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是中日两国的天然对手，他们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在谈判中严辞交锋。可一离公务、退及幕后，两人竟惺惺相惜，从而结下了既为敌手又成知交的特殊渊源。
伊藤博文是日本第一位内阁首相，曾四次组阁。作为明治宪法之父，他还是该国第一位枢密院议长、贵族院院长。
在伊藤组阁期间，日本悍然发动了甲午战争，并一举挫败大清，自此成为东亚头号强国。而那一刻，号称大清“中兴名臣”的李鸿章则陷入人生最失意、最落寞的境地。
或许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是中日两国的天然对手，他们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在谈判中严辞交锋。可一离公务、退及幕后，两人竟惺惺相惜，从而结下了既为敌手又成知交的特殊渊源。
第一次交锋:1885年4月,中日签订《天津条约》
1885年4月，伊藤博文因朝鲜“甲申政变”，作为日本政府的全权代表，来到天津与李鸿章会谈。此次谈判达成《中日天津条约》，其核心内容是，中日均勿派员在朝教练，今后朝鲜若有变乱等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这其实赋予了日本在朝鲜享有与宗主国中国相同的权利，也为甲午战争爆发埋下了伏笔。
时年，李鸿章62岁，伊藤44岁。这是两人第一次扳手腕。看着比自己年轻18岁的对手，李鸿章多少有些感慨。
为此，他专门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秘密报告——《密陈伊藤有治国之才》，认为伊藤博文“实有治国之才”，“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应该说，李鸿章的眼光是比较敏锐的。当年12月，伊藤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兼宫内大臣，并着手制定宪法。
第二次较量: 1895年3月,中日签订《马关条约》
一晃又过了10年，当两人再次见面时，李鸿章已是古稀之龄的老人，伊藤博文也过了知命之年。更恍若隔世的是，10年前的会面，两人尚能相对平等地交锋，此番早已乾坤倒转。
1895年2月，在大清遭遇甲午战争惨败后，李鸿章受命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
对李鸿章，伊藤给予了尊重；但对清帝国，他却磨刀霍霍。尽管清庭也知道这一回割地赔款是躲不过了，让李鸿章该怎么办就看着办。李鸿章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经过拉锯式的较量，在第三次谈判后，李鸿章竟在回住处的路上遇刺，世界舆论为之哗然，日方的和谈条件才稍有收敛。
最终伊藤将中国的赔款金额由原先的3亿两白银调至2亿两，对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要求则不予让步，要求李鸿章“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李鸿章发电报请示，清庭表示同意，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3月23日，《中日马关条约》正式签订。
但私下里,两人又是另一种关系。让我们听听伊藤博文与李鸿章在条约谈判期间的聊天吧。
就大清的变法图强，伊藤说：“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
李鸿章惟有叹息：“维时闻贵大臣谈论及此，不胜钦佩。且深佩贵大臣力为变革尚俗，以至于此。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而来。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渐心有余、力不足而已。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日盛。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相论，亦有深知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者。”
伊藤道：“天道无亲，惟德是亲。贵国如愿振作，皇天在上，必能扶助贵国如愿以偿。盖天之待下民也，无所偏倚，要在各国自为耳！”
虽然各为其国，而且在那个时期，伊藤博文更极大地侵损了中华的利益，但就私交而言，他与李鸿章却相当投缘。李鸿章说：“我若居贵大臣之位，恐不能如贵大臣办事之卓有成效！”
伊藤表示：“若使贵大臣易地而处，则政绩当更有可观。”
李鸿章连称：“贵大臣之所为，皆系本大臣所愿为。然使易地而处，即知我国之难为有不可胜言者。”
伊藤说：“要使本大臣在贵国，恐不能服官也。凡在高位者都有难办之事，忌者甚多，敝国亦何独不然！”
他安慰李鸿章，甲午之败，绝非安徽人的问题（李为安徽合肥人），而是中国的问题。
第三次见面: 1898年9月,戊戌政变时,救了梁启超
应该说，随着《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伊藤博文在战略层面也不再将大清帝国作为敌人，甚至还希望它藉此变法图强。
因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虽积极“脱亚入欧”，但国内仍有不少“兴亚”主义者。他们认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西方列强是日本的主要敌人，所以应联合中国，才能对抗白种人的入侵。而日本有责任维护和协助中国，但清政府太腐败，必须将它打痛收服，再予以结盟。
伊藤博文总体上持这样的姿态，他甚至说：“中国强，日本才能强。中国好，日本才能好。”事实上，甲午战争后的近10年间，清朝知识分子不仅没有形成强烈的仇日反日情绪，反而兴起了向日本学习、借鉴的浪潮，中日关系也曾比较友好。
戊戌变法期间，清政府曾计划聘请伊藤博文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担任国策顾问。1898年9月，伊藤以私人身份访问中国，20日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
可到了第二天，戊戌政变发生，慈禧太后再次临朝“训政”，光绪皇帝被囚。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而日本公使林权助因无东京指令，不知所措。正在现场的伊藤当即表态：“那么就救他吧！救他逃往日本，如至日本，由我来照顾他。梁这位青年，对中国来说，实在是宝贵的人物。”
那些天，伊藤博文又与李鸿章见了面。此时的李鸿章垂垂老矣，年届75岁。而伊藤也已57岁，他特地前来为被捕的张荫桓求情。张荫桓由李鸿章一手栽培，甲午战争中曾作为清庭代表赴日谈判。但李鸿章后来一度失势，张荫桓却自觉翅膀硬了，竟对李有切割之意。戊戌变法时，他调任管理京师矿务、铁路总局，属于维新人士，因此政变后遭株连。伊藤的面子，李鸿章还是要买的，于是他对张荫桓施以援手。张荫桓未被斩首，从轻处理后充军新疆。
当然，也不知是否算好事，本来“戊戌六君子”应是“戊戌七君子”，张荫桓将更出名一些。拣了一命的张荫桓，只不过拖了几口气，1900年还是被杀了。
对此次中国之行，伊藤曾谈了他的感想：“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么广大的国家里，对于数千年来继承下来的文物制度、风俗习惯进行有效的改革，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要想决议改革，我认为一定要有非常英迈的君主及辅弼人物，像革命似的去彻底改革才可。”
1909年10月,伊藤博文死在中国
1909年10月，伊藤博文再次来到了中国东北，此次他已不能与李鸿章会面。
8年前即1901年9月7日， 油尽灯枯的李鸿章在代表大清与11国签订《辛丑条约》后，“痰咳不支，饮食不进”，最终留下“外修和好，内图富强”的遗愿离世。
但伊藤并没有忘记这位老对手兼老朋友，在10月23日与东三省总督锡良的奉天会谈中，他又提到了李鸿章：“我于贵国大计，用心筹划，不自今日始。溯自光绪十一年（1885年），即与李文忠（李鸿章）相见，切告以两国关系，贵国总须力图变法自强，方可共保东方之和平。披肝沥胆，力为陈说，文忠颇以为然。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又游贵国，晤见北京亲贵大老，告以亚东之大势，两国之关系，贵国极宜变法图存，方能有济。当时诸亲贵大老咸以为然，允为变法。不意未尝实行，以至于今日，我甚惜之。现在贵国方悟非变法无以图强，近年来始行新政，我甚愿贵国事事求根基稳固，政府须担责任，行政机关务求组织完备，万勿半途中止。竭力前进，犹恐或迟。我两国利害相关，贵国如能自强，则日本之幸也。”
当然，伊藤的话语并不一定坦露心声，毕竟那是典型的外交辞令。听其言，更需观其行，但历史也不再给他以考验的机会。仅仅过了3天，在戒备森严的哈尔滨车站，当伊藤走出专列检阅清军和俄军仪仗队时，从日本商民队伍中突然冲出一名朝鲜青年，向伊藤连开三枪。每一颗子弹都精确命中了，伊藤博文就这般气绝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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