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五年（1625）四月的某一天，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将大理寺丞徐大化找到自己的值房面授机宜。要他借熊廷弼案，对杨涟、左光斗等六人实行栽赃。当天晚上，徐大化就写出弹劾杨涟等六人的奏章，第二天送至御前。

魏忠贤本是河北肃宁县一个混混，在当地小有名气，后来因赌博输得精光，竟到了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地步。万般无奈，只得自阉，托人走后门，入宫当了一名小火者。现在，我们将净身入宫服务的人，统称为太监。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真正的太监，是指那些有权有势的内侍，而大量的阉寺，只能称作火者。

魏忠贤入宫时，可能是贿赂了管事太监，被分配到熹宗母亲王才人的门下当厨子。他一生的转机由此开始。王才人因病早死，熹宗由乳母客氏养大。魏忠贤与客氏勾搭成奸。熹宗是神宗皇帝朱翊钧的长孙、光宗的儿子。光宗登基不到一个月就死掉。熹宗继位时十六岁，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因为客氏的鼎力相助，魏忠贤在熹宗面前日渐受宠。到了天启三年，他已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九千岁”，不但在宫里头一手遮天，就连权力中枢的内阁也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

如果把仁宣与光熹这两个时代作一个比较，就会找到明代由盛转衰的轨迹。仁宗是成祖朱棣的太子，登基不到十个月就死去，他的儿子宣宗继位，享了十年国祚；光宗是神宗的太子，登基不到一个月就一命呜呼，他的儿子熹宗继位，当了七年皇帝。这两次传承，仁宣是由复苏走向大治；光熹是由衰败走向大乱。宣宗虽然好玩蟋蟀，但对国事非常用心，而且内阁六部大臣，几乎全都是君子，所以国家才产生升平气象。熹宗却不一样，他登基之前，他的爷爷神宗皇帝已近三十年不上朝，阉寺之祸与朋党之乱已经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他登基之初，是个什么也不懂的毛孩子，坐稳龙椅之后，对国事没有任何兴趣，却迷恋上了木工，一天到晚在紫禁城里拉锯子推刨子弹墨斗线，做个官帽椅罗汉床什么的颇有心得，对大臣呈进的奏章却懒得看。大奸大滑的魏忠贤就是钻了这个空子，把批览奏章的权力揽到自己手上，成了实际的皇帝。由于他的淫威，一批正直的大臣被罢黜，而换上了供他驱使的一批小人担任要职。大理寺丞徐大化便是其中一个。

大理寺负责审理案件，类似于今天的法院。大理寺丞是该衙门的主要负责人，正三品。魏忠贤为何要徐大化诬陷杨涟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杨涟是湖北应山县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万历四十八年神宗皇帝去世时，他担任的职务是兵科右给事中。这是个八品的职位，相当于今天的正处级。明末发生的梃击、红丸与移宫三大案，杨涟是后两案的积极参与者。这三大案都关系到政权的更替，既是皇帝家事，更是国家大事。杨涟官职虽小，但活动量很大，且身上有一股正气。光宗与熹宗的顺利继位，都有他的功劳。光宗很器重他，病危时，还把他叫到病榻前，与内阁大学士方从哲、刘一燝、韩爌等大臣一起同受顾命。在明代，顾命大臣具有极高的威望。所谓顾命，就是前任皇帝的遗嘱执行人，肩负辅佐新皇帝的重任。《明史》言杨涟以“小臣预顾命感激，誓以死报”。从此，杨涟把辅佐熹宗当作自己的神圣任务。

偏偏熹宗不争气，不想当皇帝而想当鲁班的徒弟，喜欢做木工活。天启元年，因移宫案的争论喋喋不休，熹宗将双方的领头人杨涟与贾继春同时罢黜。杨涟当了不到一年的草民，又于次年重新起用，任礼科都给事中。都给事中是一把手，右给事中是副手。原来，熹宗心里还眷顾着杨涟，待移宫案风波平息，他就逮着机会给杨涟升官。在礼科都给事中任上不多久，又升任为太常寺少卿。第二年即天启三年的冬天，再次升职为左佥都御史，过罢春节，又超擢为左副都御史。都察院管理天下言官，与六部平级，一把手的职位叫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属正三品，为都御史的副手。从万历四十八年秋的八品兵科右给事中到天启四年春正三品的左副都御史，杨涟只用了三年时间。到此时，杨涟不再是“小臣”，而是变成了朝廷的股肱。

如果杨涟贪恋禄位，即便不肯与阉竖同流合污，只需对朝廷发生的乱象作壁上观，他也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但杨涟生性耿直，始终不忘顾命大臣的神圣责任，对朝廷中任何干扰善政的恶势力，都想遏制与铲除。

就在杨涟升官的天启三年，魏忠贤已是淫焰灼人。当时，朝廷善恶两股势力旗鼓相当。杨涟、赵南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皆任要职，凭借手中权力抑浊扬清，广植善类。魏忠贤则搜罗党羽，凌辱公卿。但是，这种均势是暂时的，因为魏忠贤控制了皇帝。虽然杨涟等赢得了民心，但在专制时代，谁都知道民心轻如鸿毛而皇权重于泰山。

严重的危机感促使杨涟采取行动。天启四年六月，杨涟在作了充分的调查取证之后，向熹宗上了一道弹劾魏忠贤的奏章，内中列举了魏忠贤二十四宗大罪，奏章结尾这样写道：

凡此逆迹，皆得之邸报招案，共长安之共传共见。非出于风影臆度者。忠贤负此二十四大罪，惧外廷之发其奸，杀者杀，换者换。左右既畏而不敢言。惧外廷之发其奸，逐者逐，锢者锢。外廷又皆观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种无识无骨苟图富贵之徒，或攀附枝叶，或依托门墙，或密结居停，或投诚门客，逢其所喜，挑其所怒，无所不至。内有授而外发之，外有呼而内应之。向背忽移，祸福立见。间或内廷奸状败露，又有奉圣客氏为之弥缝……故掖廷之内，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内，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积重之所移，积势之所趋，亦不觉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贤。且如前日，忠贤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驰请，一切票拟，必忠贤既到，始敢批发。嗟嗟天颜咫尺之间，不请圣裁而驰候忠贤意旨于百里之外。事势至此，尚知有皇上耶？

这篇奏章洋洋洒洒，痛快淋漓。只看文字，就知道杨涟是何等的血性男儿！在明代，外廷大臣与内廷太监争斗，几乎就没有成功的例子。前朝的大太监汪直、刘瑾，虽作恶多端，但弹劾他们的官员，轻者贬斥，重者坐牢戍边。最终让他们倒台的，多半是因为发生了内讧或用非正常的手段促使皇帝下令诛除。杨涟身为言官，对这些朝廷掌故应该说烂熟于胸。但出于对朱明王朝的责任，对社稷苍生的忧患，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豁出一条命来，也要把魏忠贤绳之以法。

君子遇到危难求助于法，小人遇到危难求助于术，这大概就是善恶的区别。当杨涟求助于“法”时，魏忠贤便以“术”待之。

却说魏忠贤得知杨涟写了奏章弹劾他时，顿时吓出一身冷汗。虽然他觉得自己与客氏串通起来，可以偷梁换柱指鹿为马，但对杨涟却又不得不存一份小心，毕竟杨涟是顾命大臣，熹宗对他抱有一份好感。如果让杨涟亲手把奏章递到熹宗手上，这证据确凿的二十四宗罪可能会引起熹宗的警惕。因此，魏忠贤听信爪牙的主意，不让熹宗与杨涟见面，更不让熹宗看到杨涟的奏疏。

杨涟是赶在熹宗早朝的头一天写完奏疏的，准备上朝时送达御前。但是，熹宗突然宣布免朝。杨涟的希望落空。这时，宫廷内外都知道杨涟写了这么一道奏疏。杨涟担心夜长梦多，立即决定到会极门投帖。明朝故事：大臣凡有急事奏禀皇上，可不必通过政司而直接到会极门投送。值门太监拿到奏疏后就会立即送往乾清宫，不得耽搁。凡误事者必受严惩。杨涟的想法是，先让熹宗看到奏疏，第二天早朝时再当面揭露。

但是，杨涟的计划再一次落空，会极门当值太监把他的奏疏直接送到了魏忠贤手上。魏忠贤目不识丁，听秘书念完这篇奏疏，心中又恨又怕。于是，一连三天，他阻止熹宗上朝。须知皇帝早朝视事是亲政的一项措施，六部九卿大臣都是趁此机会禀报政事领取诏旨。熹宗多日不早朝，引起外廷大臣的种种猜测。眼看完全让熹宗呆在乾清宫不出来无法向外臣交待，魏忠贤又改变主意，他亲自陪同熹宗早朝，并派数百名带着枪械的大内锦衣卫站在丹墀之下，把皇上与大臣隔开，又事先告知殿前传奉官，不得允许任何大臣奏事。就这样，熹宗在文华殿晃了晃又起驾回宫，杨涟没有任何机会向皇上当面奏事。到此时，所有的大臣都看出来，魏忠贤已牢牢控制了熹宗，杨涟的命运岌岌可危。

就这样僵持了三个月，魏忠贤无日不在思虑如何除掉杨涟。他知道杨涟不是孤立的一个人，他的周围，聚集了不少朝臣，他们同仇敌忾，与阉党势不两立，主要有左光斗、周朝瑞等十几位级别较高的官员。对这些人，魏忠贤统统以“东林党”目之。他指使爪牙弄了一个《东林点将录》，将所有反对他的官员都搜罗进去。关于东林党，可以说的话题很多，我将另写一篇文章详述，这里姑且从略。当时在朝的大臣，被称为东林党的人，级别最高的是吏部尚书赵南星。魏忠贤找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矫旨罢黜赵南星。按规矩，赵南星的继任者，必须廷推产生。所谓廷推，就是皇上钦点的几位大臣在御前提出合格人选。杨涟有资格参加廷推，但他拒绝参加，因为他认为赵南星的罢黜是阉党所为，并非熹宗本意。一心想惩治杨涟但苦于找不到理由的魏忠贤，这下终于逮到了机会，他立即假借熹宗的名义，诏斥杨涟“大不敬，无人臣之礼”。勒令致仕回乡。同时被罢官的还有吏部左侍郎陈于廷、佥都御史左光斗。

魏忠贤这种“枪打出头鸟”的做法，使京城各大衙门的正人君子遭受巨大的打击，制约他的力量几近崩溃。奸贼之所以成为奸贼，就是因为他做任何坏事都不存在道德上的障碍；小人之所以成为小人，乃是因为他做了坏事后还想做更多的坏事。将杨涟削职为民“蒸发”于政坛，并不是魏忠贤的所求，他的终极目的是彻底消灭杨涟的肉体。所以，在杨涟回到湖北应山老家的一年多时间以后，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徐大化究竟是怎样利用熊廷弼案陷害杨涟的呢？弄清这个问题，先得简单介绍一下熊廷弼案的来龙去脉。

熊廷弼是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县）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万历四十七年以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的身份，经略辽东。他在辽东任上十六个月，正值神宗、光宗相继去世，可谓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熊廷弼在这种情况下，独撑辽东危局，运筹帷幄，使虏敌不敢进犯，应该说功劳很大。但被兵科给事中姚宗文、兵部主事刘国缙与御史冯三元等人构陷，说熊廷弼一味防守不敢进攻，致使虏敌坐大。他因此被解除兵权丢了乌纱帽。谁知他离任不到二个月，接替他的人完全不懂军事，导致沈阳与辽阳失守。此情之下，朝廷只好重新取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但不同的是，辽东的十几万兵马不再统帅于他的麾下，而由辽东巡抚王化贞调度指挥。半年之后，努尔哈赤率兵进攻广宁，满肚子子曰诗云的王化贞不知如何拒敌，熊廷弼能打仗却又没有兵权。这种错位导致广宁失守，辽东官军全线溃败逃回山海关。

失掉辽东，熹宗不分青红皂白下旨将熊廷弼、王化贞两人一起处死。受尽冤屈的熊廷弼呼天不应，呼地不灵。为了保命，熊廷弼托内阁中书汪文言向魏忠贤求情，愿意送他四万两银子以求活路。魏忠贤答应了这个请求。但是，熊廷弼并非贪官，亦非巨富，一时间凑不出这笔巨款，魏忠贤认为这是熊廷弼有意诳他，决定提前执行他的死刑。

杀了熊廷弼，魏忠贤又逮捕了汪文言，要他诬陷熊廷弼曾向杨涟、左光斗等六人行贿，杨涟接受贿银的数目是二万两。汪文言虽受尽酷刑，但至死不肯陷害杨、左等人。但参与审理此案的徐大化还是弄到了汪文言的“口供画押”，然后据此上奏熹宗。

在木工车间干活的熹宗，经过魏忠贤的“洗脑”，早已认为杨涟这个顾命大臣已经蜕化变质了，成了朝廷的蛀虫了。所以，在接到徐大化的奏章后，便立即下旨往逮“党同伐异，招权纳贿”的杨涟。

汪文言拒绝诱供，受到严刑拷问时，曾大声疾呼：“世上岂有贪赃杨大洪哉！”这个杨大洪便是杨涟的别号。应山，今天改名为广水市，境内有一支雄伟的山脉，叫大洪山。杨涟为自己取的别号，盖源于此。他考中进士入仕之初，被任命为江苏常熟县的县令，在任五年，吏部考核，给予的评语是“廉吏第一”，这个“天下第一清官”的称号，可不是随便可以得来的。此后，杨涟一直以廉洁著称。所以，汪文言才有那样一句撕肝裂肺的呼喊。但是，在黑白颠倒小人猖獗的时代，事实与真理不起任何作用。秦桧的专利产品“莫须有”，到了魏忠贤手上，变得“技术含量”更高，完全可以一箭封喉。

当熹宗的诏旨下到应山，京城的缇骑日夜兼程赶到大洪山下时，据当时一些笔记文记载，杨涟泰然就逮，坐进囚车上路，老百姓将缇骑兵团团围住，几欲酿成事变。是杨涟自囚车上走下，苦劝父老乡亲让开道路。《明史杨涟传》是这样记载的：“士民数万人拥道攀号，所历村市，悉焚香建醮，祈佑涟生还。”常言道民心不可侮，通过这段文字，我们完全可以想象“钦犯”杨涟登程北上时所遇到的感人场面。

与杨涟一起被逮的另五人是：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他们都是反对魏忠贤的中坚，史称六君子。

六君子此前俱被削职，此次又被缇骑从各自家乡押解来京。他们到达北京的具体时间是：周、袁二公五月初到达北司；顾公五月二十六日到达南镇抚司，二十八日改送北镇抚司；魏公六月二十四日到南镇抚司，二十六日移交北镇抚司；杨、左二公六月二十六日到达南镇抚司，次日押送北镇抚司。

在明代，只要一提“诏狱”这两个字，人们无不为之股栗、汗涔涔下。诏狱，顾名思义，就是专门羁押钦犯的地方，一般设在锦衣卫管辖的南镇抚司与北镇抚司。南与北的关系，类似于拘留所与监狱的关系。诏狱之所以令人害怕，一则是人容易进来不容易出去；二则是这里审讯所用的刑具可谓灭绝人性。

负责审讯的是北镇抚司堂官许显纯。这许显纯是魏忠贤豢养的一条鹰犬，狠毒至极。

其实，审讯只是走过场，六君子被逮之日，魏忠贤就已定下了他们的死罪，但又不愿让他们速死。一来是要让他们多受酷刑；二来要追缴“赃银”，人一死，银子就没处讨了。

对六君子的审讯始于杨涟到案的第二天，即六月二十七日。诸君子各打四十棍，拶敲一百次，夹杠五十下。

镇抚司的刑具分五种：第一种叫械，用栗木或檀木做成，长一尺五寸，宽四寸许，中间凿两孔放手。犯人出囚室前，即械枷，使之不得逃脱。如果狱卒想杀人，会先将人犯械起，然后用头敲其头颅，人犯双手械住无法反抗。第二种叫镣，用铁铸成。我们说锒铛入狱，这锒铛就是铁镣。这铁镣长五六尺，盘在左足上，以右足受刑，人犯无法伸缩。第三种叫棍，削杨榆条为之，长约五尺。每用棍刑时，狱卒用麻绳束起人犯腰腋，绳的两头栓在石墩上，用刑开始，便有两个棍手踩住绳子两端，受刑人的腰立刻被箍死，完全无法转侧，再用一根绳捆住人犯双脚，一名壮汉拉住绳头狠命朝外拽，人犯手被械，腰被箍，脚被拴，无法动弹了，棍手便开始使棍，棍头弯曲处像小手指般长短，一棍下去，“小手指”尽入人肉，深约八九分。第四种刑具叫拶，用杨木做成。长尺余，直径约四五分，每用拶，两人扶受拶者跪起，用拶夹住受刑人十根指头，两头用麻绳揪紧，只要稍稍用劲，受刑人的手指立刻就血肉模糊。第五种叫夹棍，也是用杨木做成，二根为一套，长三尺多，离地五寸左右安置，中间贯以铁条，每根中间还安了三副拶。凡夹人，就把夹棍竖起来，让受刑人贴近捆住双脚，用绳套绑住受刑人各个活动关节，然后放平，再用硬木棍一根撑住受刑人脚的左面，使之无法挪动。又用大杠一根，长六尺，围四寸。刑手用它猛敲受刑人的足胫，只须一下，受刑人就会骨折。

诏狱中有一些专用词汇，如用刑叫比较，索命叫壁挺。夹、拶、棍、杠、敲五种刑具都用叫全刑。

六君子进了诏狱后，几乎是隔天一比较，五天一全刑。六君子入狱的被诬罪名是收受熊廷弼的贿赂，因此，“追赃”是审讯的主要目的。凡比较之日，六君子的家属都会早早儿来到刑房外守候。许显纯规定，各家凡交“赃银”，每次不得少于四百两。交足了，只用一种刑，或免刑，差额交付者，多用刑罚；不交者，用全刑。

徐大化陷害六君子，开列的贿银数目都很大。最少的是袁化中，六千两。最多的是杨涟，二万两。杨涟本出自穷人之家，虽入仕为官十九年，当上了“正部级”领导干部，但因从不受贿，仅靠俸禄生活，因此家中并无多少积蓄。北镇抚司恶吏索要“赃银”，杨家变卖所有家产，只凑了四千两。杨涟的八旬老母和妻儿数口，都搬到县城的谯楼上暂时栖身。每天既无薪柴，又无灶米，全靠乞讨或乡人救济为生。即便这种情况，恶吏催“赃”毫不心慈手软，直接放言：“要想杨涟活命，必须限期如数交齐赃银。”

杨涟在北京诏狱受刑的消息传到家乡，应山的父老乡亲为了能救下杨涟的一条命，纷纷解囊。上至士商地主，下至卖菜佣仆，都尽最大的可能捐款。但因二万两的数目太大，仓促之间难以凑齐。因此，杨涟几乎是五天经受一次全刑。到了七月四日比较之后，杨涟已须眉尽白，身上脓血如染，没有一寸完肤。其实，所追缴的“赃银”，没有一分一厘交纳国库，大头孝敬给魏忠贤，小头由许显纯作为赏钱私分了。

七月十五日，是杨涟五十四岁生日。一清早，左光斗等五位患难知己向杨涟拱手以祝。杨涟苦笑了笑，让狱卒拿来一大碗凉水咕噜咕噜吞下。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凡重创之人若生饮凉水，无异饮鸠。见众难友惊愕，杨涟说：“魏阉将我等逮入诏狱，就没有打算让我们活着出去。一旦赃银追齐之日，便是我等毙命之时。我已抱定必死之决心，喝凉水只求速死。”听这一席话，诸君无不掩面唏嘘。

这一天，许显纯受魏忠贤指示，送给杨涟的生日礼物是全刑。受刑前，杨涟将在刑房外守候的家人喊到跟前，吩咐道：“你们现在都回老家去，好生服侍太奶奶，对各位相公传我的话，再不要读书为官了，都学着种田去。”这几句话看似平淡，究其内涵可谓沉痛至极。杨涟至此已明白，如果没有熹宗的昏庸，就绝对没有魏忠贤的凶残。因此，作为顾命大臣的他，已是彻底地看透了朝政的腐败。

这天用罢全刑后，杨涟昏死数日。到了二十日这一天，杨家送饭，在菜食中杂藏金屑，此举是帮杨涟自杀，让其吞金自尽少受痛苦。可惜被狱卒检查出来，从此再不准杨涟与家人见面。

七月二十七日，杨涟与左光斗入狱满一个月，这是魏忠贤为他们划定的死期。这天中午，一狱吏偷偷对人嗟叹道：“今夜，当有三位老爷壁挺。”果然，是夜，杨涟、左光斗、周朝瑞三人被锁头叶文仲用酷刑折磨至死。锁头是明代狱卒中的一种称谓，类似于监狱长。这个叶文仲狠毒为狱卒之冠，是魏忠贤、许显纯之流最为欣赏的刽子手。

此后到九月十四日，余下袁化中、魏大中、顾大章相继死去。六君子的惨案至此毕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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