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越战经历与此前日本的对华战争颇为相似：取得了一次又一次战役的胜利，但总是无法达成政治目的。

　　越南战争落下帷幕已经四十年了，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从未结束——当1975年4月30日最后一个美军士兵在西贡的使馆楼顶乘坐直升飞机离开之后，它仍然一遍遍地被人谈论，它在世人(尤其是美国人)的心目中变成了某种象征和隐喻，其阴影仍不时浮现。它宣告了二战之后的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自此，军事手段无法解决战争带来的问题，有时甚至适得其反，战争变成了一个全社会参与的政治议题。

　　如何结束一场战争

　　这场“从未结束的战争”，对美国而言，其主要特征之一，是各种“边界”的模糊性：战场上平民与游击战士难以区分;战争的前线和后方互相渗透;没有明确的宣战，战争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了，期间很少有决定性的战斗，而只是不断升级，到最后又悄无声息地结束了。将它称为“战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误导人的，当时在越南的数十万美军士兵中有大部分从未投入战斗(据估计在任何一次战斗中，很少有5%以上的美军士兵实际参战)，倒不如说它是由无数“打了就跑”的遭遇战组成的一个政治行动。曾有评论说，越战中“美国军队并没有打一场十年之久的战争以保卫南越;然而，它却接连打了十次一年长的战争”。

　　事实证明，这种模糊性极大地影响了越战的成败。作战一方的越共游击队有着极其明确的目标，即驱逐美国人、击败南越并统一全国;但对美方而言却不那么明确。John K. Galbraith在回忆录《我们时代的生活》中说，在越战之前，“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大国，在一场战争尚在进行的时候，就对那场战争的必要性、正义性或打赢战争的可能性提出质疑。”作家Norman Mailer的著名问题道出了当时许多人的心声：“我们为什么到越南?”——这个问题迄今仍不时回荡在伊拉克、利比亚和阿富汗的上空。

　　美国当然也有自身的战略考虑，但由于它是分阶段一点点陷入越战泥潭的，因此它的目标不时在变化。它最初是根据“多米诺骨牌理论”，从全球战略出发，试图阻止意识形态对手的扩张，同时“对一个垂危的政府用人工呼吸来抢救”，但在1965年3月，助理国防部长John McNorton就已提交了一份著名的备忘录，指出美国在南越的目标是：“70%——避免一个使美国大丢脸面的失败(对我们和作为保护者的名声来讲);20%——不让南越(及其邻国)落入中国之手;10%——允许南越人民享受一种更美好、更自由的生活方式。”

　　不止美国人苦于自问“我们为什么去越南”，连南越人也困惑“你们为什么在这儿”。1961年，艾布伦中校与其越南联络官阮文茂上校聊天，阮问起美国人为何待在越南，艾布伦答，美国人想帮助越南人打败共产主义，并向越南人展示民主如何带来经济繁荣。阮听后顿了下说：“是，我理解你所说的，但是你们到底为什么要待在这里?”艾布伦重申：“我们来这里帮你们。”阮打断他说：“不，说实话，你们到底为什么要在这里?”阮的问话代表了一种当地人的视角，他们能理解一种追求帝国利益的话语，但无法理解一种声称是利他的心理，那看起来总像是伪善。

　　二战后曾任英国财政大臣的Hugh Dalton说过：“如果你身处一个不想要你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你又搞不到兵力或可能的意愿去除掉那些不想要你的人，那么，唯一能做的事情是从那里撤出来。”越战时美国的主流民意(至今如此)是：除非赢得胜利，不然就快撤。但越南之所以被称作“泥潭”，就是因为美国人虽然早就想脱身，但总是无法脱身，相反还越陷越深。开始一场战争是很容易的，但如果不知道如何结束它，那政治家是要倒霉的。

　　问题在于，美国不可能为越南倾尽所有——为了拯救一个远方的小伙伴而引发了国内国际的抗议，这值得吗?越战极大地恶化了美国的国际形象，为欧洲的反美主义添了一把火。1966年，激进者在达豪集中营的墙上涂上这样的口号：“越南就是美国的奥斯维辛。”美国国内的抗议到后来沸反盈天，令政治家们疲于应付，英国记者Robert Elegant称，“在现代历史上，战争的结果第一次不是由战场决定，而是由印刷的报纸尤其是电视屏幕决定。”这本身意味着一个现代战争的新模式：战争真正成了政治的延续，它最终往往是在政治上打不下去，而其决胜的关键也在于如何争取各方面民意的支持。

　　这样，越到后来，美国政治决策者的焦虑就越集中于如何结束(尤其是体面地结束)这场战争，只不过初期的办法是想通过轰炸北越、增兵或实施战略村庄，后期的办法则想使战争“越南化”，即通过培训越南作战人员来分担战斗任务——但正如一位美国官员所说的，这仅仅意味着“改变尸体的颜色”。当美军将领们提出通过增兵来解决问题时，约翰逊总统问了一个让他们语塞的问题：“我们派遣增援部队，敌人也会派遣，如果这样，战争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也就是说，当时想到的结束战争的办法都是军事层面的，这是对这场战争性质的错误理解。

　　越战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只交给军官们。当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William Colby说：“我认为，美国人在这里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这一错误将自始至终伴随我们在越南的岁月。这错误就是，我们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战争发生，这战争只是士兵的事情。”但这也不能全怪军人。实际上美国媒体起初一直都是支持以军事手段解决所有问题的，1969年后才开始反战。尼克松就任总统后，美国的越南政策有了显著变化，而这些变化一言以蔽之，就是在收缩战争的同时寻求政治解决。最后越战的真正终结，也并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谈判桌上以及毛泽东的书房里决定的。

位于华盛顿的越南战争阵亡将士纪念碑

　　没输掉战斗，但输了战争

　　越战早期阶段任驻越美军总司令的William Westmoreland在谈到越战时有一句著名的评语：“在整个战争中，我们从来没有输掉过一场战斗。”他坚持认为，自己领导的美军打赢了每一次战役，但文官们输掉了应有的胜利。他的困惑体现出他是一个优秀的军人，但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因而无法理解这样一件看似吊诡的事：打赢了每一次战斗，却输掉了战争。

　　越南战争是一次经典的非对称战争。北越和游击队一方，不论得到苏联和中国多少支持，要想在正规战役中直接击败美军，这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任务。1968年的溪山战役中，北越首次出动坦克部队进攻，却遭遇重大伤亡。北越部队在小规模游击战中可能是世上最好的游击队员，但在正规作战中往往缺乏作战经验，而那却是美军最拿手的。美国人在整个越战中最苦恼的一点在于：对手基本上始终不按美军所期望的那样出牌。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什么方式发动进攻，这一主动权基本掌握在北越游击队手中。美国军事机器的强大威力毋庸置疑，但双方的打法却正如毛泽东所阐述的游击战争真谛：“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在越战中，美军执行的消耗战也是正规军的打法，但这在二战中对付德国、日本效果明显，对北越游击队却显得像是“大象同蚊子搏斗”。双方根本不是一场对抗战，如果要拼军需消耗，北越全无胜算。据五角大楼的数字：自1969年起美国军队每个月消耗的军需品为128，400吨，炮弹75，600吨，而北越直至1972年每月军需品和炮弹消费总和不足1000吨，也即还不到美国人的1%。当时美国空军认为，要将北越炸回石器时代才能打赢战争，对此助理国务卿William Bundy答：“或许，他们已经在石器时代了。”

　　这场战争体现出美国的决策者身上那种强烈的工具理性：他们偏好将战争分解为一个个具体的问题，从技术层面去考虑问题并判定得失。虽然一些将领们强烈认为，要打就要大打出手，最好将北越夷为平地，但具体到最后，都是明确按战术计划进行的。这有时就导致战术和战略上的严重脱节。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1962年曾说：“我们掌握的各种定量分析数据都表明，我们正在赢得这场战争。”有人嘲讽道：“但是，东南亚的一些因素是不能被定量分析的。”依靠理论、统计、数据来对这场战争作出判断和决策，有时反而离战场上的真相甚远。美军当时最先进的自动步枪M16号称能在500码外击中并穿透头盔，但这种枪是在完美的理论假定而生产出来的，几乎没考虑到丛林战争的因素，其枪栓一遇到沙粒、铁锈就难以运作，而美军士兵也根本用不着那么远的射程，因为95%的情况下他们遇到的对手都在300码以内。在实战中，这种号称世界一流的步枪还不如游击队手中的中国制56式步枪好使。

　　美国对越战的理解是有限战争，但对北越而言，为了达到全国统一的目标，却是几乎没有任何限制的。如果说北越耗不起军需物资，那么美国人耗不起时间——不可能在越南一直呆下去。和以往的一战或二战不同，越战中没有决战。看起来每一次战斗都赢了，但情况反反复复，总也无法好转，类似的“里程碑”出现了很多次，战争却总也结束不了。这样的状态马基雅维利在《君王论》中早已指出：“你占领那块地盘后发现被你伤害的人中到处都是敌人，你无法保持与帮助你实现占领的人们的友谊，因为你不能满足他们的期望……正因如此，不论你的军队有多么强大，要占领一个省，你总是需要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

　　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的越战经历与此前日本的对华战争颇为相似：取得了一次又一次战役的胜利，但总是无法达成政治目的;对手看起来不强，但始终不肯求和，扶持的当地政权又不得民心，于是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美国早先的历史上并非没有相似的经验。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军平定菲律宾的行动旷日持久地打了八年，耗费了巨大兵力，战死者比击败西班牙时多了4倍。以至于支持扩张的老罗斯福总统不得不承认，这“成了我们致命的弱点，是造成目前……局势充满危险的全部症结所在”。甚至到1909年，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它已结束很久之后，美国陆军一位高级军官在家书中仍这样写道：“我们已经建立了文官政府，尽管可以这么说，但是所有人在一切场合手里都会拿着武器，甚至在海里洗澡时也不例外……文官政府是安抚国内情绪的一个闹剧，离开了军事力量它一分钟也维持不下去。”

越南战争中的美军制服装备

　　相比起半个多世纪前的菲律宾人，美国在越南遇到的对手要老练和强大得多，而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也复杂得多。的确，在每一场战斗的战场上，美国人不会被打败，但他们即使再待下去也不可能赢，到最后他们会发觉，即便一个糟糕的结局，也比这样一直僵持着看不到结局要好，因为那至少是解脱。

　　越南战争之后，一场战争如果不能在政治上赢得胜利，已变得毫无意义。由于美国军事机器对任何潜在敌人的悬殊优势，可预期的几乎每一次战争都将是非对称的。可以说，越战是这些战争的原型。按照一种广为接受的观点，美军直到打赢了1991年的海湾战争，才算治好了“越战创伤后遗症”，但前些年在阿富汗稍显久拖不决的形式，美国媒体便立刻开始揣测阿富汗是否会变成“奥巴马的越南”。不夸张地说，近四十年来美国在每一次战争中的政治决策和军事变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为了避免越战那样的结局。然而时至今日，在开战后赢得民心的战争，始终比坦克机枪进行的战斗难打得多了。

《时代》封面上的麦克拉马纳，他在越战期间的行为颇具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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