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8日，星期天，傍晚，中国驻古巴大使王幼平正准备离开办公室，使馆接待员忽然通知他说，卡斯特罗和一位古共中央书记已经从正门进入了大使馆。

　　王大使立即通知厨师准备晚餐，当他匆匆赶到会客室时，卡斯特罗已经在那儿了。他对王大使说：今天是星期天，我想吃顿中餐。

　　从1960年底中国和古巴建立外交关系到1964年底，卡斯特罗兄弟、格瓦拉和其他古巴领导人把中国大使馆当作了他们的特别餐馆，经常不请自来。本来哈瓦那的中国城有大量的好餐馆，但古巴革命后的国有化和食品的配给很快就让它们关门了。为了让这些客人吃到正宗的中餐，中方从北京的全聚德烤鸭店和黑龙江饭店选派了两名厨师到哈瓦那。

　　这些饭局有时从傍晚延续到深夜甚至黎明。卡斯特罗在游击生涯中养成了昼伏夜出的习惯，他常常把这些饭局变成自己长篇大论的场合。但1964年10月那天他的造访有一个特别的背景:三天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被政变赶下台;两天前，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卡斯特罗首先向中国人祝贺，说中国有了原子弹，世界革命的力量更强大了。然后他说赫鲁晓夫下台了，他是中国和苏联不和的根源，现在他走了，中国和苏联没有理由再进行论战，而是应该和好，共同对付美国。他明确告诉中国大使:请把我的意见转告你们的领导人。

卡斯特罗

　　中苏1963年开始正式论战后，夹在中间的古巴日子很不好过。卡斯特罗既要苏联的援助，也要中国的大米，此外他还有世界革命的通盘打算。所以他抓住赫鲁晓夫下台和中国爆炸原子弹这个天赐良机，向中国领导人昭示国际共运的大义。

　　卡斯特罗发起系列行动，想要让中苏停止冷战，使国际共运大团结对付美国。但他不理解的是，在一定意义上，国际共运内部的冲突要比东西方之间的矛盾更难以调和。他的努力不但没有收到任何成效，反而加快了这个阵营的分化，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北京和哈瓦那的公开分裂和格瓦拉的被逼出走。

　　中国领导人接到了古巴使馆发来的消息，但却没有回应。一个月后，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召集了拉美共产党领导人会议，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一是要求国际共产党阵营立即停止论战，二是谴责拉美共产党阵营内的任何派别活动，不管这种活动打的是什么旗号。这两条中，第一条明显说的是中苏论战，第二条是针对中国在拉美共产党和左派阵营内寻找自己的同情者和扩展自己的影响。

　　开了这个会后，卡斯特罗马上组织了一个由九个拉美共产党组成的代表团，由古共书记罗德里格兹带领，前往莫斯科和北京做说客。1964年12月间，在北京，代表团见到了毛泽东。当时，中国方面没有公布这次会见。根据近年来有限披露的材料，代表团在中国空手而归，罗德里格兹非常沮丧。但一个源于与会的委内瑞拉共产党代表的信息，披露了代表团和毛泽东会面时双方言语冲突的情况。

　　会面中，毛泽东对古巴党的立场非常不满。他说古巴党害怕帝国主义和核武器这两个妖魔，它对这两个妖魔的恐惧导致了它对第三个妖魔的妥协，这第三个妖魔就是苏联修正主义。毛泽东这里明显指的是古巴导弹危机。当时乌拉圭共产党代表试图打断毛的话，毛震怒了，说：“我代表六亿五千万人讲话，你才代表多少?”

　　拉美共产党代表团秘访中国失败后不久，1965年2月2日到9日，格瓦拉突然访问中国。当时格瓦拉正在北非访问，同时出席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亚非国家经济会议，他是应卡斯特罗的要求中断访问飞赴北京的，同时前来北京的还有从哈瓦那赶来的古共的两个政治局委员。格瓦拉的这次访问，是卡斯特罗在中苏之间做说客的最后一次努力。

　　卡斯特罗选择格瓦拉，是因为他认为中国人欣赏格瓦拉。但对于格瓦拉本人来说，这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在60年代初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论战中，格瓦拉站在中国一边，认为中国的公社制度和强调革命精神代表了共产主义，而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他甚至把苏联变修的根子挖到了列宁，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在他刚刚参加的亚非经济会议上，他说苏联向亚非拉国家提供援助时还要附上账单，这和资本主义没有区别。

　　古巴经济在革命两年后就严重下降，党内受苏联经济改革的影响，当时也有一场经济问题的论战，围绕着是否允许一定程度的市场调节、企业自主权和按劳分配这些问题。格瓦拉是国家银行行长和工业部长，极左派的代表，他主张用义务劳动和社会军事化来维护革命的纯洁性。

　　格瓦拉1960年11月时曾经访问过中国，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那次访问对于古巴来说非常成功，正在承受严重经济困难的中方，除了答应每年用大米交换起码五十万吨古巴糖，还允诺在五年内向古巴提供六千万美元的长期无息贷款。周恩来后来对古巴方面说这笔贷款到期如果还不出可以推迟再推迟。格瓦拉在古巴一再称赞这种慷慨，说这等于是不要还，这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

　　但1965年2月格瓦拉对中国的访问却是在阴影下度过的。要他说服中国和苏联和好，这本来就是违背他的意志的，他不过是奉命行事罢了。中方也清楚他的任务，所以这次他没有见到毛泽东，刘少奇和邓小平见了他。历史的吊诡是：两年后，当他因发动拉美革命而兵败被俘死于玻利维亚时，刘和邓在中国已经被当作是走资派甚至中国的赫鲁晓夫被打倒了。据参加接待的中联部干部回忆，格瓦拉那次在华期间面容始终严肃，拒绝了中方安排的外出参观，好像就是在等访问走过场。

　　格瓦拉那次访华和他使命的失败，与他一个多月后从古巴政治中消失有直接联系。他的亲华反苏立场早已让他成了苏联和古巴关系中的绊脚石，这一点他自己心里非常清楚。那两个从哈瓦那飞往北京的古共政治局委员其实是去监视他和中国人的会谈的。格瓦拉在中国待了7天，也是为了等待去北越访问，原来已经安排好了，但胡志明突然前往北越使馆，以安全原因为借口取消了他的访问。这也表现了中苏分裂下国际共运对他这个敏感人物的两难态度。

　　卡斯特罗虽然想撮合中苏，但由于苏联经济和军事实力远超中国，如果迫不得已只能在中苏之间选一家，那只能选苏联。为了避免这样的摊牌，他做出了很大努力。当中方不但不领情，反而对这样的撮合毫不理睬时，他那自封的拉美革命领导人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同时来自苏联方面的压力增大了，尤其在格瓦拉问题上，苏联不能容忍古巴一方面接受大量援助和军事保护，同时却放任自己的领导人如此公开批判苏联。此外，古巴党内在中苏分裂问题上的争论也使得他下最后的决心。

　　出使中国的任务失败后，格瓦拉回到哈瓦那，低调地过了一个多月，然后就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他的名字重现世界报端，是两年多以后在玻利维亚兵败被杀。格瓦拉的出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被迫出走，和古巴在中苏分裂中的处境又有什么关系?中国驻古巴大使王幼平的回忆可以提供一个重要参考。

　　王大使说，从1964年6月到1965年3月，他在各种场合下九次见到格瓦拉，最后一次是在1965年3月26日，那是格瓦拉以工业部长身份接见中国纺织代表团，王以大使身份陪同。格瓦拉只和代表团象征性地谈了很短时间，但却把中国大使留下来，在他办公室里作了长谈，这是有点出格的。王大使说，从种种迹象判断，格瓦拉当时在古巴领导层中的处境已经很困难，但他从来没有对中国外交官披露过任何内情。那次最后的会见中他只是夸奖中国文化和历史，只字不提政治。最后他告诉王大使自己很快就要到古巴东部地区去，可能会消失一阵。

　　多年后，王大使说他忽然明白那天格瓦拉其实是在自己已经很困难的情况下，找了一个不会引起怀疑的机会和中国大使见面，以那种方式含蓄地向他和中国人告别。作为中国大使，自己成了格瓦拉接见的最后一个外国使节，这是格瓦拉的特意安排。

　　卡斯特罗和中国摊牌

　　就在格瓦拉和中国大使会面前十多天，3月13日，卡斯特罗在一个重要的历史纪念日的讲话中第一次批评中国，虽然并没有点中国的名。他说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充满了“拜占庭式的争论”(即无事生非、小题大做的论争)，有人在古巴散布自己国家的宣传品，挑拨离间，鼓动分裂。他指的是中国在古巴向党政干部寄送中苏论战的宣传材料。他强调古巴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有自己的看法，不会接受外来的观点。苏联《真理报》很快就转载了卡斯特罗的讲话。不久，劳尔·卡斯特罗在公开讲话中反驳认为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观点，这明显指的是中国。

　　中古关系此后急转直下。9月15日，就在中国大使回国述职、想面陈中央领导寻求改善中古关系的时候，卡斯特罗和古巴总统多铁戈斯突然召见中国驻古代办。他们板着脸，把中方寄到古巴党政干部家中的宣传材料堆在桌子上。卡斯特罗说中国方面不顾古巴的三令五申，继续在古巴散布自己的观点，挑动古巴党内矛盾，这是比美帝国主义更为恶劣的行径。

　　卡斯特罗把中国和美帝国主义相提并论，这当然是中共方面无法接受的。但中方并没有把这场争论公开。毛泽东当时就中古关系有过这么三点指示：第一是“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意思是说苏联才是争论的对象，古巴还轮不上。第二是“死马当作活马医”，意思是尽量挽回。第三是古巴方面如果不公开争论，中方也保持沉默。

　　那年11月，中古开始了下一年的经贸会谈。大米一直是中方向古巴提供的主要物资，古巴向中方提出：出口25万吨大米。中方过去一直是有求必应，但这次说由于国内经济困难，这个数字难以保证。会谈在这个问题上卡了壳，谈了一个多月都没有进展。这就是中古关系史上的“大米事件”。

　　就在中古经贸谈判还在继续的时候，1966年1月2日，在古巴革命胜利纪念日的群众大会上，卡斯特罗公开点名批判中国。在展示了新近从苏联得到的坦克和战斗机后，他说古巴革命现在除了美帝和叛逃到迈阿密的古巴“蛆虫”以外，又有了一个新的敌人:中国用减少大米出口来讹诈古巴，加入了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封锁。2月6日，卡斯特罗在另一个群众大会上详细介绍了中国在古巴散发宣传材料和接触党政干部的情况，说中国干涉古巴内政，挑动党内矛盾。

　　对于卡斯特罗的公开批判，中国方面先是由外贸部发言人作了回应，后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中方说自己虽然一直尽量保证满足古巴的需求，但从来没有同意按照古巴方面的要求供应大米，古巴的经济困难怪不到中国头上。相反，中国方面早就向古巴建议实行粮食自给自足，但古巴不听，要按照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分工”去干，用蔗糖换大米，至今不能摆脱殖民地时期造成的单一经济的格局。至于中国方面在古巴散发宣传材料，《人民日报》说，古巴领导人为什么对自己的人民如此缺乏信心呢?

　　3月13日，在另一次群众大会上，卡斯特罗说中国用削减大米出口向古巴发动了“经济侵略”，要是中国大使馆再在古巴散发材料，“我们就要让他们尝尝我们给美国人尝过的滋味。”他甚至就中国当时盛行的把毛泽东比作红太阳的个人崇拜嘲笑说：“那个人应该去读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就是太阳，时间长了也是会熄灭的!”

　　对卡斯特罗的这次演说，中国方面没有再理会。中古关系从那以后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对立和冷淡，一直到90年代初，由于苏联阵营的瓦解，卡斯特罗要寻找新的国际支持者才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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