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是在建安元年之末离开北海去朝中任职的。来到许都,他先是做将作大匠,后迁九卿之一的少府。起初他与曹操的关系还算不错,曾有诗赞操“从洛到许巍巍,曹公辅国无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孔融发现曹操已将献帝架空,特别是建安五年那场宫廷血案之后,两人的关系便急遽恶化。最令曹操不能容忍的,也许是关于“酒禁”的争论。最终,“曹操杀太中大夫孔融,夷其族”。
三番五次嘲讽曹操 孔融曹操关系恶化
孔融与曹操关系恶化的表现,比如孔融曾上过一篇《宜准古王畿(jī)之制》的表文,主张“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意即京都周围,千里以内的地方须归朝廷直接管辖。其目的非常清楚,那便是尊崇献帝,扩大汉室实权,限制曹操势力之膨胀。须知曹操当时正封着“吴平侯”,而武平属陈郡,距许都仅三百里左右。曹操读过这份表文一定会想:孔融岂不是要我徙封搬家,到边远地方去享受食邑吗?……
建安九年八月,曹操决漳河之水攻克邺城。冀州秩序尚未安定,其大公子曹丕便急不可耐地闯进袁氏内宅,对袁熙的美妻甄氏动手动脚。曹操听到消息不仅不予以阻止,反倒亲派车仗为丕迎娶甄氏。此事传扬开来,士大夫多所诟病,但都敢怒而不敢言。而唯独孔融,按捺不住怒火,竟给曹操写去一信。信中有句“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说得没头没脑,曹操莫解其意。待数日后,操与融路上相遇,遂借机请教:“武王以妲己赐周公之句,未知出何经典?”孔融便呵呵一笑:“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曹操这才晓得孔融是用自造的“典故”嘲讽了自己。
还有一次,曹操亲率大军北征乌桓,凯旋途中“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写出了千古不朽的诗篇。是时文武百僚远出接驾,能赋善诗者更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而唯独孔融,此刻却给曹丞相呈上一函。曹操原以为这也是歌功颂德的诗赋呢,岂料展开一看,却写着:“大将军远征,萧条海外。昔肃慎不供楛(hù)矢,丁零盗苏武牛羊,可并案也。”曹操当然明白信里的意思,无非讽刺他穷兵黩武,劳民伤财,就像古代肃慎氏不向周武王贡献楛木箭、苏武在北海边牧羊时丁零国民偷窃他的牛羊似的。(此等草芥小事,怎值得大动干戈!)
粮食短缺,曹操禁酒遭到孔融反对
据《后汉书·孔融传》说:建安年间,因天灾和战争造成粮食短缺,曹操“表制酒禁”,而孔融反对禁酒,“频书争之”。这里说的“书争”,就是用书信的方式展开辩论。且请看孔融传世的《与曹丞相论酒禁书》:
“夫酒之为德久矣。故先哲王,类帝禋(yīn)宗,和神定人,以齐万国,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尧不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斛,无以堪上圣。樊哙解卮鸿门,非豚肩钟酒,无以奋其怒;赵之厮养、东迎其王,非饮卮酒,无以激其气。高祖非醉斩白蛇,无以畅其灵;景帝非醉幸唐姬,无以开中兴;袁盎非醇醪之力,无以脱其命;定国不酣饮一斛,无以决其法。故郦生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屈原不酺(pú)醩(zāo)歠(chuò)醴(lǐ),取困于楚。由是观之,酒何负于政哉!”
这封“书”气势恢宏,言词激烈。起题即提出“酒之为德”,随之对准曹操所持有的“酒之为祸”的观点,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辩驳。他说:天上有“酒星”,地下有“酒泉”,人间有“旨酒”,可见酒于天、地、人,皆重要无比不可或缺。且让我们看看历史上那些伟大的人物吧:如果尧帝没有饮过千钟酒,那他就不可能建立太平社会;如果孔子不能饮百斛酒,那他就不可以被称作圣人的。再说樊哙,如果没有豚肩和酒,他就不会在鸿门宴上奋起舞剑;义士们私养“赵氏孤儿”,后来让他坐上王位,全仗那一卮酒所激起的雄气。而汉高祖若不醉酒,就没法斩杀白蛇开创一代帝业;汉景帝若不醉“幸”唐姬,也就谈不上什么中兴;再说袁盎(即爰盎)呢,若没有醇酒的力量,他肯定不能逃脱性命;于定国若没有一斛的酒量,大概也无法清醒正确地断案执法。所以说,高阳酒徒郦食其著功汉朝,全都是他能饮酒的缘故;相反的,屈原不能饮酒,方使他在楚国遭遇窘困。由此看来,酒啊,它是不可以为政治上的错误担负罪名的呢!……
曹操收到这封“论酒禁书”,当然要予以回答。今天我们已无缘一睹曹操的回信,但却能有幸读到孔融的“再答”。在“再答”中孔融说道:
“昨承训答。陈二代之祸,及众人之败,以酒亡者,实如来诲。虽然,徐偃王行仁义而亡,今令不绝仁义;燕哙以让失社稷,今令不禁谦退;鲁因儒而损,今令不弃文学;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断婚姻。而将酒独急者,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
如果说孔融的第一封书信,其文字还能让曹操当“花枪”来欣赏的话,《再答》的文字却如蘸了毒液的利剑,一下子就刺中了曹操的命门。且看:“而将酒独急着,疑但惜谷耳。”说得没错,曹操之所以禁酒,就是为节约粮食,用于战争。但这话谁都不能讲,因为严格说来,这似乎牵扯到了“军事机密”。若干年后,杨修也正是因“鸡肋”为口令而猜到了曹操的意图,结果被曹操斩首示众的。于是曹操先让御史大夫郗虑向孔融发难,“以微法奏免融官”。
过了一年多,孔融复拜太中大夫。其虽处“闲职”,却未收敛锋芒,而是高调处世,让“宾客日盈其门”;并且他还沾沾自喜曰:“座上客恒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这分明就是向曹操的挑战。更有甚者,兴之所至,他总要想起被王允砍了脑壳的蔡邕(即蔡文姬之父)。鉴于斯人已去,无法再生,他竟别出机杼,找了一个与蔡邕面目酷肖的“虎贲士”(即卫士),让其穿上蔡邕生前常穿的衣服,然后入席参加酒会……如此怪谲之举让曹操愈加不快,从而下定了除掉他的决心。
于是在《后汉书·孝贤帝纪》里,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句话:“建安十三年八月壬子,曹操杀太中大夫孔融,夷其族。”
关于孔融之死,《后汉书·孔融传》还说:融有一子一女,“女年七岁,男年九岁,以其幼弱得全,寄他舍。二子方弈棋,融被收而不动。左右曰:‘父执而不起,何也?’答曰:‘安得巢毁而卵不破乎!’”但故事到此并未结束。《后汉书》接着说:在孔融的孩子们寄居的那户人家,主人有吃剩的肉汁,男孩因又急又渴,很想饮一点肉汁,却不料女孩,就是他的妹妹,竟呵斥道:“你知道我们还能活多久?难道你还想尝尝肉的滋味吗?”于是那男孩不得已“号泣而止”。没过多久,就有人将孔融子女的事情报告曹操。操颇感震惊。震惊之余,他决定斩草除根,不留后患。遂将只杀孔融一人,改变为“灭其族”。
孔融“罪状”被说成不忠不孝
说到这里,孔融的故事应该彻底结束了吧?但很遗憾,仍没有。因为孔融的“死因”是一个很大的谜团,这牵扯到犯人的“罪状”问题。史书上闪闪烁烁,似藏又露,令人费解。有论者认为,孔融是因为反对禁酒而被灭族的,但有意思的是,“罪状”里却压根没提一个“酒”字。在《后汉书·孔融传》里,倒是有着这样的记载:曹操既积嫌忌,而郗虑复构成其罪,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见王室不静,而召合徒众,预规不轨,云:‘我大圣之后,而见灭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于孙权使语,谤讪朝廷。又融为九列,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宫掖。又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中,出则立矣’。既而与衡更相赞扬,衡谓容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颜回复生’。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下狱弃市。时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诛。
这就是说,由路粹(这也是大文人,但论“文名”不及孔融,亦不在“建安七子”之列)整理的罪状,所列举的孔融之罪共有四条,其中最重的是一、四两条。其一:孔融在北海任职期间,曾经有“召合徒众”谋反汉朝的言行。其所谓的“卯金刀”,指的就是“卯金刀”所组成的繁体汉字“劉”(刘)。该条“罪状”的意思是,“孔融认为他乃孔圣之后,天意欲令孔氏取代刘家天下”云云。但这话一听就叫人发哂,因为它绝对不像孔文举所说的话,倒颇像“黄巾贼”的口吻。其四,单就“子之于母”、“父之于子”的关系,在哲学的意义上讲孔融和祢衡都没有错。曹操自然也读过几本古书,他不会不晓得孔、祢之论仅只是“理论”上的探讨而已。王充在《论衡》里就曾说过类似的话:“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然而曹操一定要将其列为罪状,原因无它,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魏、晋以孝治天下”,而孝,有时看得比忠都重要。孔融实际上就是魏国创建者曹操以“孝”杀人的第一例。于是荒谬而滑稽的事情发生了:一个罪犯,不是在其生前被告知他触犯了哪条律法,而是在死后“接”到了如上那份“罪状”。其实这“罪状”压根就不是为孔融写的,说到家,它无非是安抚那些为孔融抱不平的人罢了。
这一次曹操做得相当老道。他首先授意路粹写了一封检举信——就是上面的“书奏”。该“书奏”中所列之孔融四罪,不仅无一字与曹操或禁酒相关,而且桩桩件件都涉及到了“忠”、“孝”二字。须知古人特别是士大夫阶层最为重视的便是忠孝,而国家法律以最重刑罚所捍卫的亦是忠孝。抓住了犯人的不忠不孝,那就是击中了蛇的“七寸”。所以这份新版的检举信应该说相当精彩。
但“精彩”者不唯如此,还有后来的“宣判书”,即以国家名义向全国军民所颁发的“文告”。且看《魏书.崔琰传》注引的《魏氏春秋》:“融有高名清才,世多哀之。太祖(曹操)惧远近之议也,乃令曰:‘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采其虚名,少于核实……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礼,虽肆市朝,犹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诸军将校椽属,皆使闻见。”此“文告”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孔融之罪乃“违反天道,败伦乱礼”;二是所颁发的范围重在军队(“诸军将校椽属”),而非郡县。看来曹操之“惧”,主要在乎军人。
然而,纵使曹操苦心孤诣,在杀掉孔融后作了一系列补救性措施,而他也自认为这些措施天衣无缝,会将他的罪恶包藏得严严实实;但这毫无作用。事实上在他所建立的魏国灭亡不久,敢说话的史家就开始怀疑,孔融之死该是他得罪了曹操的缘故。而社会发展到宋代,有一位气质秉性与孔融差不多的大文豪,就是苏轼,对于孔融之悲剧痛心疾首,对曹操之卑劣则恨得咬牙切齿。他写过一首《孔北海赞》:“文举在天,虽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视公如龙,视操如鬼。”(《东坡集》卷三十)
鲁迅先生在《而已集》中对孔融事件亦有很长一段评论。先生在揭露了曹操杀孔融是因其“专喜和曹操捣乱”之后,再以他特有的幽默说道:“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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