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这部600多年前写就的小说影响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不为过，《三国演义》诞生后，中国人添加了3个标签：“三国控”、“英雄控”和“阴谋控”。
为什么偏偏是三国这个时代吸引人，很多人至今困惑。中国大变乱时代很多：战国、南北朝、隋朝末年、五代十国，为什么偏偏是三国这段历史妇孺皆知?
这就不得不提到3个人——身为史学家的陈寿、裴松之和身为小说家的罗贯中。陈寿搜集、记录了三国时的历史，写成一部身材骨感的好书;裴松之添加了血肉，S型身材初步成型;但小说家罗贯中的整体包装形象设计，才是全东亚为这个风华绝代的美人所倾倒的关键。
当然，三国时代确实有比其他时代更适合书写传奇的一些特点，主角们基本都是汉人，而且是单名，念起来琅琅上口，容易记忆。如果写一本《草原帝国演义》，罗贯中就要面临“阿里不哥”、“秃勃尔鲁不花”等复杂如绕口令的将官姓名，这对说书人是一个灾难。
就算抛开民族情结，这些名字也是读书人和说书人烦恼不堪的，这点听过刘兰芳老师的评书《岳飞传》就可以知道，岳家哥5个，个个好汉;金朝4员大将是哥4个，金花咕嘟、银花咕嘟、铜花咕嘟和铁花咕嘟，勇猛得要死，却能被岳家一个儿子就灭了门(大英雄都善于灭门，这些都是向罗贯中老师致敬，见《三国演义》中赵云杀韩德一家)。当明朝初年《三国志通俗演义》被当作三国时期的终极作品推出，中国人的心理和性格，都发生了微妙的改变。
从陈寿到朱熹：史书时代的三国
三国事迹能够保存下来，一个四川人功不可没，这就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陈寿是汉臣，后蜀汉亡国，跟着刘禅归晋。当时已经48岁的他开始想着写一本史书。
他到处采访当事人及后代，寻找文献资料。当时魏国和吴国的资料有《魏书》、《魏略》、《江表传》和《吴书》，对本国的国君有吹捧或者文过饰非的嫌疑。神秘主义的东西也不少，比如孙策的死法，当时传言是于吉显魂索命(其实孙策中箭破伤风就能要了他的命)，陈寿把这些东西去除掉，形成了一部比较严谨的史学作品。
《三国志》给后来的《三国演义》提供了丰富素材。曹操和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张辽的善战有谋、诸葛亮的鞠躬尽瘁，在这里体现得都不错。当然因为陈寿人在晋营，《三国志》里魏、晋被当作正统，司马懿的形象高大，司马昭弑君之事则写得含混。
刘宋时代，宋文帝看了《三国志》，认为记述太简略，就令手下的博士裴松之加注释。这是一次了不起的完善，尽管有人认为老裴太絮叨，加进去了应该舍弃的内容，但对日后的罗贯中来说，裴松之是个金矿，他增加的许多史料或者传说，给了罗贯中发挥的空间。
在唐朝时，三国故事也在民间流传，李商隐的《骄儿诗》就提到“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但这种流传仅仅停留在拿人物性格或生理缺陷来开玩笑。唐朝的民间艺术是参军戏之类的形式，类似于二人滑稽，难以表现三国时代的英雄大戏。而史书面目的《三国志》严肃难懂，无法成为流传全国的通俗作品。
怎么看待三国也是一个“历史问题”。
东晋时，习凿齿著《汉晋春秋》，大谈应该以蜀汉而不是魏晋为正统，因为这时东晋朝廷南迁，像极了刘备在四川创建蜀汉的样子，而桓温大臣专权，又让人们联想到了曹操。这种主张其实是政治需要。
北宋时主流史观又成了魏晋正统。宋太祖赵匡胤从柴家孤儿寡妇手里得到天下，这点跟曹家和司马家很像，所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当中，毫不犹豫地把魏晋写成正统。三国故事，就是一部“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战争宣传片。
朱熹的观点改变了这一切。这位南宋理学家认为正统应该属于蜀汉。朱熹的地位使得这个观点成为主流历史观。这对日后的罗贯中来说太有利了，他可以努力写蜀汉的悲情，写关羽的忠义和张飞的赤胆，写诸葛亮出祁山，写姜维的伤感无奈。
英雄们都难逃“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宿命——一部战争片就此成为了史诗片。要知道，特洛伊战争的悲剧感并不来自于谁杀了谁，而是来自于再大的英雄仍是众神手中无力的玩偶。
罗贯中：更加简单的政治观
电影院里看电影，经常能遇到一些剧透狂。这些人看完电影憋得难受，非要说出点什么才好。一旦剧透狂遇到问题妹(原谅我，这种人几乎都是女生)，那周围的观影者都将惨遭噩梦——问题妹们杀伤力最大的问题是——“这是好人还是坏人?”
对历史故事里的人发此一问同样令人尴尬：曹操是好人还是坏人，陈寿无法解释。如果从《三国志》里寻找答案，你会发现陈寿的态度根本不明显。从他对3部传的命名上看有高下，曹操是帝王本纪，先主、吴主都是传。但看对3人事迹的描写，你会发现他没有写善恶，写的是得失。
这是一种严谨的态度。司马迁写《史记》也是这样做的。他写了《项羽本纪》，和本朝高祖争夺天下的西楚霸王，是被当做一个君主描述的。项羽是一个弑君者，杀死了名义上的君主义帝。他还是一个残暴的人，杀了很多秦朝降兵，从这两点上来说他要比曹操坏许多，但仍被当作一个英雄来崇拜。对项羽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符合文人们的审美态度，但对市民阶层来说，要接受一个人又好又不好是非常困难的，人民需要的就是一个明确答案，“这是好人还是坏人?”
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那就是曹操是一个奸臣。他取舍史料时的倾向性让读者基本无需分析就能得出结论。不过老罗笔下的曹操仍然是一个英雄，到了清朝时的毛纶、毛宗岗父子俩，对罗版三国进行了改编，书名正式改成了《三国演义》，书的回目从240回缩减到120回，曹操从一个奸雄，变成了一个更流氓猥琐的奸雄。毛宗岗对心目中的坏人一概恶搞之，比如七擒孟获的时候，祝融夫人骑卷毛赤兔马出来打仗，毛宗岗评论道：“夫人胯下之物又毛又赤，可发一笑。”许褚裸衣斗马超时臂中两箭，他更奚落道：“谁教汝赤膊?”
不过毛氏父子也改掉了一些不合理的传说。比如罗本当中，曹操曾经刻了个印给关羽，刻着“寿亭侯”，关羽退了回去。曹操想了想，刻成“汉寿亭侯”，关公呵呵大笑，就收下了。在市民阶层的脑海当中，“降汉不降曹”就这样针锋相对。然而毛宗岗一考证，汉寿是地名，亭侯是级别，就像“重庆市公安局局长”一样，不可分割。
这种简单的政治观给了京剧演员极大的便利，他们大可以给曹操画一个大白脸，尽力表现他的奸诈就是了。明清两代，市井阶层要的是娱乐，而不是启发民间的思考能力。
最近有人在把被罗贯中简化的《三国演义》重新复杂起来。比如所谓三国其实说不上忠奸，三家乃是亲戚，根据《三国志》里裴松之的注，张飞曾经抢过夏侯渊(曹操本姓夏侯，夏侯渊是曹操的堂弟)的养女(其实是亲侄女)做老婆(当年她是十三四的小萝莉，张飞30多，潜伏在芒砀山，是个黑大叔)，生下的女儿成了刘禅的皇后。而曹操的儿子，最骁勇善战的曹彰，则娶了孙权的堂妹做妻子。三国说到底是一帮亲戚争权的斗争，谁赢了区别也不大，可怜庞德、姜维这样的好下属心肠太直，死得这样惨。
可以代入的英雄史诗
《三国演义》将三国故事简单化、娱乐化，也让三国故事更容易流传。和《三国志》那些讲得失的人物传记相比，《三国演义》更强调人物之间的互动，大家在同一段故事当中出没，最要紧的是，那些英雄人物变得形象丰满、可以代入了。
罗贯中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用民间思维，构思了那些一起打天下的人之间的关系：刘关张3人是最早搭伙打天下的，于是干脆让他们结拜做兄弟。赵云加入得晚，没关系，让关羽承认他的地位：“子龙久随吾兄，亦吾弟也。”
他干脆设下“五虎大将”这样的名号，让读者好好地兴奋了一下。其实历史上赵云的地位远远低于那4位，从来没有独自领军，倒是魏延算得上蜀汉倚重的将领，是集团军司令。
一个生活在底层的煤铺小学徒，听了三国书看了三国戏，也可以幻想自己是刘备，而一起学徒的李小二王小八是关羽张飞，点心铺老师傅回头可以收作黄忠，至于绸缎庄掌柜的小女儿，嗯，早晚是阿斗他娘……罗贯中的可以代入的角色关系，一下子就把这个故事盘活了。
除了满足下层人民的英雄幻想之外，官员士大夫阶级也认为此书是一本了不起的职场指南。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在衙门里看见那个讨厌的同僚，看一会儿，就逐渐发现他的脸变白了：他是可恶的曹贼，或者讨厌的于禁……
代入之后收益最大的还是满清的几任君主，萨尔浒之战时的努尔哈赤，尽力模仿的就是博望坡的诸葛亮，而皇太极使用反间计杀害袁崇焕，则来自周瑜计赚蒋干的故事。据说满人在缺少兵书的情况下，用一本《三国演义》替代，夺取了中原。
除了提供英雄幻想、政治斗争经验外，《三国演义》也为忙于处理复杂家庭关系的人提供了一些指导。比如“老丈人是女婿的噩梦”(曹操是汉献帝的老丈人)，“大舅子往往居心叵测”(孙权多次想干掉刘备)，“丈母娘是救命关键”(吴国太保护刘备)，“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曹操有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4个兄弟，刘备有关羽、张飞、赵子龙)。
这种代入风靡了600多年。金庸在《鹿鼎记》里让目不识丁的韦小宝盛赞康熙：“万岁爷运筹帷幄如诸葛之亮(“诸葛之亮”其实是左宗棠自诩，金庸这里穿越了)，小桂子忠肝义胆如关云之长”，还真是符合清廷风气——雍正皇帝的舅舅隆科多，就曾经上奏折说自己像诸葛亮一样忠诚，提到了白帝城托孤，结果皇帝很生气，因为舅舅把他比成了阿斗。隆科多从此走上了霉运，很快被抄家并饿死。而乾隆年间一位满人将领被分去做荆州将军(内地最大的将军府，有2.5万满人，是大肥缺)，哭丧着脸悲号：“荆州这地方，关老爷都守不住，我去了一定会死的!”
这种代入一直到民国还时有发生。蒋介石曾经把侯竟如的独立整编95师命名为“赵子龙师”，从这点上来看，他可能没完整读过《三国志》，只读了演义。他不知道赵子龙不长于攻坚，结果该师在塔山阻击战时，打得凶狠顽强，却始终没能夺取阵地，终于导致了东北的崩溃。三国最善于攻坚的是乐进(名字也吻合)，他应该将95师命名为“乐进师”才对。
舞台上和游戏中的三国
三国题材的戏曲和小说是平行发展的，这也是戏曲中的许多情节小说当中没有的原因。但《三国演义》出现之后，戏曲大规模地借鉴改编了这部小说。
清人入关之后，一直很重视给他们巨大帮助的三国故事。他们大量建造代表义气的关公庙，而回避抵抗异族的岳武穆。于是出现了“王爷编剧”。乾隆年间，庄恪亲王允禄组织编撰了成台的昆曲《鼎峙春秋》，他宣传皇家瑞气，写出来的戏很主流很无趣，而且昆曲柔和内敛，表现三国戏有点吃力，但这激发了宫外的戏班整理三国戏的热情。
道光五年，《长坂坡》出现在皇家的舞台上。这部戏连唱带打，忠义的赵云大战曹军83万人，7进7出。这是皇家很喜欢的一场戏——哪个皇帝不希望有赵云这样的超人将军?《甘露寺》、《黄鹤楼》这样的戏也逐渐成为宫廷的必备节目。
喜欢唱戏的安徽举人卢胜奎在同治年间开始改编《鼎峙春秋》，把它变成皮黄戏，也就是京剧。这是一次伟大的再创作，京剧《三国志》共有36本，从“刘表托孤”一直到“计取南郡”。卢胜奎认为这段故事是三国当中的精华：冲突激烈，3方的英雄都有表现，最适合搬上舞台。
36本《三国志》大概在光绪三年(1877)排成，每天晚上演一本，从冬至开始，演到腊月十四结束。腊月十五又演了一本长坂坡，十六那天大家封箱回家过年。这部大戏在当时引发了极大轰动，别说卢胜奎的“活孔明”和程长庚的“活鲁肃”，就连许褚、周仓这样的角色，都是名角在演。
《三国志》给三庆班带来巨大的声望和票房，遗憾的是，不久程长庚和卢胜奎就都去世了。连台整本的《三国志》无人再演，不过其中一些精彩本子被梨园同行继续改编演出着。
京剧三国戏的另一出色之处是刻画反派。演曹操的演员往往功力深厚，绝非无名之辈。他们既突出曹操的不义，也展示他英雄的一面。从这点上来说，陈建斌在《三国》里的演出方式根本不算是创造，最多是对前辈名家们的致敬。
除了戏台和小人书对《三国演义》的再创造之外，日本人也迷恋三国。他们热爱开发三国主题的电子游戏、三国漫画，进行对三国的严肃恶搞(三国新闻)。
三国的格斗街机游戏是很多80后的经典回忆。“主公，曹操百万大军来袭，先锋已到博望坡。”“什么……”“主公莫慌，只须派猛将前去即可。”于是五虎将(没有马超，用魏延代替)就孤身进入大军之中血战。游戏中的张飞能大口大口地咬人，而一旦骑上马，关羽会立刻取出大得不像话的青龙偃月刀。
更值得一提的，则是日本光荣公司的《三国志》系列游戏和《曹操传》。前者是忠实于历史的战略游戏，后者则是以曹操为第一人称的冒险游戏。光荣对三国的人物吃得很透，比如《曹操传》里的曹操这样阐述不杀刘备的理由：“你没觉得他跟我很像吗?他有天子的血缘，而我则在利用天子……”而《三国志》里刘备在指导新玩家的教学中会说：“这是我的城市新野，虽然很小，但是我很喜欢它。”
一些离原著较远的漫画也在小众中流行，比如《凤火燎原》;另一些漫画把三国人物全部画成女人;至于《一骑当千》，更是把整个故事全部情色化——不介绍你根本不知道中间那个胸很大的眼镜娘，叫做刘玄德。
今天的三国故事，已经远离了朱熹时代的政治影射，你可以喜欢任何一个人物：几乎每个三国名将都有自己的百度贴吧和粉丝团。他们有时候也互相倾轧，比如关羽的粉丝会说赵云只是个贴身保安，魏延的支持者认为孔明是天下第一恶人。
有一些将领拥有大量粉丝令人觉得不可思议。比如潘凤，出场一分钟就被华雄给杀了。他资质平庸，因为他的上司韩馥不了解状况，说了句“我有上将潘凤可斩华雄”，潘凤面带绝望地去迎战华雄，结果一招就倒下了。
王扶林版《三国演义》里，潘凤只有“末将遵命”和“取兵器来”两句台词。下一个镜头，就是他倒提着开山钺倒在地上，华雄在马上嚣张。
这位潘凤大人，演员表上没有扮演者的名字，混入了若干“参加演出”者里。这使网民膜拜他增添了难度。但这个潘凤，绝望的眼神、忧郁的泡泡眼、近乎神奇的平庸武功已经深刻地活在了人民心中，成了今天许多年轻人同情和喜爱的对象——他们多数刚刚步入职场，认为自己和潘凤差不多，都遇上瞎指挥的上司，人生都是“杯具”。
这600多年里，中国人、日本人根据自己的需要赋予这段故事各种各样的意义。陈建斌眼里全是权术谋略，何润东和陈好眼里就全是凄美爱情，至于那些乱世中的苍生，没人关心。
曹操曾经评价自己，说如果没有他，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描述在董卓之乱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三国演义》也说，“是非成败转头空。”遗憾的是，无论王扶林版还是高希希版的电视剧，都是讴歌战争英雄为主，更别提把战争儿戏化的吴宇森电影《赤壁》了。
其实有一个人探到了曹操的内心，感知到了那种悲凉的境界。那是日本的作曲家横山菁儿，他给动画片《三国志》写的那段主题曲《英雄的黎明》咏出了悲剧感和对苍生的悲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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