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6月21日，天津爆发了当地民众与外国教会的严重冲突事件。该教案发生后经直隶总督曾国藩办理，最终以凑数的方式杀津民20人(后实杀16人)，流放25人，府县官革职充军，给洋人赔款并派代表去法国“谢罪”而结案。对这一办理结果，时人及后世几乎众口一词，认为这是曾国藩一人所为，骂他对列强卑躬屈膝，忍心害理，枉杀无辜，治罪官员，是典型的“元凶卖国贼”。实际上在该案办理中，慈禧太后一直具体掌控着案件处置的全过程及其每一个细节，是她“一心曲全，维护和局”的态度和决定，牢牢左右着在一线处境尴尬的曾国藩。甚至在这期间，由于曾国藩在具体操作上自作主张，还曾引起过慈禧对他的严重不满，他们的君臣际会也因这些不满而彻底打上了休止符。

　　一

　　1861年8月，咸丰去世。6岁的同治继位，同治的生母、26岁的慈禧被尊为皇太后，与老实厚道且空有其名的慈安一起垂帘听政，慈禧成了事实上的“太上皇”。

　　这时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烈火正炽，严重威胁着清朝政权。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带领自己的地主武装扑灭了起义烈火，给刚执政的慈禧帮了大忙。二人的政治蜜月也从此开始：慈禧赏曾国藩紫禁城内可以骑马;赏曾国藩赴乾清宫廷臣宴，可以坐于同治皇帝座前;官衔一加再加，还将其从江南两江总督任调来京畿重地直隶省任总督，坐镇首都南大门保定。

　　可是就在曾国藩好运正处顶峰之时，厄运也开始降临。他于1869年3月5日到直隶，之后该省不仅水旱灾不止，他的身体也很快垮了下来：右眼突然失明，左眼只留微光，肝病复发，呕吐不止，继而嗜睡症、眩晕症、疲劳症都同时向他袭来。到1870年5月，已经无法坚持工作，不得已于5月21日向慈禧请病假一月。6月21日假满，身体病症仍然不见好转。遂于6月22日要求续假一月。可是就在这时一件更大的倒霉事从天而降，就在6月21日，远在270里外的天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这次教案，直接的起因是法国教会突然死亡三十多名中国儿童引起的谣言。事件的激化并酿成群体事件，则是因为法国领事丰大业几次擅自开枪所致。1870年6月21日上午，天津市民抓到一个拐卖孩子的罪犯，罪犯供出他的拐卖行为与教会一司事有关。天津地方政府让此罪犯与教会司事对质，对质结果证明此事不属实，司事离开时受到不明真相群众的谩骂。

　　这件事情本来并不大，法国领事丰大业却小题大做，要求抓人，还扬言不怕中国人，竟几次向通商大臣和知县开枪，引起民愤，被打致死。后事件扩大，发怒的民众冲进教堂打死神父2名、修女10名，又杀死法国领事2人、法国商人2名、俄国人3名，焚毁教堂6座。从而酿成了一件涉外大案。

　　就在教案发生的第二天，即6月22日，驻天津的通商大臣崇厚赶紧给慈禧上报了情况，要求快速派人来解决此案。慈禧看了崇厚的报告，一阵紧张，因为她知道这之前清王朝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已领教过西方列强的厉害。这次是在她执政期间，中国人又惹着了西方人。一边是强大的七国列强，另一边是反洋情绪积蓄已久的津民。是维持和局还是顺应民心，稍有闪失即会酿成不可收拾的巨变。

　　毕竟慈禧已有了九年执政经验，这些难题并没有难住她。她在众大臣面前，一边故意谦虚：“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一边又貌似公平地说：“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其实她心里早有主意了，那就是对洋人“息事宁人，维持和局，民心只是其次”。那么派谁去贯彻自己的意图接这个烫手的山芋呢?她想到了曾国藩，因为天津属于曾国藩的地盘。她立即取消了他的病假。

　　6月22日下午，慈禧给曾国藩发出上谕：“曾国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赏假一月，惟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与崇厚会商办理。”决定中虽有“精神如可支持”的话，但显然慈禧的态度是明确的，就是这任务曾国藩必须承担下来。

　　6月23日上午，上谕火速送往保定。

　　二

　　到直隶一年多诸事都是不顺，现在自己地盘上的天津又发了如此大案。送走宣谕圣旨的人后，曾国藩已经意识到，他遇到了有生以来最大的难题：一是极难伺候的慈禧，二是强大的西方列强，三是“好斗”的天津市民。他一连几天思绪不宁，在日记中写道：“天津洋务，十分棘手，不胜焦灼”，“熟筹不得良策”，心情“未半刻恬愉”。

　　正在天津的崇厚又给慈禧写来报告，要求先对天津地方官员“严议革职”。慈禧看了崇厚的报告，6月25日谕曾国藩：“(道员)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着先行交部分别议处，仍着曾国藩于抵津后，确切查明，严参具奏。”意思是对府、县二人进行调查，等候处理。至于对“迷拐人口匪徒及为首滋事人犯，严拿惩办，秉公办理，毋稍偏徇”。

　　崇厚在津十年，一直以在洋人面前奴颜婢膝著称，津民对其评价极低。主办曾国藩尚未到达，是非曲直也未调查，崇厚即给慈禧提出建议。曾国藩看到这封上谕，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因为道员、知府、知县都是他的下级，崇厚却直接要求对他们处分，自然心中不快。

　　6月27日，曾国藩给慈禧回信，说正在思考分析案件的关键之处，一定“力求平允”，以“不与开衅”为宗旨。虽然正患病，但“不敢因病推诿，稍可支持，即当前往”。慈禧于6月29日回信，对曾国藩进行了一番鼓励，然后就是催促他抓紧赴津，“会同崇厚悉心商办”。

　　如此巨大风暴，自己深入到中心，曾国藩估计，此去他有可能会死在天津。极度的焦虑、忧愁、矛盾，使他的眼病、眩晕、嗜睡、疲劳之症更加严重，夜间严重失眠。7月1日、2日接连两天，他索性什么也不再想，集中精力赶紧给两个儿子写下了一份面面俱到的遗嘱。然后于7月4日从保定启程，8日到达天津。曾国藩认真揣摩了十几天来慈禧的意思，必须先压住中国人这一头，也做个姿态给列强看。他一进城，就把他在路上写好的《晓谕天津士民告示》贴满了大街小巷。因为该布告对天津市民案发那天的行动进行了严厉批评，怒训津民勿再挑起事端，导致天津百姓对曾国藩非常失望，引起天津市民强烈不满。对此列强也不买账。7月19日，法国人即送来照会，要挟必须先杀掉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直隶提督陈国瑞三名官员为丰大业抵命，然后再杀其他人犯，口气十分强硬。扬言如不答应，即宣布开战，先把天津炸平，后进攻北京。

　　刚一出手，就如此被动，因极度害怕，又苦于“旁皇无计”，曾国藩竟至抱头痛哭很久。

　　三

　　关于地方官在案发中的表现，曾国藩已做调查，知道道台、知府、知县和提督等一应官员并无严重过失，而且案发时他们一直在做工作。可是，一贯曲徇洋人的崇厚，却极力坚持按洋人要求，给刑部上报治府、县之罪。自曾国藩到后，崇厚几乎天天到曾处强调自己的这一意见，希望曾国藩按照他的意见办。

　　最终，曾国藩在如此关键的时候竟做了两个非常幼稚的决定：一是为了保护两位府县官员，他擅自让他们以治病为名先离开天津，躲躲风头。让张光藻去了顺德，刘杰去了密云;二是他按照崇厚的意见，拟出了对府、县治罪的奏状，上报慈禧。曾国藩绝不会想到，这两个决定，将毁掉他一生的清名。

　　7月20日，奏状刚刚发出，曾国藩立即后悔了。他不后悔他擅自将两人放走，他后悔他不仅保护不了自己的下属，还自己提出对下属“革职治罪”，将来其他下属怎样看自己?整整一天，他都“因奏请将府、县交刑部治罪，忍心害理，愧恨之至”。陷入极大的自责之中，一下病势加剧。

　　7月21日，在病中曾国藩又给慈禧写出了整个案情的初步调查报告：《查明天津大概情形折》。曾国藩的这份长达2100字的长篇报告，首先谈了民间说教民迷拐人口、教堂对中国儿童挖眼剜心、采生配药并不是事实，也无证据，全系谣传，等于替洋人说了开脱话。但是，他也同时谈了之所以津民这样谣传，也事出有因，教堂确实有很多“致疑点”。比如，大门终年紧闭，过于秘密;且教堂地下均有地窖，密不可测;有的中国人进教会看病后，久而不还;教会收留中国孤儿，甚至连有病将死者也收，只见其入，不见其出;加之今年四五月间外界有拐卖孩子事件，正是天主教堂死人过多之时。以上种种，极易导致人们产生怀疑，这等于替天津市民也说了帮忙的话。

　　慈禧立即将曾国藩的这个《查明天津大概情形折》让内阁印发各级官员。在发抄朝野时，慈禧有意删去了曾国藩为天津市民辩护的几个“致疑点”。只印发了曾国藩替洋人洗白的话，以及对“首犯”和官员的处理态度。

　　7月23日，慈禧发来500里加急。内容是：“奏请张光藻、刘杰着即行革职治罪，已均照所请，明降谕旨宣示矣。”慈禧很聪明，既然你曾国藩要求处分你的下级，那我就同意你的要求，还进行了公布。慈禧聪明还在于，她表示同意处分府、县的同时，还说这是“为消弭衅端委曲求全”，今后不能再这样，“此后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吓之语，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总之，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曾国藩总当体察人情向背，全局统筹，使民心允服，使中外相安”。这样做慈禧就在舆论面前摘清了自己，而曾国藩偏护洋人、治罪官员的帽子就戴定了。

　　四

　　果然，该《查明天津大概情形折》一发表，朝野舆论大哗，对曾国藩一片声讨之声。这份报告成为了人们对曾国藩评价的拐点，由开始的信任、期望，一下转为愤怒、声讨。曾国藩的寓所“责问之书日数至”，他一下陷入了巨大舆论漩涡。

　　而就在此时，通商大臣崇厚几乎“每日一来行馆，力主府县议抵之说”。他还在天天找曾国藩磨，答应按法国人的要求杀掉府、县以抵命。为了防止崇厚对慈禧的影响，而导致对府、县的不利，7月26日，曾国藩赶紧给慈禧去信，信中他表决心：“臣自带兵以来，早矢效命疆场，今事虽急，病虽深，此心毫无顾畏，不肯因外国要挟，尽变常度。”还对慈禧提醒：对于洋人，决不能有求必应。说：“法使欲将三人议抵，实难再允所求，臣查府县实无大过，送交刑部，已属情轻法重。”意思是处分可以，再杀他们那就不合适了。

　　这些天来，他为听信崇厚而主动写了要求处分府、县的信，心里一直为此受着良心煎熬。在日记中几次提到“寸心负疚，寸心如焚，深为愧疚”的话。再加举国口水汪洋，声誉大损，曾国藩已不堪承载，病情迅速恶化，呕吐不止。万般无奈，他提出“请由京另派重臣，来津办理”。崇厚很高兴，赶紧就势给慈禧去信促使：曾国藩确因“触发旧疾，病势甚重”，抓紧重新派人来吧。7月27日，慈禧回了两封信。一是指示曾国藩，先用心处理教案：“即着该督坚持定见，悉心经理，用全大局。”二是按曾国藩要求和崇厚所请，决定派江苏巡抚丁日昌去津，丁到津之前先让京官工部尚书毛昶熙到津“会办”。

　　慈禧此时临阵易将，可见对曾国藩已有疏离之意。一则因为朝野舆论已经对准了曾国藩，继续用他也不利于自己的威信;二则已开始担心曾国藩不能正确理解和有效地贯彻自己的意图;三则发现曾国藩办事拖拉，在如此紧迫的情况下，还每天下围棋、看古书、写家信、会客，效率极低。

　　8月7日，慈禧来信：“(法公使)罗淑亚无理要挟，所请府县抵偿一节，万无允准之理。”“令曾国藩取具该府县等亲供，以其迅速了解。”可见慈禧并没有同意法国公使和崇厚的意见，而且对曾国藩的拖拉作风表示着急，因此再次相催，态度还算平和。

　　8月12日，慈禧再次重申：“(对洋人)非理之求，断难迁就。此时对滋事之犯按律惩办，则洋人自不至节外生枝，再归咎于府县。”这又是催促，让他抓紧处理其他罪犯。据慈禧自己说，抓紧处理滋事罪犯，她这是为了保护府县。所以，信中她还指示：天津府、县不解押来京，就在天津接受调查。

　　五

　　但是事情突然有变——直隶按察使钱鼎铭将曾国藩放走府、县的事给慈禧报告了。

　　慈禧对曾国藩办事拖拉的不满一下加大。她不允许曾国藩在案件处理过程中自行其是，也不能容忍曾国藩对她有任何轻慢和隐瞒。因此她不再顾及这位已60岁的耿耿老臣的面子，立即翻了脸。

　　8月16日，慈禧大怒，发去500里加急，怒斥曾国藩：“(闻讯)不胜诧异!张光藻、刘杰以奉旨治罪人员，即使患病属实，亦应在天津听后查办。乃该阁员等，一赴顺德，一赴密云，捏病远避，直视谕旨如弁毛，尚复成何事体!朝廷令该割员赴津，实曲示保全之意。乃皆不能体会，置身事外。曾国藩率行给假他出，实属不知缓急。若再托词远避，国法具在，岂能宽宥!”慈禧如此对曾国藩指名道姓的训斥，这还是第一次。

　　发过这次火之后，慈禧气还未消。8月19日，又发上谕：“近来内外臣工，遇事机紧急，徒事张皇，迨祸患略平，则又泄沓成风。似此因循成习，何时可冀自强?何时可平外患?”显然这都是借题发挥的无名火，也因曾国藩而起。

　　形势迅速逆转。8月21日，江苏巡抚丁日昌到津。次日慈禧发来上谕，要求丁日昌加大办案力度：“该督(丁日昌)到津后，统筹全局，次第办理，令速缉凶，详讯严办。对为首滋事及下手之人严拿务获，讯取确供，按律议抵。催取府县亲供，及早结案。”慈禧催得很紧，既给了政策，也定了调子，也交了方法，对府县也不宽容了。曾国藩实际上也就靠边站了。

　　接到慈禧批评的上谕，曾国藩傻了眼。8月26日，他赶紧给慈禧去信，对他放走府、县一事进行辩白：“该员(府、县)六月十六日撤任以后，即行请假，臣见其本无大过，故允其所请，其时尚未奏参也。”曾国藩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在解释的同时，赶紧服软表决心，说请太后放心，他一定要尽快“查拿(其他)凶犯，从严承办，以杜外患”，“理合会同江苏抚臣丁日昌具折驰报”，不再拖拉。

　　这些解释和态度，已经不足以扭转慈禧的看法，更不可能取得慈禧的谅解。感觉伤了自尊的慈禧，已经把与曾国藩的君臣际遇彻底翻过。他觉得这位封疆大吏已经十分碍眼，甚至不愿再看到他在眼前晃动。而曾国藩却老年昏聩，没有把事情看得很重，他看不到慈禧已经嫌弃自己的现实，也想不到慈禧会对自己这样一个功臣做出处置。

　　也是曾国藩命该如此，就在慈禧与曾国藩君臣政治蜜月已经结束的当口，南方传来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的消息。慈禧得到报告，立即有了主意，因为打发曾国藩的机会出现了。8月30日，慈禧果断颁下谕旨：“曾国藩着调补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着李鸿章调补。”曾国藩被调离直隶退回到江南，其所经办的津案也半途而废。

　　六

　　曾国藩以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调动。就在接到慈禧谕旨的当天，即8月30日，当即就回了个不看眉眼高低的奏折：“前在假期之驰赴天津，实因津事重大，不敢推诿。臣目病甚重，往来文件，难以细阅，幕僚拟稿，难以核改。江南庶政殷繁，若以病躯承乏，贻误必多。唯有避位让贤，吁恳另简贤能。目下津案未结，仍当暂留会办。一俟奏结后，即请开缺，安心调理。”他的要求很明确，即：一是不想去江南，怕因病耽误了那里的事务;二是强烈要求办完天津的案子再走，不愿就这样半途而废;三是办完案子后就彻底病休。在此信中，他还从天津教案实际出发，不识时务地向慈禧给天津推荐官员。

　　信发走后，曾国藩便加大了在老百姓中的“拿犯”力度。9月4日、6日，他围棋也不下了，古书也不看了，接连亲自参加了对府、县的审问。处理案件的积极性比以前还高。可是9月7日，慈禧就给曾国藩来信，口气不容通融，内容也是三条：一是必须去江南，二是天津官员选用一事不需你操心，三是可以结了天津的案子再走。最后慈禧补了一句：“毋再固辞。”

　　曾国藩接到信，心情复杂。9月9日，曾国藩又去信，信中反复谈了天津一案，最先错在洋人，至于府县，只是“临时失于弹压”，“不无可原”。至于对他们怎样处理，请慈禧“圣裁”。他为了尽量保护府、县，在做自己最后的努力。然而，曾国藩的意见已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9月13日，慈禧急令尚在陕西的李鸿章速来天津上任，而且很急迫。到这时曾国藩这才真正看出了慈禧对自己的不满，看出了对自己办案效率不高问题百出的愤怒。9月18日，曾国藩主动给慈禧去信解释此案为何进展缓慢。说此类群体事件，真凶真犯实在不好确定，冤枉乱抓，以无辜充数，问心有所不忍，所以办案速度就慢了。但最后他还是表决心，坚决执行慈禧指示，就是用变通的办法也要保证完成任务。

　　曾国藩也看出来慈禧一直在为自己放走府、县的事生气。但他为了挽回自己的失误，还是一有机会就为府、县下级说情。一连几天，他都在“幕府谈思所以救全之法，踌躇良久”。9月23日，曾国藩借上奏告知已革天津府县解送刑部日期的机会，又说了一次情：“府县本无大过，张光藻尤著循声。臣之初意，岂肯加以重咎?过听浮议，举措失直，遽将府县奏交刑部。此疏朝上，夕已悔憾。请敕刑部细核供词，从轻定议，臣亦稍释隐憾。”即说这不是他的真心，当时自己有点慌乱，上午报告请求处分府、县，下午就后悔了。“原奏”的那些府县“罪行”，千万不能作为依据，一定要重新甄别，否则自己的良心就受不了。通篇表达了哀求、忏悔、弥补的心情。

　　但慈禧却难以息怒。10月5日，怒旨：“该府县责任地方，乃于津民聚众滋事，不能设法防范，致匪徒乘机焚杀戒害多命，又未将凶犯赶紧拿获，情节较重。且该革员等于奉旨交刑部治罪后，张光藻竟敢私往顺德，刘杰亦私往密云，任意逗留，尤为藐玩。”慈禧说他们“情节较重”，再加私自外出，性质更严重。彻底否定了曾国藩“府、县无大过”的说法。

　　慈禧宣判：“张光藻、刘杰均着从重改发黑龙江效力赎罪，以示惩警。”慈禧开始本来是想将二人在天津处理，结果这下“从重”弄到黑龙江去了。曾国藩的一切努力完全落空，也再不敢说情，只有自吞苦果。

　　事虽至此，曾国藩还仍然惦着他没办完的案子。对所抓的80多人加大了审讯力度。他把审讯地点就设在了自己的住处，他在日记中写道：“敲搒之声竟日不绝。”可见对无辜百姓下手之狠。终于，他凑够了拟杀的20人。10月7日，曾国藩正式上报了他胡乱确定的这些人犯名单。也同时正式上报了请求慈禧对他“交部严加议处”的处分申请。

　　无辜凑数杀中国人的消息传出，全国舆论再次大哗，尤其天津市民义愤填膺。对曾国藩的“诟詈之声大作”，抗议信像雪片一样涌向朝廷和曾国藩住处。甚至一直把他引以为自豪的“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京城会馆中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并将名籍削去，不再承认他是湖南籍人。湖南家乡绅民更一怒砸了他的家宅。当时有副对联如此挖苦他：“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可见人们对他的愤怒。

　　可悲的是，曾国藩已经是这样的处境了，此时的慈禧对他的怒气仍然未消。1870年10月20日，曾国藩赴江南以前进京觐见慈禧时，慈禧再次对跪在前面诚惶诚恐的曾国藩怒问：“府、县前逃至顺德等处，是何居心?”曾国藩异常惊恐，回答几乎语无伦次。可见慈禧对此事是一直抓住不放的，对曾国藩的不满永远也不会化解了。

　　“天津教案”最大的输家是曾国藩，最大的赢家是慈禧，慈禧在这个过程中毫发未损，曾国藩却落了个“举国欲杀”的下场。最严重的是，他惹恼了慈禧，失去了信任。还永远承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忍心害理，悔恨之至，萃六州之铁不能铸此一错”的良心煎熬。两月后他在两江总督任上，有人报告说又有反教会群众敲署衙大门，竟然吓得他一下瘫倒在地。两年后，曾国藩在抑郁中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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