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历史学家把俾斯麦在1890年的退休视为德意志帝国的历史转折点。从那一年起，德国抛弃了以联俄为中心的“三皇同盟”，开始向范围更广的“世界政策”进军，与英国的传统友好关系则因大海军建设的兴起而陷入对立。最终，正是与英俄两国关系的恶化加快了德国走向大战的步伐，并最终导致了第二帝国的崩溃。

　　然而，使柏林有能力追逐“阳光下的土地”、并在海陆两个方向同时与英俄两强对抗的经济和工业基础，恰恰是在俾斯麦任内打下的。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俾斯麦没有像后来的威廉二世一样变成海军迷?从1871年到1890年，德国是如何在没有一支强大海军的情况下，持续强化自己的国力并确保外部安全的?

　　首先来看德国统一之际的欧洲格局。在拿破仑战争后的“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of Britannia)时代，英法俄普奥五强在大陆上的力量分布趋于均衡，这种均衡使得各国更倾向于以协调而不是冲突的方式来解决利益分歧，欧洲也得以在1815年之后，保持总体和平超过半世纪之久。然而，1870-71年普鲁士在对法战争中取得了意料之外的胜利，它在其他列强来得及作出反应之前就完成了统一。现在，中欧核心区域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口总量、经济潜力和军事实力高达周边其他国家两倍的“巨型中等强国”，颠覆了多极格局，也造成了欧洲体系的重新洗牌。

　　作为新国家的缔造者和德国外交路线的制订人，俾斯麦窥见了统一带来的震荡：在五强势力均衡的年代，各国更重视彼此的动机;但因为德国现在已经拥有了高出周边国家一截的工业能力和陆上军力，其他国家关注的重点将是这种硬实力可能给自己造成的危害。无论德国怎样韬光养晦、做出善意表态，它都不可能回到1870年之前“闷声大发财”的状态了。而德国本身的地理位置相当不利——它的世仇和主要安全威胁法国盘踞在卧榻之侧，英国和俄国两个侧翼大国则有机会从东西两侧包围中欧，使柏林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个中情境，恰如俾斯麦早年的慨叹：“世间堂皇之物……每每与堕落天使相仿：华丽但欠和平，计划及努力卓越然不得成功，骄傲却又忧郁。”

　　正因为德国的权势基值是如此惊人、地理位置又极其敏感，俾斯麦从一开始就不把攫取欧陆霸主地位作为目标。在1877年口述的一份重要文件《基辛根温泉备忘录》中，“铁血宰相”提出了他的行动依据：与漫无目的的“称霸”相比，德国更应当担心自己“被包围”。柏林现在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其他国家高度关注，一旦被认定威胁到了普遍安全，从北海到乌拉尔山都将是它的敌人。但除去法国与德国的仇恨难于化解外，德国和英奥俄这三国是存在利益交集的，只要在这三个国家中争取到至少两国的友谊，柏林在五强中就属于多数派，即使爆发战争也不会吃亏。但英俄、俄奥甚至小一点的意大利之间本身也存在复杂的利益纠葛，德国很难把它们拉进一个协调一致的阵线。有鉴于此，俾斯麦提出了一个概念——“诚实的经纪人”(Honest Broker)。简单地说就是德国不为自己索取领土和安全利益，但热心为其他国家充当仲裁者和中间人，使这些国家对德国产生信任甚至依赖。这样一来，欧洲任何大的领土变更或安全事务都需要德国参与协调，那么以德国为敌的大国联盟也就永远不可能出现了。

　　1890年之前的德国外交，或者说“俾斯麦体系”，就是根据这样的理念建立起来的。它是一系列由精心编织的利益链构成的网络：对奥匈，德国与之结盟、但约束其行动，使维也纳不至于因自行其是而把柏林推向俄国的对立面;对俄国，俾斯麦首先建立了一个“善意”的德奥同盟，接着邀请俄国加入，这样彼得堡就不再期待与法国结盟了。同时，在涉及土耳其的“东方问题”上，俾斯麦暗中支持俄国与英国对立，以消弭两个侧翼大国步调一致包围德国的机会。对法国，“铁血宰相”怂恿其向非洲和亚洲发展，从而与英国的殖民利益产生冲突。对英国，柏林明确表态无意插足海外，同时在埃及事务和黑海海峡问题上协助英国牵制法俄，以换取伦敦的友谊。这样一来，英俄奥三国皆有一定矛盾，它们需要德国的程度将大于它们互相需要的程度，于是德国成为大国事务中最有分量的中间人。它的国际形象被认为是积极的，它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工业进步也没有被认为威胁到了和平。

　　俾斯麦体系的基本假设在于：德国因为地理位置不良，既不可能肆无忌惮地追求霸主地位——那将重蹈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覆辙——也不可能在没有解决欧洲安全问题的情况下，突然跳到海外去建立某种“世界帝国”。在欧洲的相对优势是最可取、风险也最低的：当时的世界体系基本以欧洲为中心，只要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不可替代，它完全不必去新建一个有形的“世界帝国”就可以成为无形的第一等大国。

　　但俾斯麦体系也有缺点：它是一种永恒的动态平衡，需要极高水平的理解力才能加以操作。俾斯麦认为，一方的强大导致另一方的恐惧，德国统一的完成必然带来外部环境的恶化，这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的。除了节制力量、根据形势变化调整结盟关系外，德国并没有更好的出路。换言之，柏林必须始终与不安为伴，不可能获得绝对意义上的“解脱”，而大多数领导人是忍受不了这种状态的。另外，“铁血宰相”是一位古典政治家，在完成统一事业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只需要说服普王威廉一世和少数高级将领，却缺乏应对民意及其代表的意愿和经验。俾斯麦甚至有意识地把第二帝国的代议政体和宪法条款搞得简单化，方便自己完全靠一人的智慧把握国家大政。但进入1880年代，新兴工商业阶层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他们要求效仿英法等国、攫取海外殖民地，并且在国会里控制了话语权。这个时候，仍在以1871年之前的经验把握方向的俾斯麦有点招架不住了。

　　1873年，国会通过了独立后第一个十年海军发展计划，旨在建成一支以巡洋舰、鱼雷艇和岸防装甲舰为核心的防御型舰队，保护德国在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利益。俾斯麦对这个方案持认可态度，但始终反对过早建立英国式的大海军。除去经济方面的考虑外，这依然是基于他对“绝对安全”观念的否定——拥有最强陆军的国家同时又在追求第一或第二强的海军，这将使所有周边国家感受到无可比拟的压力，并在最坏结果到来前就联合起来对其进行制衡。而柏林不像英国那样拥有超然世外的地理优势，一旦发生冲突，法俄两国立时就可自陆地侵入德国领土，结果将是一场灾难。

　　那么，德国要通过何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呢?如果未来战争发生在它和法俄之间，已有的巡洋舰和鱼雷艇足够对敌人的海上交通构成威胁，而德国大可利用它和英国之间距离较近的优势，以英国为中转站和地理掩护，继续向大西洋派出商船。而如果战争是发生在德国和英国之间，它也可以联络在1856年《巴黎条约》(载入了航行自由原则)上签字的其他二流海军强国，构建“武装中立同盟”，像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其他欧洲国家抵制英国一样对皇家海军进行牵制。至于“一劳永逸”地杜绝英国对德国海外利益的侵害，这根本不具备可操作性。

　　如果把威廉二世时代的“世界政策”(Weltpolitik)与海权偏执和俾斯麦的主张做一番对比，不难看出，它们恰恰违背了“铁血宰相”最看重的两大信条。首先，俾斯麦认为：德国最切身的安全利益在欧洲内部，只要能避免在欧洲形成针对柏林的制衡联盟，德国的繁荣和强大就有保障，世界影响力更是可以不求自来。而威廉二世有一种简单粗暴的“中二病”心理，他认为德国之所以不能在国际事务上为所欲为，关键就在于它只是一个欧洲强国，而没有像英国那样取得“世界强国”的地位;如果能在全球开拓出大片殖民地、并建立起规模惊人的远洋海军，欧洲国家就不再具有反制德国的能力了，柏林却可以为所欲为地惩戒任何杵逆者。但日后的事实证明，缺少了欧陆安全作为基础，“世界强国”不过是一张画饼。法俄两国的结合令德国的安全环境出现了根本性的恶化。

　　其次，俾斯麦认为，不存在一种无条件的、绝对意义上的安全。在一个由若干大国组成的封闭系统里，一国安全指数上升过快势必招来其他国家的恐惧，继而促成制衡联盟。有鉴于此，必须明辨关系国祚存亡的核心利益，并使资源严格围绕这一利益进行配置，才能避免想入非非带来的危险。而威廉二世及其幕僚霍尔斯泰因、提尔皮茨追求的是一种纯主观的“绝对安全”目标，他们既不注重对核心利益的评估、也不考虑如何协调手段，而是以“我认为”、“大国就应当”这类毫无妥协余地的口号来指导国防建设，结果只能是“预言自证”，把冲突由可能变作现实。

　　总的来说，永远不可能出现不必调整就可保障长久安全的政策，一种有利于国家生存的安全路线必须同时兼顾节制与灵活，就像俾斯麦所说的那样，治国方略中永远不存在抽象的最优，因为“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是可实现的艺术——是次优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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