迹，唯独气味和滋味虽脆弱却更有生命力，虽虚幻却更经久不散，忠贞不二，它们仍然对依稀往事寄托着回忆、期待和希望。”相对展玩咀嚼，“咀嚼”的对象不仅是碑文，还有果实。咀嚼的本义是用牙齿慢慢咬东西，后来有了引申义：体会、玩味。这一意义在《文心雕龙》里就已出现：“傲岸泉石，咀嚼文义。”(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十，P728，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在无数次诗文写作中，文人们对“咀嚼”的引申义表现出偏爱，却剥夺了它的原初意义。相对于品尝果实，玩味文章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咀嚼。而从事学术研究的主体在古代多是男性，女性被排除出去，只有在饮食活动中立足。

　　因此，咀嚼的引申义对原初义的压抑，其实是男性对女性的压抑，是思想对欲望的压抑。上文中，“果实”使我们重新去联想“咀嚼”的原初义，它的存在具有一定的颠覆作用。李清照通过“果实”使“咀嚼”一词复活了它的原初义;同时又颠覆了存在于诗文中的那种压抑，用舌尖的快感反抗精神的快感。

　　后二年，(赵明诚)出仕宦，便有饭蔬衣练，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将，渐益堆积。丞相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

　　结婚后两年，赵明诚做官了，他们的婚姻生活因此有了最初的裂缝。收藏金石原本只是一种兴趣，现在变成了志向。“后二年，出仕宦”的主语是赵明诚，那么“便有……之志”的主语理应也是赵明诚。李清照此处并没有清晰表明自己的立场，她究竟是与丈夫“志同”呢，还是有所保留、有所迟疑?所以，不能简单得出李清照与赵明诚“志同道合”的结论。“便”字连接了仕宦与志向，这个普通的顺接连词，隐约传达出李清照自己对丈夫这一志向的思考。在李清照看来，丈夫的志向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做了官之后才萌生的。“遂尽力传写”中的“遂”字，与“便”起到同样的作用，也是在连接原因和结果。“丞相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这是赵明诚“不能自已”的原因。官场生活给丈夫提供了一个舞台，对金石的收藏鉴赏已不复是生活的乐趣，它已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是炫耀的资本，炫耀他作为一个男人的风雅和财力。“不能自已”四个字透露出李清照的担忧，她似乎预见了丈夫后来的悲惨结局。至此，上文中的“葛天氏之民”的比喻便有了对比意义。《路史前纪》：“葛天氏……其为治也，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无能名之。”与世无争的简单生活一去不复返了，初婚的幸福从此结束。

　　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

　　这是《〈金石录〉后序》中最著名的一段文字，也是“志同道合”最有力的注脚。但这里有两处词语被忽略了。第一是“烹茶”，和上文中的“果实”一样，引发回忆的，不是共同的学术研究，而是茶。这依然是“味觉”的作用，是人类基本欲望的快乐满足留在记忆中的深刻印痕。第二是“余性偶强记”，李清照没有谈她与丈夫之间的学术探讨和争论，而是讲述记忆比赛。这里也隐含着一种反抗的姿态。思考和研究是后天的人为活动，是功利性的活动，是以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为基础的;相对而言，记忆则是先天的，是超功利的，与受教育的程度无关。当男性独享了接受教育的权利，当男性霸占了一切思考和研究的活动后，留给女性的只有记忆。李清照回避学术探讨，只谈喝茶，只谈记忆，这是一种叙述上的策略，用轻松的娱乐对学术活动的严肃性进行解构。正因为对以上两个方面的忽略，“甘心老是乡矣”这句话一直被后人误读，以为李清照与丈夫共同沉浸在学术研究之中。非也，赵明诚的“是乡”是学术研究，是正讹谬，是青史留名;李清照的“是乡”是记忆比赛，是“举杯大笑”，是夫妻间超功利的愉快而甜美的生活。这一区别，后代的中国文人们一直视而不见。

　　余性不耐，始谋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遇书史百家，字不?缺，本不讹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

　　“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这两句话也许要比李清照那些绝妙好词更能博得中国文人的喜爱，因为这里表现了李清照的“妇德”。《论语》中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这是中国文人的人格表征，李清照的“食去重肉，衣去重采”与之相呼应，是对男性道德标准的体认。于是，这段文字便被用来佐证李清照与赵明诚“同甘共苦”：对物质生活的淡泊和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这一解读的错误在于断章取义，在于忽视这段文字的“语境”。我们必须弄清楚她为什么这么“虐待”自己。“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置书册，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关出卷帙，或少损污，必惩责揩完涂改，不复向时之坦夷也。”这才是李清照“性不耐”的真正原因。赵明诚收藏金石的志向正朝着一种严重的“病态”发展。他在“归来堂”造了间书库，且上了锁，李清照若要翻看书籍，必须在簿上登记，若不当心弄破了书，就会遭到丈夫的“惩责”。这间自己家里的书库竟成了“公共图书馆”，李清照被剥夺了对金石物品的所有权，被剥夺了作为妻子的特权。丈夫的“惩责”，让李清照首次感到在丈夫心中，自己的地位远远没有金石重要。这时，她怄了一次气。她不再理会书库里的宝物，不再看丈夫的脸色，她自己去买了一些“普及本”，那些价廉物美的书籍。她知道书是用来阅读的，不是用来供奉的。为了买这些“普及本”，李清照开始缩衣节食。“食去重肉，衣去重采”这八个字根本没有一丝“同甘共苦”的意思，相反，它们表达了李清照对于这次“怄气”的坚决，表达了对丈夫的誓不妥协。这次怄气是一种微弱而不彻底的抗争。她此刻并没有预见，这种“冷战”策略根本不管用，她不知道在即将到来的日子里，她的生命将不可避免地与这些宝物纠缠在一起。

　　三

　　六月十三日，(赵明诚)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遂驰马去。

　　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六月十三日，赵明诚被任命为湖州知府，独自赴建康面见皇帝。这段文字写的是夫妻俩分别时的场景。这其实是一场夫妻间的争吵，但一直被误读了。李清照问丈夫，如果敌人攻破城池，必须逃难，拿这些金石怎么办?赵明诚给她安排了一个顺序，先丢什么再丢什么，最后，“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李清照这次终于看清了丈夫的真面目。在赵明诚看来，如果李清照没有和宗器同归于尽，这不是由于她惧死，而是由于她忘记了该这样做，“勿忘之”三个字剥夺了李清照自由选择的权利。“遂驰马去”，丈夫就这样驰马而去，将自己抛弃在这个纷乱迷茫的世界中。我们又一次见到这个熟悉的“遂”字，李清照习惯用“遂”(便)这个字不露声色地表达自己的怨恨和不满。文中还出现了“余意甚恶”，恶什么呢?人们很少对此进行解释。联系“语境”，我们可以知道李清照“恶”的是丈夫的态度，离别时的态度。“坐岸上”，在这样的时刻，他竟悠悠然坐着，丝毫不在乎这次分离可能意味着永别。“葛衣岸巾”是古代名士的着装，它的悠闲潇洒与此刻危险紧张的气氛构成了反讽。“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皇帝的重用使丈夫的眼睛神采焕发，他的目光里竟然没有一丝依恋和不舍。在这样一个生离死别的关头，丈夫的表情、态度、举动乃至着装都让李清照“意甚恶”。丈夫在吩咐自己的时候，还做了个动作：戟手遥应。《辞源》对“戟手”的释义有两种：一、怒骂;二、勇武。关于怒骂的释例有二，《左传哀公二十五年》：“褚师出，公戟其手曰：‘必断而足!’”唐代《酉阳杂俎》：“王姥戟手大骂曰：‘何用识此僧!’”徐培均先生《李清照集笺注》即从《辞源》中转引了这两个例子来笺注“戟手”(《李清照集笺注》卷三，P32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说明徐先生也把此处的“戟手”理解为形容怒骂。面对李清照的疑问，赵明诚是以怒骂的语气来回答的，他嫌她罗嗦，嫌她纠缠不清。那一刻，丈夫的手指在李清照的眼前忽然变成了一把锋利的戟，它的口子反射出可怖而刺目的光芒，似乎昭示着死亡的来临。65天之后，赵明诚因病亡故。“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曹操有《遗令》：“馀香可分于诸夫人。诸舍中无所为，学作履组卖也。”(《文选》卷六十陆机《吊魏武帝文》引曹操《遗令》，P259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徐培均先生从这句话推测出赵明诚尚有小妾。在我看来，李清照用这个典故，指出了丈夫对身后事的不负责任，也表达出自己的埋怨和无奈。曾经的研究金石并未博得丈夫的一丝怜爱，他临死前没有对自己哪怕是多叨念一两句，原来自己和那些毫无才学的小妾并无分别。爱情原是幻梦一场。

　　昔萧绎江陵陷殁，不惜国亡，而毁裂书画;杨广江都倾覆，不悲身死，而复取图书，岂人性之所著，死生不能忘之欤?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耶?抑亦死者有知，犹斤斤爱惜，不肯留在人间耶?何得之艰而失之易也!

　　文章最后，李清照套用了男性作家常用的结尾方式：类比。她将丈夫与萧绎和杨广作比较，从而对丈夫的金石癖进行了抽象提升：“人性之所著，死生不能忘之。”在这种抽象提升中，具体性和复杂性被涂抹了。因此，后代读者在这一结尾中只读出所谓的“宏大”主题：聚散无常。宋代无名氏《瑞桂堂暇录》解读道：“使后之人叹息而已。以见世间万事，而终归于一空而已。”明代顾炎武《日知录》解读道：“有聚有散，乃理之常;人亡人得，又胡足道，未尝不叹其言之达。”(转引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卷三，P334、33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然而就在这段抽象提升中，我们依然可以发现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已经超逸出“宏大”主题：“抑亦死者有知，犹斤斤爱惜，不肯留在人间耶?”李清照突然萌生了一个很恐怖的念头：自己之所以没有保存好丈夫的遗物，也许不是战乱、盗贼等外界原因所致，“罪魁祸首”正是当初命令自己保存遗物的丈夫(遗物的主人)。李清照怀疑是丈夫不愿那些金石宝物留在自己身边，是他把它们一起带到九泉之下了。原来丈夫从一开始对自己就是不信任的，李清照有了这个可怖的怀疑，这一怀疑的背后，是对封建社会男性价值观霸权的深刻觉悟。

　　《〈金石录〉后序》结尾的抽象提升或许是李清照的一种不自觉行为，她必须要隐蔽自己的抗争，她知道只有“宏大”主题才能得到男性批评家的赏识，才能在男性书写的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如果将抗争直接表露出来，或许会立即遭到中国文人(男人)们的封杀。这里存在一个悖论：为了最终表达抗争，必须首先隐蔽抗争。所幸的是，此种抗争意识终究没有被文字全部遮蔽，有些“裂缝”还是能指引读者通往李清照的意识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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